祖父的两次出走

1

我们家里，祖母才是那个起决定作用的人，她不仅可以决定一日三餐吃什么，还能对出门在外的家人发出召唤，让他们回家，或者寄钱回家。她把儿子、媳妇都赶到外地去打工赚钱，去宁波、杭州，或更远一些的上海，总之离家越远越好，只允许祖父去三公里之外的集市，还生怕他走丢、被骗，回不了家。

“快去看看，你爷爷到哪儿了？”

“这个糟老头，不会迷路了、饿晕了、被人拐走了吧？”

每次祖父光顾集市的日子，祖母便失魂落魄，坐卧不安，好像有人要拿石块砸她脑袋。如果到了午后，祖父还没返回，她就让我饿着肚子站在村口烈焰下苦等，她自己则站到院门外等。

赶集回家的祖父，就像一个凯旋的君王，带着满满当当的“战利品”，笑眯眯地分给祖母和我。它们可都是他用青菜、白菜、茄子和胡萝卜等物，一样样换来的。

有一次，他给祖母带回一顶绒线帽、一双胶鞋、两斤姜汁红糖，给我的礼物则是三只橙黄色的鸭梨，它们被装在搪瓷痰盂里——一个圆形、低矮的敞口容器，周身画着鸳鸯戏水的图案，我在邻居家的床底下见过。

他从那个东西里小心翼翼地掏出鸭梨递给我，笑眯眯地看着我。

“这个梨啊，又甜又脆，可好吃啦。”

“听说是从山东阳信那边运过来的。”

——我没有说话，也听不清他的话，只紧盯着他手里端着的搪瓷痰盂。我的手伸出去，又缩回来。那个红白相间的痰盂太刺目了，它明明是崭新的……新的。我磨磨蹭蹭，对那只橙黄色的梨怀着忌惮之心，不敢伸手去接。祖父搞不明白我在想什么，祖母气得要拿荆条抽我。那次，我或许吃了那只鸭梨，或许并没有。以后每次看到祖父从集市带回的水果，我总想起那只红白相间的痰盂，心里感到莫名的慌乱。

那时候，家里鲜有零食，水果更是稀罕物。村子里虽然有橘树、文旦树、梅树、枇杷树——那些树上结的果子却青涩无比，寥寥无几，连鸟雀也不愿多啄几嘴。至于苹果树、芒果树、龙眼树，我们见也没见过，甚至不知香蕉是挂在树枝上，还是像西瓜那样匍匐在地上。

有一次，祖父竟然说他吃过一种红皮香蕉，皮是红色的，里面的肉是白色的。很香，很好吃，带着一种淡淡的兰花香味。苹果有苹果的味，草莓有草莓的味——香蕉怎么会是兰花的味呢？我和祖母都不信。我问他在哪里吃到，多少钱一斤？他嗫嚅着，抓耳挠腮，有些难堪，有些不知所措，好似被触到痛处。

祖母连忙朝我摆手，示意我别再问下去了。

可我仍然不依不饶。

“这么说，你老人家一定是在梦里吃到的喽。”

“哈哈哈，肯定是的。”

……

这世上怎么会有红色的香蕉呢？直到很多年后，我在南方一家大型超市里看见那种红皮香蕉，它硬得像铁，颜色接近板栗的栗子色，乍一看还以为坏掉了。

某个祭祀后的夜里，一顿饱餐后，我们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看屋顶“天窗”上漏下的星光，听鼠类在房梁上奔窜。就在似睡似醒之间，红皮香蕉再次从祖父嘴里一点点吐露出来，带着一股异域的芳香，却被那时候的我们误以为是醉汉的胡言乱语。

关于神秘的红皮香蕉，除了红色、甜、带兰花味，祖父倒也没有多余的话。他害怕说出那些话，它们会将往事连根拔起，让他无立锥之地。

祖父曾做过小兵的事还是后来海峡两岸开放探亲时，被人抖搂出来。那个人是这么说的，如果我的祖父现在还在台湾（也不想想如果祖父不是现在的祖父，还会有我们这一家子的存在吗？）那么我们全家每个人都可以得到金子，至少是一枚金戒指。村里有人的舅舅当年去了台湾，此番回来探亲就送给每个人一样金器，连出嫁的女儿都得到一枚金戒指。

遗憾的是，祖父当年从那里回来了。

他，居然是，逃回来的！

从那么远的台湾！

我无法想象大字不识一个的人如何千里迢迢、舟车劳顿，顺利跨过大海，回到故乡。他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一路上只喝海水，只吃带兰花味的红皮香蕉？

2

多少年过去，我一直不敢相信这个咋呼、冒失，既不灵活也不机智的老头会与冒险故事扯上关系。如果那是真的，他一定用过手枪，扔过手榴弹，听过爆炸声，看见过堆积如山的死人……比电视里播放的场面还要惨烈一万倍。难怪，他从来不看那些打打杀杀的电视剧，当电视机里传来厮杀声和爆炸声，他不是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就是穿着破衣烂衫去巡视他的“领地”——竹林、稻田、庄稼地。

自从那个惊天大秘密被泄露后，我们兴奋得喘不过气来，对他展开狂轰滥炸似的追问，就像电视里的坏人对刚刚“被暴露”的共产党员进行严刑拷打。台湾怎么样？为什么要逃回来？怎么回来的？路上发生了什么？有太多问题纠缠着我们，让我们寝食不安。既为了发生在祖父身上的冒险故事，更为了那不翼而飞的金戒指。

可他什么也不说，不是嗯嗯啊啊地搪塞，就是往席子上一躺闭着眼睛胡言乱语，说自己忘记了，什么也不晓得了。当被逼迫得急了，他就大吼大叫，唾沫星子飞溅，那张皱巴巴的红脸好似被揉搓成一团，连眼睛也是红的，就像刚刚喝过祭祀日的老酒，并和远去的战友在黑暗的角落里照过面。他决定继续闭口不语，绝不会出卖他们。

这些年，祖父真正坚持的似乎只有一件事，他不顾家人阻挠，竭力延长祭祀时间，把祭桌从宗祠里面搬到外面，把九大碗、酒盅、蜡烛和燃香一并搬到无名的窄路上。用他的话说，让孤魂野鬼也一起来吃个饱吧！他所说的孤魂野鬼，大概就包括当小兵时的战友吧。他在暮色中嘀嘀咕咕，难道就为了与那些人作跨时空交流？这是我从没有想过的事。自从他当过逃兵、去过台湾的事情被抖搂出来后，对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鬼鬼祟祟之事，我似乎也能理解一二了。

祖父只对那个世界发生的事充满兴致，不厌其烦。什么埋在后山的石头变乌金啊，落魄少年经仙人指点获得财富秘钥啊，以及那个——有六十六只绵羊、七十七棵树、八十八箱绸缎、九十九亩地——丑陋而贪婪的地主婆如何被骑着金凤凰的使唤丫头一把火烧掉……所有这些残酷又多情的民间故事，因祖父奇崛、诡异的讲述而活了过来，贫穷的少年否极泰来，善良孝顺的人自有回报，而罪恶滔天的人也将得到应有的惩治。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祖父开始在河滩边、道路畔、房前屋后见缝插针地种植各种树木，有栗子树、枣树、楝树、梅树、柿子树，以及雷竹——据说早春打雷即出笋，以至于每次听到雷声，我都要查看那丛婆娑竹影里是否长出了稚嫩的笋芽。很多年里，那里一点动静都没有。显然，祖父并不是这方面的能手，他种的梅子又酸又涩，枣树好多年里都没有结果，而河畔边那株孤零零的栗子树最终在一场洪水中被连根拔起，不知漂去何方。

这些徒劳无功之事并没有将祖父身上的热情消耗殆尽，相反，更激发了他的斗志。他无法容忍视野所及之处还存在着一寸两寸的荒地。在从前，种下便意味着希望，但不过几年时间，一切都变了。丰收的果实烂在树枝上的事应有尽有，人们无力也不愿去获取那些东西。它们太廉价了。祖父在率性种下后，也便任其自由生灭。我无法解释这行为背后的动机，他无法容忍荒芜，但满目丰收、无人采摘的场景何尝不是另一种更深意义的荒芜。

他活得太久，战争、饥馑、天灾人祸都无法阻止他成为一个长寿的人，一个在时间的隧道中耐心奔跑的人。相比于生命短促的小兵，他活到新中国成立，活过三年自然灾害，活到所有人视土地为血液和命脉，活到它们最终又被毫不留情地抛弃……他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领袖的头像一茬茬地更改，被换掉，他是看见了的。一批批言论不断地被制造出来，通过广播以及别的渠道，也被他模糊地感知到。只是，他从来不关心这些，连事件和人物的命名都叫不全。他甚至不知道，当年他们为什么要抓他。他可什么都不会，更不会打仗。

他唯一在意的是，谷仓里的谷物多了还是少了，曾经属于他的田地如今又是哪家在耕作，他希望它们离河道和水库近一些，是一块平坦、规则的区域，隐藏着丰收的潜质。他日夜所想的大概也就是这些。

3

童年的春夜，我见识过祖父的怒气冲天。一连数晚，他端坐在邻居家的房子外面，骂骂咧咧，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任谁也劝不住。不过是人家的牲畜房挡了他的光线，他就那么怒不可遏。祖父暴怒的身影让人畏惧，好似被什么东西附了身，完全不是平日里那个缩手缩脚、失魂落魄的老头。

那些夜里，整个村庄都回荡着他的咒骂声——就像翻滚的雷声，让人战栗。祖母不得不到处跟人解释：这老头羊癫风发作了，你们别理他。或者说，他肯定是打仗的时候脑壳被枪托砸坏了，你们别跟他一般见识。对此，很多人都给予了充分理解，因为黑夜一过，他又成了一个最正常不过的老头，唯唯诺诺，低声下气，一问三不知。

如此声势浩大的骂人运动，每年总要来上那么几回。要是没有明确的咒骂对象，他就对着空气骂，对着黑夜里的萤火虫骂，对着牲畜房里的牛犊骂。他失去理性，乱喊乱叫，谁要是试图劝阻，就会引火烧身，被骂得狗血喷头。他的胸膛里好像住着一个鲁莽、强壮，随时准备去冲锋陷阵的战士。

如此一番折腾后，他偃旗息鼓，回到床榻上倒头就睡。第二天，又像个没事人似的，既不找人赔礼道歉，也不显示出过分愧疚的神情。除了吃和睡，其余时间，照例扛着锄头去田间地头巡逻。那是他的工作场所，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他熟悉脚下土壤的成分，喜欢闻阳光在上面慢慢发散的气味，也着迷于粪水浇灌下的田园所散发出的气息。

当年，他渡过大海，去了遥远的海峡彼岸，一踏上那陌生的陆地，他就知道那里并不属于他。特别是岛屿的南边，与故土的特性严重不符。他拼了命也要回来。有人说他上了一艘捕鱼船，也有人认为他是一路游回来的，游到半途浮在一块木板上，被渔民救了。总之，版本众多，却毫无依据。

很多年后，根据国家政策，祖父作为以前国民党的老兵也能获得一定的政府补助了。我们家人向政府提出申请。他们的条件是找一个见证人;只要能找到那个见证人，他就可以获得补助。他们说，或许某个村里还有一个，去找找看吧。谁都没想到，那个咫尺之遥的村子里还有与祖父一样的人。他们决定去见识一下那个人，并认定两人应该有所交往。

家人找去后，发现此人刚刚过世，已被草草埋葬。他甚至没有家属，送终的是其侄儿。老人的侄儿是个红脸膛的石匠，家里儿女成群、鸡鸭成群。他对老人的过去一无所知，只说那是一个守林人，独自在山上住了三十几年。临死前把守林赚来的钱都换成老酒，酒喝光后，人也走了。

祖父第一次对这种事情流露出吃惊的神色。他睁着通红的眼睛，双唇不住地颤抖着，似乎在说，居然还有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在此之前，他可一点也不知道啊。那个深山里的守林人，与树木和朝霞为伴的人，在野猪和山兽的陪伴中度过了一生。没有战功，没有可以诉说的辉煌过往，只有被抓的羞辱和逃跑路上的辛酸。

现在，连那个所谓的“见证人”也无法见证了。

家人再去找政府的人询问，里面的人还是说，除非能找到另一个“见证人”，不然就真的没有办法了。不用说见证人，连见证物都没有。一个惊慌失措的逃跑者怎么会想着留下证据，以备后用？况且，曾经的见证者不是隐姓埋名，就是成了尘埃里的人。

那是祖父的人生过往最后一次被如此频密地提及，它一度成为整个家庭的中心议题，他们让他重新开启那架锈迹斑斑的回忆机器，去往事的大海里捕捞最有价值，也是最让人羞愧的部分。

某年夏天，我来到湖南平江县博物馆，馆里正在举办一场肖像摄影展。素白背景，等身高的纪实拍摄。摄影家将镜头对准当年的红军战士，年龄从89岁到101岁不等，都是大时代里的失散者，脸孔上写着哀戚、愁苦、茫然无措。在仓皇奔走的时日里，他们做过乞丐、和尚、小商贩以及阉猪人。为了活下来，他们什么都做。多年来，他们在尘埃里讨生活，再也没有归属过任何集体。

比起失散者曾有过的辉煌旅程，祖父的往事乏善可陈，甚至难以启齿。作为战败者队伍中的一员，他毫无目标，毫无信念，不为任何阶级、党派和政权而战。他是被抓和被迫的。如果可以选择，他们宁愿待在家里，选择为他的一亩三分田出力。没有什么可与他对土地的深情相比。到最后，连这份深情也沦为笑柄。辛苦一年的收成还不如打工者一月的工资收入。越来越多的人抛弃田地，进入机器轰鸣的工厂，成为产业流水线上的一员。而留下的，多是心不在焉的游手好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