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现实感、层次感与方向感

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在《十月·长篇小说》分两期发表后，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顺利出版。这部作者自称迄今为止写得“最耐心的一部长篇小说”，甫一问世便颇受好评。在《生活是创作的宝水》一文中，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对《宝水》“在思想深度与艺术表现力上达到的高度”给予充分肯定，并兴奋地将之称为“七零后长篇小说的突围之作”，“以我个人的判断，《宝水》应该是目前为止写新农村建设、写乡村振兴的出色之作。”？譹？訛这便足以见出他对小说的高度评价。在此，“出色”也好，“突围”也罢，其实都旨在说明《宝水》已然抵达的艺术高度。在我看来，《宝水》之好固然体现在诸多方面，还有以下三处亮点值得重视，由此也可见出小说的意义所在。

一  新的题材

细读乔叶的《宝水》，我们惊喜地发现，作为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重点篇目，作为一部书写“美丽乡村”的叙事长卷，乔叶的写作其实并没有让小说题材的“加持”显得过于“显眼”。也就是说，在读者这里，题材大于叙事的“刻板印象”，注定会在小说阅读过程中落空。事实上在乔叶这里，“美丽乡村”的文学叙事，固然能够体现出作者向当下重要文学主题的积极靠拢，但客观来看，剔除显而易见的“时代的大势”与“时代的精神”，小说题材本身的文学史意义也值得认真探讨。

众所周知，乡土叙事曾一度是当代文学的主导题材。这也难怪，从“十七年”时期的“土改”与“农业合作化”叙事，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乡下人进城”，乡土或乡村叙事，早已构成了作为“总体性”的中国故事的核心情节，其对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对于转型期中国现实的书写日趋频繁，乡村叙事在这“现实转向”的环节中依然活跃。现在看来，无论是之前名声大噪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还是此后沸沸扬扬的“底层写作”，重建小说与现实的联系都是文学书写的当然之选。然而，随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迅速来临，乡村叙事的总体性视野终于宣告解体，碎片化的乡村图景早已难以为继，而更为可怖的是，“乡土文明崩溃”？譺？訛的预言也越来越向事实迫近。

在此，乡土文明的“崩溃”并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传言，而是每个乡村叙事者都能深切感受到的现实。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乡村必将成为一片消逝的风景，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之力。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来说，一个明显的事实在于，作家关注的焦点正在从乡村向都市转移。在如今活跃的当代作家中，那些为数不多的乡村叙事者，已然成为乡村经验的最后拥有者。然而即便是这些乡村经验的最后拥有者，他们的写作也似乎是问题重重。总的来看，这里其实存在着“历史化”和“寓言化”两大问题。

首先，从乡村叙事的历史类型来看，当代作家在反观乡村时撷取和展现的多是一种回忆性的乡土，由此也试图隐现鲁迅意义上的“侨寓者”的“乡愁”。对他们来说，乡村的世界其实铭刻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写作就是为了“寻找失去的故乡”，这是写作的根本动力所在，也正是由此出发，写作构成了他们自我抒情的重要契机。而且，从这里所呈现的乡土世界来说，其历史的“陈迹”虽似曾相识，却终究因抒情的融入而让文本摇曳生姿。事实上很多时候，历史的表述总是相对容易，叙事者只需将那些与自我成长的印记息息相关的经验与情感和盘托出即可。但与乡村的历史相比，现实的把握，即对于乡村当下图景的描摹，则要困难得多。

因此，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在于，从乡村叙事的现实模式来看，乡村的当下图景总是难以把握。因为那种变动不居的新鲜感与复杂性往往在既定的知识之外，需要更敏锐的感知去发现，去探寻。为此曾经一度，写作者更愿意用一种寓言的方式一劳永逸地概括复杂的当下，用一种“言在此意在彼”的隐喻效应，在更高的层面获得有关现实的深度模式和普遍寓意。这种更加高妙的方式固然是好，因为借助寓言化的方式，叙事者可以从容地将现实生活变形、扭曲乃至荒诞化，或者用想象力去“虚构”生活，通过重构乃至消解现实，张扬一种难得的“文学性”，以此为那些早在写作之前便已预设的诸多概念服务。然而，从某种意义上看，寓言又是简单而轻率的，它相对于沉重的写实而言无疑是轻巧而又轻佻的。这是因为，在这些寓言化的小说中，叙事者其实并没有太多深入生活的高妙，索性以看似高蹈的寓言来体现对于生活本身的关注。这里的问题在于一种关切点的错位：自我还是外部世界，寓言的抑或写实的？当然，基于寓言的原则，展开主题先行，“言在此意在彼”的写作实验，这本身没有问题，关键是此在的世界，它也需要搭建得更为绵密细致一些，而不是为了突出地强调彼岸的寓意，而忽视文字里此在的建构。毕竟，作品的气韵是在写实的过程中自然呈现的。寓言的突显和叙事的神秘化固然重要，但如何将寓言与写实有效沟通才是当下写作的一个大问题。

正是基于这里客观存在的诸多问题，对于乡村叙事来说，跳脱模式化的历史类型与个人化的怀旧性追忆，并在对当下的捕捉中摆脱流行的寓言化方式，以鲜活的现实经验，超越轻佻的隐喻深度，获得对于现实乡村人情世故、喜怒哀乐的细致描摹，便成为叙事者重新锚定的目标。在近期的文学创作中，乡村叙事的繁盛颇令观者侧目，一时间，“新乡土写作”渐成热潮之呼声不绝于耳。然而在多数作家那里，故乡仍然“永远是失落的存在”，而乡村的世界虽则“神圣”却也终究“荒诞”，不禁令人唏嘘喟叹。尽管在此，消逝的悲凉与凄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甘愿承受的，但如何在这崩溃的“喟叹”中搜寻微弱的希望之光，以期在朝向未来的维度中去探索新的历史可能，便成为当下的乡村叙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换言之，于乡村世界而言，叙事的重要性其实并不在于历史的感怀与现实的慨叹，而是如何在这双重“废墟”的基础上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进而想象一种新的历史可能，这对于新时代的乡村叙事可谓意义非凡。

事实上，今天的乡村面貌究竟如何？多数作家其实是无力把握的。这种“无力”，既体现为缺乏理解的意愿，更体现为缺乏理解的一套知识视野。而就后者而言，就不得不提到由来已久的启蒙主义知识视野在过往的乡村叙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视野之下，我们常常看到所谓“驻村体”文学所体现的走马观花式的肤浅，而流行一时的“返乡体”叙事则不可避免地流于一种知识精英的“傲慢与偏见”。事实上，在启蒙主义的乡村叙事者眼里，永远看到的是一片荒芜、凋敝、落后，一个亟待改造的旧乡村。也正是在这种“观念”与“视野”的同义反复的作用下，他们的叙事不得不一次次落入乡土文明崩溃的“陷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乔叶长篇小说《宝水》的重要意义在于，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如此真切、如此生动、如此充满生机的当下乡村形象。尽管小说里的“宝水村”也是精心选择的结果，它与当下多数农村的面貌并不相同，但这个不事稼穑的“新农村”，显然超出了传统农业文明的知识范畴。在此，古老的乡村开始做起了生意，从风景区到钟点房，从农家乐到文化创意周边，这便是今天的“美丽乡村”的题中之义，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古老生活方式的当代新篇。尽管在此，“美丽乡村”本身即是“资本下乡”与城市化扩张的产物，也逃脱不了地方发展的文化产业、政府层面的形象工程，以及精明商人的牟利手段的诸般命运，但这个名义上的乡村所呈现的面貌却既不“凋敝”也不“荒芜”，更看不到所谓文明“崩溃”的丝毫迹象，反而处处能够让人感受到希望所在。这便对应了乔叶所说的，“乡村自有着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看它貌似颓废了、破碎了、寂寥了，但这些很可能只是一种貌似，骨子里很强韧的某种东西还在。”？譻？訛对于这个当下正在发生的蓬勃的“新农村”，显然需要一套新的知识来理解，这套知识注定要超越启蒙主义的框架，从而深刻体现新时代对于文学题材的新要求。正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所强调的，“牧歌或挽歌的方式，猎奇化、景观化的方式，都不足以真实全面地表现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必须用不断更新的眼力、脑力重新认识乡村，写出巨变。”？譼？訛而乔叶的《宝水》，显然就是那部凭借不断更新的眼力和脑力，来“重新认识乡村，写出巨变”的重要成果。在她那里，宝水村就是那个“把自己软化下去”，“贴合乡村的骨骼”而生长出来的“新的乡村”，这也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想象中从未有过的乡村”。在这种新的理解框架之下，题材本身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二  新的写法

就《宝水》的叙述方式而言，这里别有意味的无疑是“美丽乡村”中的那个“我”。小说中的“我”——主人公地青萍——作为叙事的中介，既是小说的重要人物，却又并非故事的主角，既是叙事的参与者，又常常游离在故事之外。她既参与、见证，并且行动，但小说更多还是借“我”之眼来看乡村，借“我”的感受来感受乡村。这种叙事主线之外的观看与感受，自然会引出“美丽乡村”叙事中的不同层次，而这不同的层次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宝水》中作为叙事中介的地青萍，显然不同于“返乡”叙事中常见的以深入生活之名出现的乡村观光者。对于在福田庄长大，而后去往城市的“我”来说，作为“美丽村庄”示范村的宝水，算得上一个既无比熟悉又全然陌生的所在。熟悉的是，这是久违的村庄，宝水如镜，一直都能让她看见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福田庄，而后者正是那个埋藏在个体心灵深处，凝聚着无以言说的创伤性体验的那个让人既爱又恨的地方。当然，《宝水》中的“我”，更多还是为了获得一种现实的见证。因此对于很多读者来说，这种现实感可能还是全然陌生的。对于“我”来说，宝水村的陌生感恰在于如前所言的，这是一片蓬勃的“新农村”。这个乡村旅游的示范点，全然不同于传统的乡村世界，尽管这里的乡情礼俗还在，但农业的消失还是令人颇感陌生。古老的乡村终于集体告别世代辛劳的传统事业，开始堂而皇之做起了“美丽乡村”的大生意。尽管这里的乡村景观早已超越了人们对于传统农村的想象和认知，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新现实。也正是这一点，让这部《宝水》在当代小说一派“乡土文明崩溃”的“寓言”式写作中显示出它独特的新意。

在此，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至关重要，它不断提示作为“外来者”同时也是“返乡者”的“我”，如何看取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一方面作为宝水村的“外来者”，小说能够借“我”之眼呈现乡村存在的各种问题，而不会像那些乡村“土著”那样习焉不察。事实上，就我们所熟悉的乡村而言，小说并没有回避那些由来已久的诸种问题。对于乡村治理的“潜规则”与政治生态的问题，小说中的“我”都是眼明心亮的。如小说所表现的，“南岭南岭，真个难领”，在宝水之外，北山村和南岭村的棘手，也从侧面表现出如今的乡村依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烂茬的村干部”，加上基层政治中“地方能人”的蜕变，使得拆迁、占地和资源开发等治理过程中的尖锐冲突并不少见。另外，进城务工者的诸多疾病，以及其他如家暴和留守儿童的问题，也都是恶劣的乡村环境的生动写照。

然而这里有趣的是，小说一方面借“我”之眼见证了这些问题，但另一方面，作为饱含乡村情感的“返乡者”，“我”对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的态度，又与那些到宝水村参与社会实践的城市学生截然不同。小说之中，来到宝水村的周宁和肖睿，眼中尽是愚昧和落后。在他们看来，乡民们“觉悟低，眼界窄，格局小，目光短浅”，而对于他们所热情实践的户外教学和万物启蒙，村民们也并不能完全接受，这些所谓的“新信息”和“新思维”并不能在乡村落地生根。在此，用乔叶自己的话说，他们“要改造这个村”的强烈冲动中，显然“包含着一种不自知的傲慢”，这也是“他们的知识优势衍生出来的傲慢”。而相对于他们的震惊、愤怒与格格不入，以及决心努力“改造”来说，“我”的知识立场显然更加超然，体现出能够站在乡土社会本身来思考问题的从容与宽厚。

当然，《宝水》里的“我”又是作为城市生活的创伤者而重回乡村的。小说中的“我”其实一直过着典型的城市生活，然而这位内心纤细的女性角色，其实一直有着不为人知的内心创伤。对她来说，因父亲之死而来的心理郁结，由此滋生的对于奶奶的怨恨与决绝，以及又因奶奶之死而产生的心理愧疚，这些都构成了“我”的“失眠症”的心理由来。如小说所呈现的：“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这显然意味着个体人生的一种创伤性体验。“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寒彻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譽？訛小说里的地青萍正是因为这种自我的危机，以及因危机而来的创伤性体验，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最后不得不回到乡村。也正因此，“宝水村似乎是个合适之地”。对于“我”来说，乡下的“麦香”与“粪臭”，“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在她这里，乡村作为一种疗愈疾病的所在，疗愈着所谓的城市文明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