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之下的非虚构

曾楚风（以下简称“曾”）：我和自己责编过的作者大多数没见过面，联系方式早期用电子邮件，后来用QQ、微信。2005年至今，一直用邮箱联系的作者极少，你就是一个。你说我们联系有十几年了，真的吗？我发过你不少稿子，也毙了不少稿子吧。说说你和长江文艺的关系。

余同友（以下简称“余”）：应该是2009年，我就成为您的作者，十几年来，在《长江文艺》发表了短篇小说《鼻子》《过劲》《过夜》《老魏要来》《第七十日》《屏风里》《千手观音》《鸟语者》《狗獾不是果子狸》，加上本期的中篇小说《明月照人来》，如果再加上《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发过我的《转世》《我父，你好！》两篇小说，差不多就是一年发一篇的频次了，因此，《长江文艺》对我这样一个在文学界没什么名声的作者真是恩情有加，在这里我也要表达我诚挚的谢意。

确实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给您投稿，都是通过邮箱联系的，连手机号码还是去年底找丁东亚老师要来的，而加微信还是因为这次要做这个对谈。在社交平台如此发达的当下，这似乎有点不合常理，但细究起来，可能跟我的个性以及文学观有关。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七零后，从小生活在皖南一个乡村里，与那时候乡村人家大多兄弟姐妹成群不同，我到八岁时都是独生子，我父亲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后来在县广播站当编辑，他一个人在城里工作，我和母亲生活在乡下，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让我从小比较内向，特别容易害羞。读小学一年级时，有一次我上厕所，一不小心跑到女厕所里，结果被同学耻笑，我竟然钻进了学校边的柴禾堆里，任凭老师怎么呼喊，我也拒绝出来，就这样在那里面窝了一个下午，直到同学们走光了，我才爬出来。内向的人更喜欢独处，我那时就整天坐在门前石槛上，朝天上呆望，全然没有一个男孩子的活力，这让我父母十分担心，很多次我都发现他们看见我后互相偷偷交换焦虑的眼神，我自己也认为我恐怕要成为一个被村庄与生活遗弃的无用者，经常想象自己可能的悲惨的一生。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爱上了阅读，这要得益于我父亲，他也是一个文学青年，订了《十月》《中国青年》这些杂志，还有《红旗谱》《名利场》这些大部头小说，我看不太懂，就是被书里的世界迷住了，而最初认识到写作的神奇，也来源于父亲。那时我们村有个老太太，她儿子考上了安徽师范大学，老太太不识字，村里识字的也没几个，她一看见我父亲回家，就揣着她儿子写给她的信，让我父亲读给她听，听完后又让我父亲帮她写回信。父亲还是有点文字功夫的，他读完信，又听完老太太说的话，稍加思索，下笔就在信纸上写，写完读一遍给老太太听，老太太每次都心满意足，连声说，你这写得就是比某某某好，清楚。某某某是村里另外一位高中生。父亲在写信读信时，我就在一边静静听着，也许对文字的感觉从那时候开始了。大约是因为阅读，理解能力还行，我读书时成绩一直不错，到了初中，在班级都排在前列，这让我父母松了一口气，也看到一点希望，认为我将来或许可以凭读书弄一碗饭吃。中考时，我面临选择，是读高中呢，还是读中专，论成绩，我肯定能上县里最好的高中，但我那时已经迷上了写作，不可救药，我没有过多考虑就填报了中专，因为一旦读了中专，就等于有了正规工作，我想早早工作，有钱买书，有时间写作，那时我心目中最好的工作是新华书店营业员，可以成天看书，还不用花钱，不过填志愿时，并没有找到新华书店学校，我父亲给我填报了一所财会类的学校。

我最初的写作是从诗歌开始的，1993年，我二十出头一点，就在《诗刊》发表了诗歌。那时真是狂热啊，整天捧着中外诗人的诗集、诗论，随身带着个小本本，记录下随时光临的妙语好句，从1993年到2000年，几乎每年都在《诗刊》发表诗作，有时还是成组发表，特别是1997年还在《诗刊》发了个头条，长诗，占据整整2个页码，题目叫《九重水稻》。那时候地方上对文学创作重视不够，我写诗算有点成绩，但没有什么人关注我，倒是县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看见我发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就拿着报纸找到县委书记，将我一个县供销社计财股的统计员调到了宣传部，写新闻稿，也给领导写材料，那新闻稿的套路我很快熟悉了，几年后，又被调到市委机关报，成了一名有证的记者，没想到我一个那么内向的人，竟然也能采访，后来还成为省里的十佳青年记者。我在报社的时段，正是中国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各地报纸纷纷扩版、改版，报纸的副刊也非常发达，2000年后，我不再写诗了，专写适合报纸副刊的散文，千字左右，高峰的时候，我几乎每天写一篇，那些年，我确实发了不少那样的散文。记得2003年我和两位同事一起到湖南湘西玩，一天黄昏，我们到了边城茶峒，小镇有个小报刊亭，我对同事说，看看这个报刊亭可有我的稿子，翻翻看，果真在一家报纸副刊上看到了我的作品。这个状态一直维持到2005年，我突然就倦怠了，一方面是我发现报纸副刊在慢慢萎缩，另一方面，我觉得写这种稿子没什么意思，不想写了，那写什么更有意思呢？我写起了小说。

其实，在写小说之前，我是读过一些小说的，很多重要的国内文学期刊我都有阅读，中短篇小说也尝试着写过和发表过几篇，只是没有作为主要写作目标。我运气不错，转写小说后，就在《红岩》《青春》《清明》等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2009年我从市报调到了我们省作协做创联工作，算是半个专业作家吧。越写就越喜欢写小说这件事，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我这样一个比较内向的人（虽然我现在人到中年，表面上看，不那么内向了，甚至也会油嘴滑舌，但内心深处那种秉性是很难改变的），内向的人不会“大说”嘛，“小说”正合适。正因为喜欢，我对所有与小说相关的人事还是挺敬重的，包括投稿，我希望我和编辑之间能单纯因为我的小说本身而有共振，这个时候，我幼时的那种羞怯就又回来了。

曾：你的作品我看得不多，仅限于经我的手责编的，如果不去专门查询，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是《第七十日》。发在2016年第一期。我非常喜欢那个小说。写的是一个叫杨方的女生怀孕了，因为对方是有家庭有社会地位的教授，于是准备流产。她了解到人工流产的时间最好不要迟于70天，还有28天可以做决定，于是她回了老家瓦庄，瓦庄是你笔下很多主人公的老家。无事可做，杨方跟着爷爷种菜。小说从这里开始描绘蔬菜从种子到种子的过程，写法是平淡老实的，甚至貌似漫不经心，“这是一个留种季，”你写着，“原来留种是这样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第七十天，她看到爷爷手掌里第一颗南瓜子。她做了决定。你没有明写，但我想，杨方是决定要这个孩子了。突然我有一种一闪而过的感动。所有的流水账都蕴含了启示。我偶尔能在你的作品里体会到那灵光一现的诗意，但很快就过去了，不足以形成突出的个人风格。我感觉你没有深究，我也没有深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是好编辑，我无法给你提供建设性的帮助。你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余：瓦庄是我小说中习用的一个地理名称，当然，它并不全然是我故乡那个小村子的模样，它可能浓缩着皖南山里村庄的元素。为什么叫瓦庄呢？皖南多徽州民居，屋顶是鱼鳞小瓦。粉墙黛瓦，以极简单的色彩构成了极高级的审美空间。瓦，是属于过去时代的建筑材料，它来自于乡村土窑，易碎，在当代建筑中，它已经很少被使用了。瓦庄也是这样的一种存在。

关于瓦庄我还想多说两句，我大概自正儿八经写小说开始，就虚构了这样一个皖南的村庄，一段时间，几乎篇篇都用这个地名，也写了比较多的所谓乡土文学作品。内容大多写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无力、消亡、孤独，反映生活在乡村的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这些确实是乡村面临的现实问题，但写着写着，问题来了：一是写这样的乡村的作品太多了，多到无感，多到一听说写乡村的，立马就会在脑海中蹦出留守妇女的形象；二是中国的乡村其实也在悄然发生着巨大变化，曾经非常严重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情形已经大大改变，有的时候，你甚至很难区分一个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比如，现在你随便到一个偏僻的村庄，你和一个乡村老太太聊天，老太太怀里正抱着一个小孙子，你和她告别时，她十有八九会摆着小孩子的手向你挥手致意，嘴里说着“拜拜”，她可能连一个汉字都不会写，但她会说英文“拜拜”，这个场景是很耐人寻味的。再比如，在很偏远的乡村，你有可能见到一只或数只宠物狗宠物猫，甚至有些是名贵的品种。这样的现实细节，往往被我们的作家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由于写乡土小说严重的同质化，导致有一段时间，文学界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乡土文学死了，好像有一些文学期刊还半公开地表示，不再刊发所谓乡土文学的小说。这也让我对我的“瓦庄”有了新的思考。

继续原先的“瓦庄”写作已经不行了，那就必须得对当下乡村有新的发现、新的表达。有段时间我经常往乡村跑，每逢节假日我回到老家，就约上几个朋友开着车，在山里漫无目的地转悠，只要能通车的地方，我们就一股脑儿往前开，见到村庄人家了，我们就下车去和村里人一起抽抽烟、喝喝茶、聊聊天，遇上了很多挺好玩的事。比如，有一个老村庄，很美，离镇里只有十来公里，因此，绝大部分村民都搬到镇上了，村里只住着一个半人：一个老汉长期住在村里，另外半个人是每天定时骑摩托车上来两次，做什么呢，喂猪，他在自己家原先的房子里养猪，人住的好房子成了猪舍，够让人感慨的。深入观察乡村肌理后，让我坚定了写乡村的信心，乡土社会的文学书写远远没有穷尽。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写了《台上》《斗猫记》《幸福五幕》等一批短篇小说，不敢说多么优秀吧，但至少在写乡土小说这一块，有一点新的属于个人的表达。

您说的诗意，确实是我写小说时某一些时期的追求，这可能跟我写过诗有关系，在《第七十日》里有体现，也在我其他一些小说如《屏风里》《去往古代的父亲》《风雪夜归人》等作品中有体现。这样的小说写了一些后，我渐渐不满足于这种诗意，我觉得写小说要多几副工具，尤其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那种牧歌或挽歌式的诗意咏叹终究有些隔靴搔痒，后来，我尝试着写了一些调子比较冷峻或黑色幽默之类的小说，比如《千手观音》《鸟语者》《送太阳去乌沙镇》《雾月的黑马》等，我还用非常现实主义的手法写了一些很当下的现实题材，多是中篇小说，比如《四脚朝天》《逃离》《仰天堂》等。所以，我对小说的诗意是抱有警惕的，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

曾：我去年底向你约稿，我觉得是最后一次了，我明年退休，我说，你要用力气写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个好小说，能让读者一口气读完，拿起就放不下，看完后会沉默，会联想。真的，我总是期望和作品这样相遇。我没有做很大指望。像你这样的作者，人已中年，搞了很多年创作，有主见，或者说习惯，我也不愿意对作者提太多要求，合则来，不合则去，没准呢，有心插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世上事大多如此。你说你一定认真努力。我很感动。当我看完《明月照人来》，我立即在工作群里给同事留言：没想到余同友写出了这么好看的小说！在我写我的读后感之前，想请你先写出你的“创作谈”，我记得你说你爱看“创作谈”的。

余：是的，我比较喜欢看作家的“创作谈”，很多时候都是先去看“创作谈”，然后再去看作家的作品。不过轮到自己写创作谈，还是有些难为情。

接到您的约稿信大约是去年十一月份，您当时说，您希望能发我一个比较好的作品，留作纪念。这份编者对作者的信任与情谊，真让我感动。恰好我当时正在构思这个小说，我想，我得格外用心，争取写好这个小说。

这个故事的原型是我几年前就听说的，说的是一个红军家属因为思念外出参军多年未回的丈夫，坚持错认一位驻村的红军战士为丈夫，这位战士无奈之下，到了那个女人家中，帮助她家干农活，休息时，他脱了衬衫洗漱，背上的一枚黑痣让女人意识到自己认错人了。后来，她自发参加了红军的战斗，用自己家的小船帮助红军转移，而自己却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