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贺表弟乔迁之喜

表弟有个事情问我，我告诉他后，顺便问他房子装修得怎么样了。他还是那句话：快了，快了。

停顿了一下，他补充说，真的快了。

算了下时间，他这个房子买了两三年，装修也有一年多了，每次问他，他总是说快了，快了。

这就是他说话的风格。总给人以希望，从不让人失望。

表弟是那种典型的积极向上的人。我几乎从未看过他愁眉苦脸。他总像是刚出笼的面食，散发着蓬勃热气。姑父说，表弟每次回家，都是看到人就敬烟，敬着敬着，就走不动路了。他被大家围住了，几包烟一会儿就没了——所以斜挎包是他回乡时的标配。他的大方我也是亲眼目睹过好几回的，有时候我觉得并无必要，甚至适得其反。有一次他路过一户人家，对方正准备掏烟出来招待客人，他却先掏出烟来敬了那些人一圈。他的烟是好烟，对方脸上就有些动静，而且他的烟又没带够，结果不免有些尴尬。其实他跟那些人并不怎么熟，但他总喜欢表现得跟什么人都熟。

在来省城工作前，我跟他接触并不多。那时他还在大学读书，我去看他，他带我到旁边的小饭馆吃饭。他不停地跟人打招呼，哪怕是卖水果的，他也朝对方点头挥手。看他那神态，那语气，好像他是学校里的重要角色。一辆小车疾驰而过，他说里面坐的是他们学校的副校长，曾经特意找他谈话，对他很好。看到两个高个同学，说他们是学生会的，他跟他们很熟，经常在一起搞活动，吃饭。后来那两个男生转过身向我们走来，表弟跟他们打招呼他们的反应似有若无，我才觉得对方跟他根本不熟。

表弟就读的是一所很普通的大学。当年没考多少分，也被录取了。不过他究竟考了多少分，他从未说过。只知道家里大宴宾客，然后他就来省城读书了。姑父是个老实人，这方面什么也不懂，都是听表弟的。他以为表弟的成绩和他的聪明懂事成正比。谁要是说表弟成绩不好，他肯定是不相信的。第二年我也来了省城，应聘到一家报社做编辑，然后又办了调动手续。表弟说，祝贺你啊表哥，调进来了，就是真正的省城里的人了。停顿了一下他又说，你们文化单位的人，要是犯了错误还会被开除和下放么？我听了有些愕然。看来他对我们单位的历史还很了解。我笑着说，那到时候我去卖茶叶蛋。他也笑了，说，不是有个笑话，说做导弹的还不如卖茶叶蛋的赚的钱多么。

我编的那家报纸，刚好也要经常接触青年人。那些栏目就是教即将走向社会的青年人怎么样就业，怎么样社交，怎么样恋爱的。好多青年人对走上社会总有一种恐惧心理，希望找到什么指南抓住什么救命稻草。有一次，我跑去书店，发现里面已经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感觉像个杂货铺，或者说地摊，没有什么人文气息。扑面而来的是各类考试、教辅及关于社交和口才方面的书。所以看到表弟这样，我倒有些放心了。这对他以后的谋生，肯定没什么坏处。

大学毕业后，表弟也留在了省城。他觉得自己既然从老家出来了，就不应该再回去。不然就是失败。不像我，以前好几次因为不适应报社的工作，差点回乡下学校去教书。我佩服他的这种劲头。实际上，以他的学历，想在省城找一份好点的工作并不容易——不，别说好不好，能找到工作就不错。我经常接待那些有就业困扰的年轻学生，他们学历不高，志气不小，在理想和现实的挤压或巨大落差中彷徨，找不到真正的落脚点。他们有的是从大城市和名牌学校回来的，有的是在省城学校毕业不愿回小地方去，有的在小地方和大地方之间往返了好几次。刚开始我是很担心表弟的。跟大多同龄人相比，他没有一点优势。毕业后的具体情况他也很少跟我谈起。后来他说他找到了工作，听他的口气，好像是在什么学校教书。虽然我有点犯疑，但也没多想。那时候，我接待过的很多刚出校门的年轻人都是暂时在什么地方教书的。似乎教书成了天底下最容易的事，各种五花八门的学校成了他们最好的栖息地。出于某种责任，我想去看看他，可每次他都说很忙，似乎不太愿意见面。我也只好笼统地问他各方面是否还好，有没有什么难处，他赶紧说都好，都好，没什么问题。我叫他到我住的地方来吃饭，他也找种种借口推辞了。所以他毕业后的那两年，我们在省城基本上没有见面，反而要到回乡下过年才能见到他。即使如此，他也尽量回避工作和生活这样的话题。他热衷于谈论国家或省城大事，说据他一位有背景的同学的内部消息，国家马上要实行什么政策了。他一个朋友的同学跟北京有联系。一个同学的朋友在省里的要害部门当秘书。他经常跟哪些人在一起吃饭。有时候，大家都在看电视，他忽然指着电视里的一个人说，他前不久去过那个人的办公室。诸如此类，等等。他以为别人都相信他。或者说，他相信别人都相信他。

说实话，表弟的这些性格特点并不为亲戚们喜欢。我家是个大家庭，祖父有六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表弟说话有点不靠谱。而说话似乎是一个人的什么基础，如果连这个都靠不住，那更别说其他。就像过年时他总喜欢在乡间打领带穿西服打官腔一样，看上去做作或显得轻飘。我一个堂弟跟我表弟曾经是低一届的高中同学。据我叔叔讲，他曾经向表弟借高中学习资料，但表弟说没有。叔叔很不高兴。那时表弟读高三，堂弟读高二。叔叔根本不相信他没有。堂弟的就业也不好。叔叔是乡里的一个小干部，他让堂弟报考了行政学校，他以为行政学校毕业的就能搞行政，谁知没搞成。也根本搞不成。叔叔没认清形势，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为他的想当然付出了代价。堂弟最后去了沿海城市，据说在电子厂做流水线。现在看到表弟那神态，叔叔肯定是生气的。

有一段时间，我跟表弟的联系是不咸不淡的。好像他后来换了工作，但究竟是个什么工作他依然没讲。在我的推想中，或许还是没混好，以他的性格，如果混好了，肯定会四处张扬的。就像炫耀他的银色西服一样。

但有一天，他忽然跟我打电话，说他买了个二手房，很便宜，是一个熟人卖给他的，对方马上要出国，想把房子处理掉。我很高兴。我也是前不久才刚刚买房。因为存钱不多，买得比较远。上下班很费时间，只得安慰自己说把这个三四线城市当作大城市来跑。表弟的房子在老城区，下了公交，我就闻到一股酸馊的气味。附近的饮食店都把大街当下水道。他买的房子在一栋旧楼的三楼，是一家化工厂的房改房，没有围墙，单独扎根在农民村里。门牌上写的还是某某村多少号。房子的确有些旧了，楼梯的钢筋扶手已经残缺不全，一摸满手铁锈。他刚请人把房子做了简单的重新装修，准备过几个月就结婚。我看了下房子，虽然只有四五十平米，光线也不怎么好，阳台几乎被对面的房子封闭，而客厅里的窗户也正对着另一户人家的卫生间，但毕竟是他自己的房子。对于像他这样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来说，能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的确已经很不错了。

他说他首付只花了三万多块钱，以后只要每月到银行还一千来块钱就行。我说跟我的房子差不多。我首付也只花了三万。但表弟这里无论是上班还是生活肯定比我那里方便。他说主要是人熟，有这方面的信息。接着他有些神秘地低声说道，那个人在省政府工作，那天见面时，把省里的最新规划告诉了他，说这个地方马上要修一条过江地下通道，还有地铁。再过几个月，一位高级领导要来省城视察，政府部门决定要重新翻修广场。我说不会吧，这广场没修几年——不到十年吧。刚来省城的那一年，我租处离那里不远，晚上经常去那里散步，躺在草坪上看灯火，看星星，白天看小孩放风筝。后来就扩建了，把草坪铲去，铺上水泥或玻璃板，广场旁边的白色栏杆也换成了各种宣传画或水泥浮雕。广场中心据说是全国第几亚洲第几世界第几的喷泉。我还记得广场那次翻修之后对公众开放的那天晚上，全城像在过节，大家从各条路线用各种方式涌向广场，好多路段交通完全瘫痪，步行的嘲笑坐车的，坐公交车的嘲笑坐私家车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法停车。据说那晚广场上汇聚了三十万人，还不包括不断进出的流动人口。实际上，即使在流动或挪动，也根本看不出来。广场看上去铁板一块。不但如此，后来附近的街道也跟着凝固了。整个城市好像发生了心梗。大家嘴巴在动，但没有声音。看上去我们不是发出声音的人，而是被声音的滑膜包裹的一种微生物，密密麻麻，状如蛙卵。即使有争吵，也很快会被吞噬，因为根本没有争吵的空间。据说喷泉已经喷起来了，但我始终没有看到。我后悔自己也来凑这个热闹，从未觉得人群如此可怕。一个人真渺小到像蚂蚁或虫卵一样。人构成人群，却又被人群吞噬。没想到在我看来还很新的广场，现在又要翻开重修了。但表弟的话我也不得不信，因为以前有几次，他说的都变成了现实。比如他说一个本来很偏僻的地方要盖一个豪华小区，我不信，但后来真的盖起来了。不但有小区，还新开了两路公交，建了一所重点小学，省城最有名的医院也在那里建了分院。原来的臭水沟似乎变成了塞纳河，原来的荒郊野外立起了香榭丽舍。表弟说，他有个同学的亲戚在什么部门工作，跟他说什么单位要在那里建别墅群，其他设施自然也跟着发展起来了。

表弟对公共事务的热心，似乎远远超过了对他自己的事情。他很关心地方上的政策和政务变化，很多方面比我知道得还多。他总是第一时间知道各级政府的人员变动。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公众号之类，政府部门会在上面公布人事任免，可表弟的小道消息比官方公告还准。跟他相比，我简直是个白痴。他不但知道国内外省内外许多大事情，一些小事情他也知道得清清楚楚。

后来我从姑父那里知道，表弟一直有听广播的习惯。那时候在乡下看电视不方便，而且经常停电。每逢周末，表弟从学校回家，晚上做完作业，就把姑父用来听评书和天气预报的收音机抓到被窝里去，以便一早醒来听新闻。他说老师说了，这样对考试有好处。读大学后一直到现在，他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说起来，他的生活习惯真是太好了，简直不像个青年人，不赖床，不抽烟，不嗜酒，更不打牌或赌博。清早醒来，头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当然，现在更方便，手机里就有广播），在国际国内新闻中穿衣起床，刷牙洗脸。如果时间来得及，还可以举几下哑铃（一般是刚好广播国际新闻的时候），这时他总是举得特别振奋有力。现在他虽然工作很忙——至于他究竟做什么工作，我依然不知道。在电话里，他总是说在加班，在开会，在出差。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几乎每次都是这样，不管是他打给我还是我打给他。他打给我时总是说，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来。挂电话之后，我却想不起他说了什么重要的事。但无论在哪里，他依然坚持听广播看新闻，就像他坚持体育锻炼一样。他早上关心国际国内大事，晚上关心地方台新闻，比如哪里水管被挖破了，哪里有一条蛇爬进了居民家里，或一个人不小心把脚插进了便池里拔不出来，消防员闻讯赶来及时帮他解决了问题，诸如此类，等等。

我真佩服他脑袋里能装那么多东西。好像是一个互联网，里面什么都有。实际上，表弟也希望是这样。他喜欢表现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他的微信上谈的和转发的也都是国家大事。那年正月，我去看望姑母姑父，刚好他也在家。不知怎么说起最近的国家大事，表弟有些激动。他说如果要打仗，他愿意出一万块钱。姑母正好从厨房出来，听到他的话，说，打仗有什么好，要死好多人。表弟说，死人怕什么，有的是人。表弟读了大学，姑母一个字都不认识，或许这就是他们的区别。估计他也不喜欢我在微信上疯疯癫癫说的那些话，反正他从未点赞也从未留言。后来，我把他设置为“不看他”，估计他对我也差不多。但很多时候，我其实很希望他看到我转发的那些。我潜意识里把他当作了第一个读者。甚至有些话，似乎就是直接对他说的。好几次，我特意去看他的朋友圈，发现他转发的那些文章，都已经被作为谣言屏蔽了。这说明，连造谣的人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可他依然浑然不觉。我本来想提醒他一下，但考虑到他的可能的自尊心，我想还是少说为佳。

当然，这并不是说表弟是个小肚鸡肠的人。他不但为人大方，也大度。我从未见他在我面前讲别人的是非。如果有别人讲，他要么根本不搭腔，要么帮别人说好话。他对别人是最有耐性的，从未见他有什么不耐烦，倒是在家里，对姑父和姑母，有时候没什么好声气。姑母跟我说，你没见过他发脾气的样子，好像要吃人。姑母一边说，一边宽慰地笑着。不过仔细一想，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可能他遗传了我姑父的好性子和姑母的暴烈脾气。因为太好说话，姑父在村子里总是受人欺负，每当这时，姑母便捋袖顿脚出门，找对方算账。她不让对方讲个理出来不罢休。而如果姑母和姑父争吵起来——他们一个急性子一个慢性子，很难不吵，吵厉害了，姑母便以头叩地，额头见血，吓得姑父赶紧住嘴。现在它们奇妙地结合在表弟身上了。

表弟虽然从不透露他工作的情况，每次联系时他不是在出差路上就是到了出差地点——据此，我完全可以推断出他是个推销员，但究竟推销什么，我仍然不清楚。当然，按照他的性格，是不可能做违法的事情的，这点我倒大可放心。但奇怪的是，他对我单位上的事情比我知道得还多。比如有一次他说，表哥，听说你们单位要盖房子了？我说没听说啊。他说，马上要盖了，你们单位在新修的过江大桥那里买了一大块地皮。看他语气这么肯定，好像哪个领导刚给他透露过什么信息似的。没想到不久，我们单位还真开了大会，说准备新上马一个地产项目叫传媒广场，声称要“像编辑美文一样编辑地产”，里面除了各种文化创意，还会给大家盖房子——价格肯定比商品房便宜。地址正是表弟说的那个地方。我暗暗吃惊。虽然我已经买了房子，可这个年代，谁会拒绝再拥有一套房子呢。没多久，全单位职工还一同乘车去参观了奠基典礼，据说住房分配方案马上也要出来了。我正想着怎么样按揭和新房子到手是不是要装修之类，有一天，表弟又打电话给我，有些神秘地说道，表哥，你们单位抓了两个人，你知道么？我说，不会吧，没听说啊。表弟说，被抓的是你们头儿和一个负责搞基建的，估计你们的房子要泡汤。第二天，我到单位注意了一下，并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领导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不过这没什么奇怪，领导办公室的门经常是关着的，如果有一天忽然开了，那很可能就要开会。过了差不多半个月，我才觉得气氛不对。以前每星期至少要开两次会，学习各种文件，现在一次会也没开。领导在的时候，门口总有几个人拿着文件在等着，请示汇报或请领导签字。现在那里冷冷清清的，好久没看到那里站人了。等我终于知道确切的消息时，省里的官网上已经刊登了相关消息。据说领导私自把那块地皮转手卖给了一个什么人，接受了对方的巨额贿赂。基建项目也就随之取消，我们的房子，也就泡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