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水流沙之地

无边的苍黄，沙丘此起彼伏，尤其是月光之夜，浩大的瀚海，却有着处子的静谧、深邃与坦然。在以往的想象中，沙漠狂躁，风暴和沙尘随时都在崛起和横扫，垄断和遮蔽天地间的一切，可没想到，古人所说的瀚海泽卤，也有着温驯，甚至美好的一面。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带着年少和迷茫的自己，从南太行山区至冀南平原，乘坐绿皮火车，一路向西，起初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到哪里，“哪里”又是怎么样的一种环境和气候，包括它的自然和人文等等。不论在什么时候，没有人能够确定自己的前方是什么，甚至具体的方位和环境。

火车到酒泉，清冷的早晨，零星的雪花仿佛从祁连山顶抖落，寒风刺骨，耳朵先是一阵疼痛，继而发烫。排队出站，登上早已停候多时的大轿车。雪花愈加密集，在窗玻璃上打出当当的脆响。二十多公里后，一些建筑迎面而来，大都是三四层高的灰色楼房，融化的雪水使得整个街道到处都是黑色的污水。军官说，这就是酒泉。李白诗说，“天若不爱酒，天应无酒星。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我觉得神奇，没想到，自己来到的地方，竟然与李白有着如此直接的联系。

这显然是一座边地城市，它的历史与乌孙、大月氏、匈奴、回鹘、吐蕃、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关系密切。大轿车穿城而过，径直向北而去。那个年代，我最渴望的，便是此生能够容身城市，哪怕最偏僻的一座县城。

沿途的多是干枯的杨树，乌鸦聚集在灰白色的树杈上，呱呱的叫喊和飞行的黑影，使得周边的戈壁更加荒芜，零星的村庄宛若一块块巨大的黄土堆，在风雪之中，毫无生机。我心里有些失落，不知道究竟要到哪里。过金塔盆地，窗外的大戈壁无限延展。雪花依旧漫天飞舞，撞得窗玻璃吱吱有声。四周的荒野上，也被大雪敷上了一层棉絮式的白色。

进入军营，我发现，成排的杨树上落满了乌鸦，它们干燥的叫声也是黑色的。如刀的风捧着轻浮沙尘，覆上了我单薄的身体，而且在内心也开始有所动作。我感到沮丧，如同一根树苗，还没有扎下根来，就被暴露在了孤独的旷野之中。这是一座神秘的军营，处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西部边缘。西边的弱水河，在沙漠的河床之中，像是艰难迁徙的白蛇。两边是成片的杨树，里面包裹着村庄。铁青色的戈壁滩环绕四周，表面堆积着各种各样的卵石，沙子粗大。这里肯定是30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之前的浩渺海底。身处其中，即使站着不动，感觉也有一种摇晃和被淹没之感。

春秋冬的风沙，把整个沙漠乃至西北都当作了它的疆场，大风携带的石子犹如古代军士万发齐射的箭矢，打在身上，麻酥酥地疼。每个早晨醒来，被子上落着一层灰沙，使劲抖动一下，沙子在水泥地上蹦跳如舞蹈。唯有夏天是沙漠当中美好的季节，性情狂暴的风沙就像巨人和它们的孩子，待在沙漠深处，安静、沉肃，在烈日之中，涵纳天光。稀疏的草木大都聚集在一起，手挽手、肩并肩地成长，这种姿势，体现的是万物之间的合作互助精神。戈壁边缘有一些海子，水边的是芦苇、嫩草和红柳的天堂，丰密而又青翠。当地的农民会把驴子、马、骡子、羊等牲畜放进去，任由它们啃食。我最喜欢马匹了，红色的、白色的、黑色的，还有浑身斑斓的。傍晚时分，它们甩着尾巴，一边驱赶蚊蝇，一边把落日甩向地平线。西北地区的落日格外恢弘，光辉投射之处，仿佛浩荡的鲜血。人和其他牲畜在其中，就像是一幅古意盎然的油画。接下来的秋天，几乎是眨眼间的事情，一阵北风浩荡，冷意便趁机攻占了沙漠及其周边的所有的事物。

西北漫长的冬天，犹如一场酷刑，同时也是一种历练。但是，作为容身沙漠的人，特别是出身乡村的小伙子，我内心隐隐的惶恐与担忧比冬天还要深厚，表面不动声色，内里乱云飞渡。我知道，一个人首要之需，不是如何在某个集团随遇而安，也不是任由时间把自己带到此时彼时。我始终很清醒，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俗世中人，烟火百姓。斯时，我的人生刚刚开始，前面那么漫长，如果不能够很好地安身立命，自给自足，就不会是一个成功的人。当然，也不会是一个称职的人子、人夫和人父，甚至都无资格考虑。这是残酷的也是现实的。相信很多如我这般的人，对此都有深刻的认知和体验。

生存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每个人必须面对，深度开掘，身体力行。那时候，身边有不少人因为有各种层面的关照，而鱼跃龙门，实现原地转换。我曾一度对自己的农民身份，特别是生身之卑贱而感到悲哀。有时候也迁怨于自己做农民的父母亲，如果他们也是要员、财阀，哪怕是暴发户、走私者都可以在此时助我一臂之力。有时候郁闷，一人坐在小片的杨树林里喝酒，我当然买不起好的，就喝二块五毛钱的北京红星二锅头。辛辣，且带着一股浓郁的红薯发酵了的味道。我极不喜欢。但酒也是跟随饮者的经济能力和社会身份的。自己喝得晕晕乎乎，站起身来，对着满树的叶子大喊。叶子们在季节中交换颜色，从诞生到坠落，就像人的某种必然的宿命。

有一次，趁着傍晚，夕阳的光晕使得戈壁像是汪了鲜血。一个人在其中，感觉空旷而又深邃。荒芜之地，总是带给人绝望。由于常年少雨，戈壁表层的稀土多数板结，像是伤口愈合之后的硬痂。脚踩上去，它们会发出簌簌的断裂之声。戈壁表面，还散落着一些红色、黑色、白色或者驼红色的卵石，在落日照射下，似乎眼睛一般，生动 、活泼，从低处向上看我的感觉，令我心惊，也忍不住浮想联翩。我想，这戈壁之下，一定隐藏着诸多的秘密;浩大空寂的戈壁，也是有生命的，它的心事深沉无际，我无法参详。

落日开始跌落。我继续在戈壁上行走，眺望之处，是幽秘的沙漠腹地。近处的黄色沙丘个个挺拔，犹如少女之乳，一只只地起伏在瀚海大漠之中。站在其中一座沙丘上，平坦处的黄沙，沉静而又蓬勃。整体看，就像是传说中的飞毯，连绵阔大，轻盈而又灿烂。靠近戈壁的沙窝当中，长着骆驼草、沙棵和芨芨等砂生植物。这里是沙鸡和野兔的藏身之地，这些羸弱且顽强的生命，和骆驼和蜥蜴等一样，都是与沙漠相依为命，互为存在的。

黑甲虫和蚂蚁总是出其不意，在我稍事休息或者无意识当中，突然奇迹一般出现。曾多次光顾这里，且发掘出诸多居延汉简和西夏文物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其所著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中说，当年，他们在额济纳建立了一座气象站，其中有一个名字叫钱默满的学者，多次捕捉四脚蛇和蝎子，用来泡酒喝。他的书中，还写到了额济纳特有的红蜘蛛和红蚂蚁等稀奇古怪的沙漠动物。按照当时的条件，他们从这里到现在的酒泉市，骑快马要花掉八天时间，到我们所在的军营，要四天。斯文·赫定，以及科兹洛夫、贝格曼、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等人，都是二十世纪初大名鼎鼎的探险家和考古学者，他们对于中国西北的历史发现与学术研究，大致是前无古人的，但很可惜，很多的文物，都被他们运到了他们的国家。

人事总是在不断地消亡和新生，过去的事物，在时间之中变成了后人的某种发现，这种现象，其实充满了悖论。可世界原本就是这个样子，总是在缔造，也总是在扬弃。

往回走的时候，我忽然明白，就像沙漠与高地，北方与南方，这世上，人与人也是有区别的。雷同的面目，甚至文化习性，但我，和他，和你之间，是各个不同的。一个人就是这一个，不是其他，也不可代替。对于命运前途，俗世生存，我也是我，如何能得益或埋怨于父母亲呢？再者，每个人的出身都是荣耀的，不管身在何处，怎样的环境，有人生养并给我以人的基本生活、尊严、知识、文化和梦想，已经是足够幸运了。为此，我深深感恩。

五年后，我暂时离开巴丹吉林沙漠，去上海读书。这对于平民子弟而言，当然是一次难得的人生际遇，得益于许多人的帮助，他们的名字深刻在我的命运和内心。在喧哗都市，枕着彻夜的灯光和飞机和车船声，我发现，这里并不适合我。而最初我厌弃的巴丹吉林沙漠却叫我怀念至极。我觉得那个天高地阔、风吹尘土扬、春夏模糊、冬季漫长，且人烟稀少的人间绝域，或许正是适合我以生命和灵魂客居、旅行的地方。

当时，有许多同学寻求留在上海，以各种方式。我却对此毫不动心。我以为自己出身乡村，这一生，最好的方式，不是谋求在大城市生活，而是要在适合自己的地方，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尽到自己的职责。哪怕无意义，甚至最终被风吹散，一败涂地，只要去做，总是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再次回到巴丹吉林沙漠之后不久，我结婚了。其实，对于婚姻，我内心里是反抗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不适合结婚，而且是一生;但从父母的角度考虑，孩子不结婚，他们就不会放心，也会觉得人生不正常。

人一旦长大，就再也不是自己的了，一切都要跟着传统的惯性走。再后来，我有了儿子锐锐。这一切，像做梦一样，在巴丹吉林沙漠展开。那些年，我父亲、母亲，还有弟弟和弟媳妇，包括那时候还在襁褓中的侄女儿恬恬，也都先后来过巴丹吉林沙漠。我还建议父母亲和弟弟迁徙到附近的村庄或者城镇。是母亲态度坚决，穷家难舍，最终作罢。今天看来，母亲的这种决定是对的。男女婚姻，在今天这个年代更趋复杂，也不可靠。人们在借助各种“工具”进行自我解放和开发的同时，也逐渐地失去了自己。

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说：“顺序相承的各种生存技术每隔一段长时间就出现一次革新，它们对人类的生活状况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以这些生存技术作为上述分期的基础也许最能使我们满意。”我们美其名曰的技术革新和创造，也是在加速人类被“机器”“程序”和“智能”取代甚至反戈一击的残酷进程。

在巴丹吉林沙漠军营的时候，我愿意到沙漠深处去。出营区几十公里外，便是额济纳的古日乃牧场。周边的黄沙日日侵袭，芦苇和荒草不断向内退却。夏日中午，可以看到传说中的海市蜃楼，站在烈日之下，气浪熊熊如烈火，远处好像有一座城市，而且是花园式的，其中有各种亭台轩榭，还有巍峨宫殿。长廊上，似乎有成群的歌姬在妖媚舞蹈。廊外盛开着无数鲜花，热烈而娇艳。似乎还有一些田地，有一些人头戴斗笠或者草帽，在其中劳作。

这肯定是幻境，在沙漠，一切的事物似乎都在努力“制造”自己的理想主义，为在这里生存的人和其他事物，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还可以看到牧人，赶着羊群或者驼群，在戈壁上游荡。无论哪一种牲畜，皮毛里总是藏着厚厚的沙子，还有黄色的灰尘。有一年，古日乃举办赛马节，附近的牧民全部盛装参加，骑着自家的马匹，在牧场上并驾驰骋。

由此再向北，至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库布镇，可以看到大片的胡杨，每年的深秋季节，胡杨叶子全部变得金黄，走在其中，感觉通体透亮，想起曾经的乌孙、月氏和匈奴等游牧部落，这胡杨林，似乎就是他们可汗的黄金大帐。据说，大禹、晋高僧■、唐玄奘、李元昊、冯胜、左宗棠等人曾经由这里经过。更神奇的是，《道藏》中说，老子就是在这里化胡成佛的。但最确凿的事实是，王维在额济纳居延海边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之诗句。而最令人神往与叹嘘的便是公元前99年，年轻的酒泉教射骑都尉将军李陵带着“五千荆楚弟子，奇材剑客”沿着弱水河出发，深入漠北寻击匈奴主力，以阿尔泰山中断，以五千人马对敌八万人，“苦战八昼夜，杀伤过当”。最终“四百人脱归”，李陵被俘，从此陇西李家败落，李陵悲苦一生，最终埋骨大漠。

这种悲情，我想千古以来，是无以排解的。皇帝和他的臣子、将军等等的关系，实在是一个奇怪的存在。我注意到的情况是，历史以来，王朝的兴衰都系在某些人身上，成也人，败也人。能臣良将乃至道家道教谋略之士对于王朝的兴衰，盛世乱世的作用，实在是强大无匹的。如李牧之于赵国，张良之于刘汉，郭子仪之于后唐，刘伯温之于朱明，刘秉忠等人之于元朝等等，莫不如此。反之亦然。而李陵之悲剧，及其全军之勇决，实在是一曲旷古悲歌。

有时我觉得奇怪，巴丹吉林这一片沙漠之地，何以产生了如此之多的往事呢，而且还都充满了传奇。很多时候，我去到居延海，想象王维在此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情景，也想起史前年代，乌孙、月氏和匈奴在此驻牧的种种已经不可知的细节。空阔的天空之上，流云如帆船，如丝绸，如裂帛。倒映在涟漪不断的居延海中，忽然觉得《易》以“兑”为“泽”的比喻和引申，简直是了不起的一种创造。水中有天，天又如水。水天一色，也天水相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