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水流沙之地
作者: 杨献平
无边的苍黄,沙丘此起彼伏,尤其是月光之夜,浩大的瀚海,却有着处子的静谧、深邃与坦然。在以往的想象中,沙漠狂躁,风暴和沙尘随时都在崛起和横扫,垄断和遮蔽天地间的一切,可没想到,古人所说的瀚海泽卤,也有着温驯,甚至美好的一面。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带着年少和迷茫的自己,从南太行山区至冀南平原,乘坐绿皮火车,一路向西,起初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到哪里,“哪里”又是怎么样的一种环境和气候,包括它的自然和人文等等。不论在什么时候,没有人能够确定自己的前方是什么,甚至具体的方位和环境。
火车到酒泉,清冷的早晨,零星的雪花仿佛从祁连山顶抖落,寒风刺骨,耳朵先是一阵疼痛,继而发烫。排队出站,登上早已停候多时的大轿车。雪花愈加密集,在窗玻璃上打出当当的脆响。二十多公里后,一些建筑迎面而来,大都是三四层高的灰色楼房,融化的雪水使得整个街道到处都是黑色的污水。军官说,这就是酒泉。李白诗说,“天若不爱酒,天应无酒星。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我觉得神奇,没想到,自己来到的地方,竟然与李白有着如此直接的联系。
这显然是一座边地城市,它的历史与乌孙、大月氏、匈奴、回鹘、吐蕃、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关系密切。大轿车穿城而过,径直向北而去。那个年代,我最渴望的,便是此生能够容身城市,哪怕最偏僻的一座县城。
沿途的多是干枯的杨树,乌鸦聚集在灰白色的树杈上,呱呱的叫喊和飞行的黑影,使得周边的戈壁更加荒芜,零星的村庄宛若一块块巨大的黄土堆,在风雪之中,毫无生机。我心里有些失落,不知道究竟要到哪里。过金塔盆地,窗外的大戈壁无限延展。雪花依旧漫天飞舞,撞得窗玻璃吱吱有声。四周的荒野上,也被大雪敷上了一层棉絮式的白色。
进入军营,我发现,成排的杨树上落满了乌鸦,它们干燥的叫声也是黑色的。如刀的风捧着轻浮沙尘,覆上了我单薄的身体,而且在内心也开始有所动作。我感到沮丧,如同一根树苗,还没有扎下根来,就被暴露在了孤独的旷野之中。这是一座神秘的军营,处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西部边缘。西边的弱水河,在沙漠的河床之中,像是艰难迁徙的白蛇。两边是成片的杨树,里面包裹着村庄。铁青色的戈壁滩环绕四周,表面堆积着各种各样的卵石,沙子粗大。这里肯定是30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之前的浩渺海底。身处其中,即使站着不动,感觉也有一种摇晃和被淹没之感。
春秋冬的风沙,把整个沙漠乃至西北都当作了它的疆场,大风携带的石子犹如古代军士万发齐射的箭矢,打在身上,麻酥酥地疼。每个早晨醒来,被子上落着一层灰沙,使劲抖动一下,沙子在水泥地上蹦跳如舞蹈。唯有夏天是沙漠当中美好的季节,性情狂暴的风沙就像巨人和它们的孩子,待在沙漠深处,安静、沉肃,在烈日之中,涵纳天光。稀疏的草木大都聚集在一起,手挽手、肩并肩地成长,这种姿势,体现的是万物之间的合作互助精神。戈壁边缘有一些海子,水边的是芦苇、嫩草和红柳的天堂,丰密而又青翠。当地的农民会把驴子、马、骡子、羊等牲畜放进去,任由它们啃食。我最喜欢马匹了,红色的、白色的、黑色的,还有浑身斑斓的。傍晚时分,它们甩着尾巴,一边驱赶蚊蝇,一边把落日甩向地平线。西北地区的落日格外恢弘,光辉投射之处,仿佛浩荡的鲜血。人和其他牲畜在其中,就像是一幅古意盎然的油画。接下来的秋天,几乎是眨眼间的事情,一阵北风浩荡,冷意便趁机攻占了沙漠及其周边的所有的事物。
西北漫长的冬天,犹如一场酷刑,同时也是一种历练。但是,作为容身沙漠的人,特别是出身乡村的小伙子,我内心隐隐的惶恐与担忧比冬天还要深厚,表面不动声色,内里乱云飞渡。我知道,一个人首要之需,不是如何在某个集团随遇而安,也不是任由时间把自己带到此时彼时。我始终很清醒,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俗世中人,烟火百姓。斯时,我的人生刚刚开始,前面那么漫长,如果不能够很好地安身立命,自给自足,就不会是一个成功的人。当然,也不会是一个称职的人子、人夫和人父,甚至都无资格考虑。这是残酷的也是现实的。相信很多如我这般的人,对此都有深刻的认知和体验。
生存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每个人必须面对,深度开掘,身体力行。那时候,身边有不少人因为有各种层面的关照,而鱼跃龙门,实现原地转换。我曾一度对自己的农民身份,特别是生身之卑贱而感到悲哀。有时候也迁怨于自己做农民的父母亲,如果他们也是要员、财阀,哪怕是暴发户、走私者都可以在此时助我一臂之力。有时候郁闷,一人坐在小片的杨树林里喝酒,我当然买不起好的,就喝二块五毛钱的北京红星二锅头。辛辣,且带着一股浓郁的红薯发酵了的味道。我极不喜欢。但酒也是跟随饮者的经济能力和社会身份的。自己喝得晕晕乎乎,站起身来,对着满树的叶子大喊。叶子们在季节中交换颜色,从诞生到坠落,就像人的某种必然的宿命。
有一次,趁着傍晚,夕阳的光晕使得戈壁像是汪了鲜血。一个人在其中,感觉空旷而又深邃。荒芜之地,总是带给人绝望。由于常年少雨,戈壁表层的稀土多数板结,像是伤口愈合之后的硬痂。脚踩上去,它们会发出簌簌的断裂之声。戈壁表面,还散落着一些红色、黑色、白色或者驼红色的卵石,在落日照射下,似乎眼睛一般,生动 、活泼,从低处向上看我的感觉,令我心惊,也忍不住浮想联翩。我想,这戈壁之下,一定隐藏着诸多的秘密;浩大空寂的戈壁,也是有生命的,它的心事深沉无际,我无法参详。
落日开始跌落。我继续在戈壁上行走,眺望之处,是幽秘的沙漠腹地。近处的黄色沙丘个个挺拔,犹如少女之乳,一只只地起伏在瀚海大漠之中。站在其中一座沙丘上,平坦处的黄沙,沉静而又蓬勃。整体看,就像是传说中的飞毯,连绵阔大,轻盈而又灿烂。靠近戈壁的沙窝当中,长着骆驼草、沙棵和芨芨等砂生植物。这里是沙鸡和野兔的藏身之地,这些羸弱且顽强的生命,和骆驼和蜥蜴等一样,都是与沙漠相依为命,互为存在的。
黑甲虫和蚂蚁总是出其不意,在我稍事休息或者无意识当中,突然奇迹一般出现。曾多次光顾这里,且发掘出诸多居延汉简和西夏文物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其所著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中说,当年,他们在额济纳建立了一座气象站,其中有一个名字叫钱默满的学者,多次捕捉四脚蛇和蝎子,用来泡酒喝。他的书中,还写到了额济纳特有的红蜘蛛和红蚂蚁等稀奇古怪的沙漠动物。按照当时的条件,他们从这里到现在的酒泉市,骑快马要花掉八天时间,到我们所在的军营,要四天。斯文·赫定,以及科兹洛夫、贝格曼、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等人,都是二十世纪初大名鼎鼎的探险家和考古学者,他们对于中国西北的历史发现与学术研究,大致是前无古人的,但很可惜,很多的文物,都被他们运到了他们的国家。
人事总是在不断地消亡和新生,过去的事物,在时间之中变成了后人的某种发现,这种现象,其实充满了悖论。可世界原本就是这个样子,总是在缔造,也总是在扬弃。
往回走的时候,我忽然明白,就像沙漠与高地,北方与南方,这世上,人与人也是有区别的。雷同的面目,甚至文化习性,但我,和他,和你之间,是各个不同的。一个人就是这一个,不是其他,也不可代替。对于命运前途,俗世生存,我也是我,如何能得益或埋怨于父母亲呢?再者,每个人的出身都是荣耀的,不管身在何处,怎样的环境,有人生养并给我以人的基本生活、尊严、知识、文化和梦想,已经是足够幸运了。为此,我深深感恩。
五年后,我暂时离开巴丹吉林沙漠,去上海读书。这对于平民子弟而言,当然是一次难得的人生际遇,得益于许多人的帮助,他们的名字深刻在我的命运和内心。在喧哗都市,枕着彻夜的灯光和飞机和车船声,我发现,这里并不适合我。而最初我厌弃的巴丹吉林沙漠却叫我怀念至极。我觉得那个天高地阔、风吹尘土扬、春夏模糊、冬季漫长,且人烟稀少的人间绝域,或许正是适合我以生命和灵魂客居、旅行的地方。
当时,有许多同学寻求留在上海,以各种方式。我却对此毫不动心。我以为自己出身乡村,这一生,最好的方式,不是谋求在大城市生活,而是要在适合自己的地方,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尽到自己的职责。哪怕无意义,甚至最终被风吹散,一败涂地,只要去做,总是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再次回到巴丹吉林沙漠之后不久,我结婚了。其实,对于婚姻,我内心里是反抗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不适合结婚,而且是一生;但从父母的角度考虑,孩子不结婚,他们就不会放心,也会觉得人生不正常。
人一旦长大,就再也不是自己的了,一切都要跟着传统的惯性走。再后来,我有了儿子锐锐。这一切,像做梦一样,在巴丹吉林沙漠展开。那些年,我父亲、母亲,还有弟弟和弟媳妇,包括那时候还在襁褓中的侄女儿恬恬,也都先后来过巴丹吉林沙漠。我还建议父母亲和弟弟迁徙到附近的村庄或者城镇。是母亲态度坚决,穷家难舍,最终作罢。今天看来,母亲的这种决定是对的。男女婚姻,在今天这个年代更趋复杂,也不可靠。人们在借助各种“工具”进行自我解放和开发的同时,也逐渐地失去了自己。
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说:“顺序相承的各种生存技术每隔一段长时间就出现一次革新,它们对人类的生活状况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以这些生存技术作为上述分期的基础也许最能使我们满意。”我们美其名曰的技术革新和创造,也是在加速人类被“机器”“程序”和“智能”取代甚至反戈一击的残酷进程。
在巴丹吉林沙漠军营的时候,我愿意到沙漠深处去。出营区几十公里外,便是额济纳的古日乃牧场。周边的黄沙日日侵袭,芦苇和荒草不断向内退却。夏日中午,可以看到传说中的海市蜃楼,站在烈日之下,气浪熊熊如烈火,远处好像有一座城市,而且是花园式的,其中有各种亭台轩榭,还有巍峨宫殿。长廊上,似乎有成群的歌姬在妖媚舞蹈。廊外盛开着无数鲜花,热烈而娇艳。似乎还有一些田地,有一些人头戴斗笠或者草帽,在其中劳作。
这肯定是幻境,在沙漠,一切的事物似乎都在努力“制造”自己的理想主义,为在这里生存的人和其他事物,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还可以看到牧人,赶着羊群或者驼群,在戈壁上游荡。无论哪一种牲畜,皮毛里总是藏着厚厚的沙子,还有黄色的灰尘。有一年,古日乃举办赛马节,附近的牧民全部盛装参加,骑着自家的马匹,在牧场上并驾驰骋。
由此再向北,至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库布镇,可以看到大片的胡杨,每年的深秋季节,胡杨叶子全部变得金黄,走在其中,感觉通体透亮,想起曾经的乌孙、月氏和匈奴等游牧部落,这胡杨林,似乎就是他们可汗的黄金大帐。据说,大禹、晋高僧■、唐玄奘、李元昊、冯胜、左宗棠等人曾经由这里经过。更神奇的是,《道藏》中说,老子就是在这里化胡成佛的。但最确凿的事实是,王维在额济纳居延海边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之诗句。而最令人神往与叹嘘的便是公元前99年,年轻的酒泉教射骑都尉将军李陵带着“五千荆楚弟子,奇材剑客”沿着弱水河出发,深入漠北寻击匈奴主力,以阿尔泰山中断,以五千人马对敌八万人,“苦战八昼夜,杀伤过当”。最终“四百人脱归”,李陵被俘,从此陇西李家败落,李陵悲苦一生,最终埋骨大漠。
这种悲情,我想千古以来,是无以排解的。皇帝和他的臣子、将军等等的关系,实在是一个奇怪的存在。我注意到的情况是,历史以来,王朝的兴衰都系在某些人身上,成也人,败也人。能臣良将乃至道家道教谋略之士对于王朝的兴衰,盛世乱世的作用,实在是强大无匹的。如李牧之于赵国,张良之于刘汉,郭子仪之于后唐,刘伯温之于朱明,刘秉忠等人之于元朝等等,莫不如此。反之亦然。而李陵之悲剧,及其全军之勇决,实在是一曲旷古悲歌。
有时我觉得奇怪,巴丹吉林这一片沙漠之地,何以产生了如此之多的往事呢,而且还都充满了传奇。很多时候,我去到居延海,想象王维在此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情景,也想起史前年代,乌孙、月氏和匈奴在此驻牧的种种已经不可知的细节。空阔的天空之上,流云如帆船,如丝绸,如裂帛。倒映在涟漪不断的居延海中,忽然觉得《易》以“兑”为“泽”的比喻和引申,简直是了不起的一种创造。水中有天,天又如水。水天一色,也天水相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