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人物身上发现别致的光点

“阳刚之气”，是生活经历的不自觉流露

吴佳燕（以下简称“吴”）：王手老师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您聊聊。我这次集中读了您的中短篇小说，读着读着常常会忍俊不禁。您对形形色色的人与生活的熟稔了解，那种不动声色的叙事中潜藏的幽默、机锋与人性的微妙之处，让人会心一笑又有所击中。我想您的小说应该是追求通俗好看的，真正地面向大众深入生活，有某种“平民文学”的意味。“好看”也越来越成为当下写作的某种趋势：既要考虑到外部读屏时代阅读的耐心，更来自纯文学圈子内部的突围冲动。您是怎么看待小说的“好看”的？

王手（以下简称“王”）：谢谢佳燕，这么短的时间里阅读我这么多小说是很辛苦的，也感谢《长江文艺》给我这样一次对话的机会。我想，每一个作者都是乐意做对话的，因为对话可以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作者，而作者也可以借助于对话传递一些小说里不能完成的意味。我1973年初中毕业即走上了社会，在没有稳定工作的情况下混了十年，这在现在是很难想象的。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十年，人们马上会想，这十年里你都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之后我又在一个相对正规的厂里待了十年，这十年我也是自由散漫的，有时候在三班倒地上班，有时候去一个杂志社里打杂，有时候也没有负担地跑跑社会。后来，在我快到四十岁时去了文联，才算真正地安下心来。前面的二十年，我等于就是在社会的底层，这种情况下，我要学的东西很多，怎样和人接触，怎样保护自己，怎样让自己生存得活泛一点。也因此，底层的人等、生活、艰辛、快活，我是很熟悉的。如果说我的小说写得平实通俗，我想这可能和我的先天“基因”有关，我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写出深奥冷僻的小说来。“

平民文学”不可怕，平民文学应该也算是一种品质，但平民文学一定要鲜活，要有血有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小说不是学说，它是以故事为基础，既然是写故事，那就一定要写得好看，这应该也是每个作者的追求。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个小说好读，好读和好看还是有区别的：好读一般是指读得顺畅，读得舒服，不涩口，没有疙里疙瘩;好看就不一样，好看就是看热闹，看稀奇，看西洋景，那是有内容指向的。多年前，有一次和何平老师聊天，他也说到我小说的特点，我记得他当时还说了一个词，说你的小说里有另类的生活。另类就是不一样呗，我暗暗高兴。

吴：关于写作的地域性，对于您而言其实就指温州。我觉得温州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不但在经济发展上创造了享誉全国的“温州模式”，还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一批优秀的当代作家。您说“写小说靠的就是生活”，您的创作一方面与温州这座城市的发展和个人的经历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与其他温州作家又有着很大的不同。最突出的一点，我觉得您是讲究某种“文武之道”的。听说您个人非常热爱运动，您的小说无论题材还是写法也都具有某种阳刚之气，让人想到海明威的硬汉小说。您写温州人的各种工厂生活和做生意的经历，还涉及生活与运动、文学与体育等方面，这在相对自我或阴柔的文学氛围中简直是一股清流，也与当下普遍的宅生存、宅文化现象形成鲜明对比。还让我想到您的微信头像，用的是一个目光深邃、身体硬朗的健美男子图片，忍不住想问是不是带有某种自况的意思？可否谈谈温州对您写作上的滋养？

王：温州有非常好的生存环境，小、方便、自由度高、没那么多规章，很适合我这样的人生活。温州人有一种散淡、无所谓的秉性，这不知道是好还是坏。比如排队，他不会老实地走在队伍里，而是在边上跟着队伍走，要是有人以为这位置是空的，想占据它，他会说，这是我的，我早就在这里了。我也喜欢这样，或者说我也正式不到哪里去。温州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局限于做一件事，千方百计地想再做一件事。我在温州就做过很多事，我可以有固定的工作，但我不安于现状，东做西做，乐此不疲。有一次在温州大学和喜欢写作的同学们交流，我说的题目是：人人都可以写小说，但前提是你要有生活，要有见识，要有阅历。我列举了我像他们这个年龄时做过的一些事情，打群架、调解纠纷、管理一个工厂、上街看武斗枪战、去海上买走私货、到上海贩紧俏物品等等。我发现同学们的眼里一片茫然，他们不知我所云，他们太顺境了，太平淡了，太幸福了。这也是我的小说里多少有那么点社会习气、有那么点江湖意味的原因。温州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个，好友东君在一次对话里讲了很多，也讲得很好。温州也有许多不错的小说家，我有幸能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有的有很大的阅读量，有的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两项我都比较弱，比不上。不适合我读的书我不会去硬读，没有生活的想象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只写我熟悉的，我经历过的，或者我知道的而且有感觉的，我觉得这样才不至于迷失逻辑，才不会太离谱。我听说有评论家议论，说我的小说看不出学过什么，看不出什么出处，我觉得这就对了，这样挺好。至于你说的“文武之道”“阳刚之气”，我想，这也许是有这样生活经历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吧。我原来用QQ时，“头像”是一个原始部落的头人，我的签名是“我是温州的土著”，这是想亮明我的出身。现在我的微信“头像”是一个外国的健美老头，肌肉不大，但线条很好，这是我心向往之的，但我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

吴：小说创作中方言的运用既可以增加小说的特色，又要注意不影响阅读，如金宇澄的《繁花》、林白的《北流》都用到很多本土方言。您在小说中用到的温州方言并不多，但是一些方言俚语出现的频率很高，让不懂温州话的读者也能大致揣摩出它的意思，如“老司”是“老师傅”的意思，“浙江省”被化用成了“浙江最省”，还有“塌了神气”“像虱子烫了一样舒服”“叫我吃我也不敢夹”等等，而“斧头剁了自己的柄”直接被您用作小说的题目。这些方言口语带有浓烈的大众生活气息，生动传神而接地气，不经意间形成了您小说的某种叙述风格，又通俗又有趣又形象，以至于东君说您写完一篇小说都要用温州方言念一遍。那么，您是怎样看待小说创作中方言的选择和运用的？

王：一般来讲，我在短篇里尝试运用方言会相对多一些，像金宇澄老师的长篇《繁花》，方言运用得这么彻底，这么成功，且被人津津乐道是不多见的。不过，上海的方言基本上还算好懂的，它的腔调很有特色。林白老师的《北流》我还没有读到，不好意思。温州的方言是极其难懂的，也是极难呈现的，它虽然生发在浙江，又和福建比邻，却和他们完全不搭界，自成一体。文学前辈林斤澜先生是温州市区人，他一直致力于在小说里运用温州方言，但也仅仅是一些词语的运用，叙述和对话呈现温州味道的也很少，而效果也是大家公认的“怪味”“生涩”。作为一种文本研究，他的小说在这方面无疑是有贡献的，也是有价值的。我因为出身在温州的大杂院，青年时期又长期在底层劳作生活，自然就形成了自己的平民语言、民间语言，这也是我在温州的标识之一。有一段时间，我参加地方上的会议，不讲温州话几乎不会发言。现在我在地方上做一些分享会什么的，经常也是“温普”和“温方”交替使用。我发现，出彩的地方、引来大家会心一笑的地方，往往是温州话里的形象比喻。但我没有在小说中运用方言，我怕外地的读者不接受我，只是偶尔用一下一些意义可以共通的俚语;而在叙述和对话上，我常常运用的也是温州民间的讲话习惯、民间句式以及一些底层腔调。有关本土内容的小说，我是会在完成后用温州话的习惯念一遍，尽量靠近一点，以增加它的温州神韵。因此有温州读者说，看似没有温州方言，但读起来又很亲切。这其实也是语言另一微妙的内在魅力。

为了生计，人是有无限的可能的

吴：想跟您谈谈“力气”这个话题，或者说“手劲”。这正好契合您的笔名，“王手”，王者之手也。所以我看到一些有趣的说法，比如莫言说“我对温州作家都‘毕恭毕敬’，老远看见都要先打招呼，然后面带笑容，用两只手握他们一只手，因为他们都是‘王手’”;东君在印象记《王手的手》里谈到您两只手的亦文亦武。您在小说中也多次提到“手劲”，或者说营造了一个力气江湖时代：“那时候在社会上立足不靠文凭，不靠素养，靠的就是力气。”《双莲桥》《阿玛尼》《软肋》《惩罚》《健美者说》等小说里都设定了一个出身底层、身强力壮、手劲很大的人物，或者直接就是线索人物“我”，他们一方面可以靠下苦力谋生，但是更多的时候力气成了某种民间身份和权威的象征，树立了他们在扯皮打架、家长里短、人情世故中的威信，可以藉此调解纠纷、安保威慑、以力服人，似乎在无形中维持着某种平衡、公道和规则秩序。这听上去像是在谈论某种前现代社会，又确乎是描述出了过去年代中国的一些底层现实乃至思想遗留。不过力气也有行不通的时候，比如《火药枪》里靠力气立足江湖的年轻人其英雄梦想在突然亮出的火药枪面前分分钟破灭，极为反讽。对此，您怎么看？

王：温州自古就有习武的风气，现在还有，我的许多朋友都在武术协会、南拳协会里担任位置。我年轻的时候也知道温州各个方面的拳师，也和一些拳师有过近距离的接触，我和他们在一起，或听到他们的传说，都会莫名地激动，也非常羡慕有功夫的人。我不大习武，但对锻炼身体感兴趣，一直狭义地认为，只要身体好，力气大，即便是没有武功，近身搏击，顽强缠斗，也是不大会吃亏的。温州也有以武会友的风气，就像古书里写的擂台赛，或找谁切磋一下。今天这里扳手，明天那里推马，后天又哪里摔跤，这样的场合总是很奇幻很刺激，虽然不是很正规，但也不是乱糟糟的，基本上大家还是能够遵守规矩。试想，我当时有力气，也有时间，又没有成家，没有什么牵绊，每天这里那里地赶场，也是很快活的。我小说里写到的游走江湖、扬名立万、主持公道、解决纠纷，都是我经历的，或参与的，当然也不乏失败和被羞辱。这没有什么，山外有山，高手在民间，作为过程，这都是我的财富，大家觉得可信、生动、好看，我就很欣慰了。这样的时间很短，就像任何运动，吃的都是青春饭，年纪一大，脾性收敛了，爱好转移了，有要事要做了，这些东西就慢慢地放弃了。但传说还在不断地延续，也无奈地被再三添油加醋。这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和现在大家追求经济、事业、地位一样。

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中国许多文学书写中，江湖是远离朝廷与官方的民间，是有着刀光剑影、侠骨柔情的武林或黑帮。它寄托着人们对现实之外的一种我行我素、快意恩仇的英雄梦想和美好想象。在您的小说中“江湖”指涉的是两个层面的社会现实：一个是广义的江湖，指庞杂丰富的民间世俗生活，为了谋生各处奔波的三教九流;一个是狭义的江湖，就是指社会灰色地带的边缘人物，靠一些非常规手段谋生。这两个江湖都自有一套通约规则，如《软肋》中所说：“有些事，放在规章和措施上，都是解决不好的，一旦染上了江湖的色彩，就不一样了，就有了另外一套程序。”比如您小说中经常提到的龙海生这个人物，他是拳师是黑社会老大，是某种江湖秩序的维护者，但是到了《坐酒席上方的人是谁》里，原来所谓的江湖也发生了变化：“江湖当然是要较量的，但已经不再是血雨腥风，而是文明的、智慧的”，而且“江湖是需要疏导的，疏导了才会畅通”，“龙海生没有真正地退出江湖，他知道江湖是退不尽的，江湖就是社会，就是人群，退出了，他就一无是处，就一事无成”。龙海生这个江湖人物也具有某种挽歌意味。您所理解的江湖及江湖精神是什么？怎么看待时代变迁下的江湖人心？

王：所谓的江湖，文学上的书写确实不少，除了比较“纯粹”的武侠小说，官场小说、事件小说里也都有涉及，还有就是已经文学化了的、人物和事件都带了点江湖意味的小说，我应该勉强属于最后一种。你说的两种情况我都有书写过，比如《软肋》《平板玻璃》，就是广义江湖中的世俗生活;比如《双莲桥》《坐酒席上方的人是谁》，就是表现社会灰色地带的边缘人物，但不一定都有黑社会色彩。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毕竟在那个年代，毕竟可以平静地生活，毕竟不是旧社会的上海滩，毕竟没有地盘争霸，没有利益掠夺，没有世代深仇，血雨腥风也是不大可能的。我最近会出来一本书，也是这两则内容相结合的一个集子，出版社给了个书名叫《文江湖》。之所以叫文江湖，还是觉得有那种广义江湖、世俗生活的趣味。这一点，湖南《湘江文艺》的冯祉艾也看到了，她在一篇写我的评论里也提出了这个概念。我的朋友中是有一些灰色地带的边缘人物，早年他们也是叱咤温州风云，现在年纪大了，在家里安度晚年。有一个还有老习惯，身边有“走差”跟着，家里有专门的厨师，每天坐下来吃饭都是一大桌人，心里面那个谱还摆着。还有一个学会了瓯绣，一种温州的绣花技法，绣一些花鸟鱼虫，到处当礼品送人，我每次看见他时都会有瞬间的恍惚。说实话，我也是有这种情结的人，我觉得江湖没什么不好，就看你怎么选项。比如讲自律，经常练功，节制不良行为;讲信用，说好了几点到就是几点到，几年后的相约也不会忘记;心里藏得住事，有心拜年端午不迟，有志报仇十年不晚;还有知恩图报、仗义勇为、行善乐事等等，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