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胡同拥抱北京

一

北京的腊月比江南冰冷许多。凌晨三点半，沉睡中的大栅栏胡同被一声“吱呀”吵醒。这是我住进百顺胡同后，每天雷打不动听到的声音。开门的动静并不算大，却很准时，硬生生地把我从睡梦中给拖了出来。

这是每天大杂院里的第一个响动。开门的是在胡同里开饭馆的老韩。这是他生活的常态，也是这条胡同的常态。星星还满天铺在夜空里，月亮也高悬在头顶，整座城市，包括我们共同居住的百顺胡同，都还没有睡醒。其实，老韩自己也没有睡醒，闹钟响了三次，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得起来了。

老韩来自安徽，和老伴、儿子经营着一家川湘菜馆，今年快六十了，平时喜欢戴个帽子，帽子底下，是白了一大半的头发。戴上帽子人会显得稍微年轻些。

老韩的饭馆位于北京大栅栏一条名叫铁树斜街的胡同里，顺着铁树斜街径直走下去，就是闻名的前门大街。前门大街也是胡同，不过胡同和胡同不一样，前门大街商业氛围浓厚，是北京有名的小吃一条街，店面装修考究。尤其到了晚上，各种颜色的灯光和大红灯笼亮起来的时候，喜庆又热闹。相比之下，铁树斜街则是老北京的民居胡同，灰砖灰瓦、朴实无华，人流量和前门大街相比，也相去甚远。

老韩的饭馆原本只做中午和晚上两餐，今年受疫情影响，客流量大幅减少。虽然房东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相应减免了房租，但饭馆的经营还是有些惨淡。为了增加点收入，他和媳妇商量，早上加做早点，能多挣点就多挣点。

老韩的饭馆不大，摆满了也只能放六张四人座的桌子。这六张桌子和这间位于铁树斜街的小馆子，像是一条纽带，二十多年来，把老韩一家跟北京城联系在了一起。

熬粥用的米和做豆浆、豆腐脑要磨的豆子头天晚上已经泡上了，老韩打开火把粥煮上，这边就开始和面，媳妇负责磨豆子。面积不大的厨房里，只能容下两个人转身。夫妻俩忙得热火朝天，要不了多久，油开始在锅里翻滚，一根根泛着金黄的油条被老韩用一双长长的筷子夹出来，放在锅边沿的金属篓子里;粥、豆腐脑和豆浆也做好了，热气腾腾的，被老韩媳妇从锅里倒进保温桶，等待第一个掀开饭馆门帘的客人。

没在胡同住下之前，我总会觉得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方，各种花销都贵得离谱。去了老韩饭馆之后，才知道北京的早餐远比江南便宜许多。粥盛得满，油条个头也大，各来上一份，也才五块钱，基本上能把人吃饱。要是点上两根油条，到中午饭时候，都不知道饿是怎么回事儿。

也正是因为味道好，价格实惠，老韩饭馆的早餐要比中午、晚上热闹许多，客人来来往往，老韩忙忙碌碌。点餐与结账的人中间，有地道的京腔，也有东北、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天南海北的声音。因为一顿早餐，他们在胡同里相遇，短暂相聚之后，穿过一条条胡同，又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融入北京。

二

胡同是老北京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演绎着这座古都独特的风情和韵味。在一条胡同里，有气势显赫的王府大宅深院、富人商贾的四合大宅院、平民百姓的四合小院，也有像我和老韩租住的大杂院。人们熟知的南锣鼓巷，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明清时期则是达官贵人的聚集地，里面的每条胡同，都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每间宅院里，都诉说着一个个老故事。紧挨着南锣鼓巷的帽儿胡同，作为京城十大胡同之一，每一扇木门背后都暗藏乾坤，末代皇后婉容、明代将领洪承畴、北洋军阀冯国璋都曾在此居住。

相比这些富贵之地，我还是喜欢大栅栏一带的民居胡同。没事的时候，我就骑着单车逛胡同。灰墙灰瓦的胡同，一条连着一条，一条挨着一条，不仅仅是城市的脉络，更是老北京居民生活的场所和京城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舞台。它记录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像是一座座民俗风情博物馆，烙下了人们各种社会生活的印记。每次在胡同里骑行或是漫步，都有一种想在这里住上几晚的强烈愿望，问了几个房屋中介，昂贵的租金又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国庆节后的第二天，天气出奇地好，既有秋季的清凉，也有晴日的温暖。阳光洒在胡同灰色的屋顶和墙面上，有阳光的地方温暖如春，上了年纪的老北京人坐在门口的阳光里打盹，门前笼子里的鸟叫唤累了，也跟着眯起了眼。原本快节奏的北京，在那一刻，突然间慢了下来。

路过陕西巷一家小卖店，原本想买瓶水，却看到冰柜的拉门上贴着一张纸，写着“平房出租”。我问老板娘：“房子还在吗？”老板娘说：“租房信息是一个朋友贴上的，前脚刚走，你打电话问问。”

房子所在的胡同叫“百顺”，与胭脂胡同、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棕树斜街、朱家胡同、小力胡同并称为“八大胡同”。而百顺胡同，在其中名气最大。当年，京都名伶大都在附近几条胡同居住。至今，百顺胡同的一处宣传墙上，还雕有“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辞百顺、韩家潭”的石刻。

房子位于百顺胡同36号，院子里密密麻麻十几间房，对称地排列在两边，中间是仅容一个人行走的狭窄巷道。每一间房子面积都不大，大点的十几平，小点的七八平。负责管理这个大杂院的，是来自吉林榆树的东哥。东哥具体叫什么，我没多问，或许是跟我认识的很多东北人一样，名字里有个“东”字，就下意识被人喊了“东哥”。

我看到房子的时候，东哥正拿着瓦刀在墙上抹水泥。东北人自带豪爽派，东哥一张口，就听出是好打交道的人：“兄弟，我也不瞒你，这房子昨天刚腾出来，墙皮脱落得厉害，我重新抹一下，反正就这条件，你看行你就租。”

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就只有一个货架，新的水泥抹在墙皮脱落的地方，像是一个针线活不好的妇女在一件旧衣服上缝了一块又一块补丁，针脚粗糙不匀称，一点卖相都没有。房子很小，只有两米宽，床放进去，床头床尾都顶到了墙上，满打满算不到十平方。

东哥说：“这里前一天还住着一家三口。一对三十多岁的河北夫妻带着个五六岁的孩子。男人送快递，女人在家带孩子。孩子小的时候，三个人勉强睡在这张两米宽的床上，孩子稍大一些，就显得挤了。后来，孩子父亲在床尾装了一个三层的货架，上面两层放快递，下面一层成了孩子的床。”

男人负责百世快递大栅栏一带的揽件和投递，每天骑着三轮车穿梭在各个胡同之间。早上走的时候，孩子还没睡醒，中午饭基本上是在外面随便对付一口，有时候单子少，也会到老韩的饭馆里要一碗炸酱面或是点一盘饺子，蘸着辣椒油和醋吃得满嘴流油。不过，他觉得最幸福的时候还是晚上收工，该派送的单子派送完了，疲惫了一天回到家，女人已经把菜做好了。菜其实很简单，三个人，一荤一素一碗粥，再打开一瓶牛栏山二锅头——北京人叫它“白牛二”，一斤装的叫“大白牛”，半斤装的叫“小白牛”。生活在这个院子里的人大都好这口，据说每年的销量惊人。

这一家人在这里住了五年。孩子从出生到五岁多，所有关于北京的记忆，都跟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有关，他在那个用货架做成的床上，或许做了很多有关北京的梦。不幸的是，孩子在一次顽耍时摔折了腿，北京的医疗成本远比河北老家要高，跨区域报销幅度也会少很多;外加孩子快要上小学了，北京的教育资源他们享受不到，夫妻俩一合计，退了房，带着孩子回老家了。

三

房子条件不好，价格自然也相对便宜，我如愿住进了北京的胡同。

上大学之前，我曾在建筑工地做过民工，住宿条件简陋，工棚里连上下铺的高低床都没有，铺盖铺在木板上，就成了床。胡同的这间小屋，条件并不比建筑工地强到哪儿去。门朝北，没有窗户，灯熄后的一瞬间，整个世界没有一丝光亮，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

睡在胡同里第一天晚上，我一直在想，没有厕所，洗澡不便，上一个租客，还有住在这个大杂院里的左邻右舍，他们是如何长期在这里生活的？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在遥远的家乡，一些三线或是四线的小城市，拥有舒适的居住环境，单元房里有宽敞的房间，敞亮的客厅，有24小时热水的家，却为了寻求梦想，选择放弃舒适，漂在北京，煎熬着生活的苦。

一个朋友说，不管是哪一类人，不管是什么层次的收入，都能在北京生存下去。在这里，能看到很多阶层差别的不公平，也能瞬间在这种不公平之中找到相对的平衡。你感叹生活艰辛，也会不经意间在马路上看到一个你在电视里见到的某个明星。比如说，在我原先生活的那个江南小城，想听上一堂文学名家的课，不使出浑身解数，还真不一定能有机会。而在北京，经常能在周末去聆听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名家的创作分享，不要门票，甚至不用提前报名。对每一个追梦的人来说，这是北京的魔力，也是北京的魅力。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而来，以不同的方式拥抱着北京。

我拥抱北京的方式，就是穿过一条条胡同，感受这座城市的人间烟火。

关于胡同，老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六千，没名的胡同数不清。”有史料记载，“胡同”是蒙古语，街巷的意思，南北向称为街，东西向称为胡同。街相比胡同要宽些，临街的建筑商铺较多，比如杨梅斜街、樱桃斜街以及老韩开饭馆的铁树斜街。这里的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小院，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在大杂院里，住我对面的，是两个给超市送货的年轻人，六七平方的小屋里，放下一张两米宽的床，就几乎没有什么活动空间了。两人挤在一张床上睡，他们挺知足，条件好与不好并不重要，关键是省钱。一千五六的房租，两人平摊一下，一个人七八百块钱，就可以在北京的胡同里拥有一处遮风挡雨的小屋。

有一次，我听到他们中间的一个年轻人给家里打电话，语气里带着十足的自豪：“你知道我住的这是啥地方吗？这可是国粹京剧的发祥地，乾隆当皇帝的时候，徽班进京，那春台班就住在我这个百顺胡同，梅兰芳当年就住在这旁边。”

一个送货的年轻人，对北京的胡同竟如此了解，让我心生佩服。胡同的房子隔音效果很差，年轻人打电话嗓门也大，听着跟站在我旁边说话差不多。

我生在豫北，工作在江南，听到他浓重的乡音，一下子让我有了亲切感。我问他：“你是河南的？”他转身，先是憨厚一笑：“啊，河南周口咧。”老乡的身份，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头一次见面的陌生感瞬间也淡然无存。

我说：“啥时候你不忙，我请你喝酒，把屋里那个老乡一起喊上。”

“中！”他答应得很爽快。

从我们居住的百顺胡同出发，穿过陕西巷，沿着铁树斜街走上几百米，就到了老韩的饭馆。在这条胡同里，老韩的菜馆并不出众，我第一次去他那里吃饭，是因为他的那句吆喝：“进来吧，好吃不贵，不好吃不要钱。”

我起初并没有打算进，像路过之前的几家店一样，准备只做一个过客。他的这句吆喝，让我改变了主意。做生意就得吆喝，要不人家不知道你是干吗的，这点我深有体会。

我小的时候，父亲种了很多韭菜。韭菜要一茬一茬割，该割的时候不割，一旦长老，就卖不出去了，也会影响下一茬的生长。父亲一个人卖不完，眼看菜要老在地里。我那年十一岁上小学四年级自告奋勇对父亲说：“爸，要不我放学帮你卖吧，不过卖的钱得让我自己存着，将来交学费用。”父亲没拒绝，第二天我就挎着菜篮子出发了。

没出发的时候信誓旦旦，一走出家门，心里立马就虚了，我挎着菜篮子只顾走，脸红到脖子根，从村西头走到村东头，一斤菜也没卖出去。村里的一个婶子问我，你挎一篮子韭菜弄啥去？我说：“卖。”婶子说，你不吆喝，人家知道你是干吗的？

如今，老韩的吆喝，与我二十五年前的记忆碰撞在一起，牵着我的思维径直走进了他的饭馆。店里生意不好，我边吃边和老板闲聊。他说，算上今年，在北京待了二十多年了，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初没买房子，到现在还租住在胡同平房里，夜里上厕所得跑七八十米远，被窝里攒的那点热气一进一出全折腾没了，从屋里到外面，人一下子给冻精神了，深更半夜的还睡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