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悬崖边的树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这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话，常常被人们引用。当我提笔想写“记忆深处的曾卓”时，我想到的正是鲁迅先生的这句话。

二十年，整整二十年了，曾卓离开这个世界二十年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曾卓不仅没有走远，反而越来越近地活在我们中间。不是么，每每外地的诗人朋友来武汉时，就要说起诗人曾卓;每每武汉诗人举行诗歌活动时，就要谈起诗人曾卓;只因他是武汉这座城市的一个文化徽记，也是湖北诗人的一面旗帜。

1

我是认识了曾卓的诗之后才认识曾卓的。

那是1980年5月初，我刚刚收到订阅的1980年第2期《长江》文学丛刊，照例从杂志的目录里找到诗的栏目，当我看到题为《心的历程》（六首）的目录后，即翻到202页，屏气凝神地读了起来：

《有赠》：“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我饥饿，劳累，困顿。/我远远地就看到你窗前的光亮，/它在招引我——我生命的灯。”我默默地往下读着，当我读到“你的含泪微笑着的眼睛是一座炼狱，/你的晶莹的泪光焚冶着我的灵魂”时，我的心像是被什么刺了一下，微微抖颤着……忙轻轻合上书页，抬头仰望着窗外苍茫的夜空。

说实话，这是我学诗十几年来第一次读到的一首震慑心灵的爱情诗。在我以往的阅读经历中，偷偷摸摸能读到的也就是闻捷式的爱情诗——劳动加爱情，而这首《有赠》实则是一个因“饥饿、劳累、困顿”而“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从心灵深处涌出的一曲哀歌。但是，诗人并没有在诗里渲染自己的孤寂与苦难，而是竭力表现诗人在孤苦中获得的慰藉与温馨。也许正是诗人以浓郁的情感和生动的笔墨，活灵活现地展现出劫后夫妻重逢的动人一幕，才给了我震慑心灵的力量。

由此，我记住了诗人曾卓，也记住了《长江》文学丛刊。在当时，至少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还没有哪一家文学刊物发表过这样的爱情诗。

两年多后，我脱下穿了十五年的草绿色军装，转业来到《长江》文学丛刊，做了一名小说编辑。第一天上班后我便问起坐在我对桌的阳云先生：曾卓何许人也，他写于1957年的诗作为什么现在才发表？

这一问，阳云先生打开了话匣子，跟我说起他熟悉的曾卓。他没有讲他们那一辈人遭遇的苦难和折磨，而是谈起诗人曾卓和他的诗。我听后，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位值得景仰的诗人，便决意拜访他。那时，我住在汉口三眼桥，离曾卓先生的住处不远。

大约是一个星期天，按照朋友的指引，我走进了台北一村，敲响了曾卓先生的家门。开门的正是曾卓先生，他伸出手来，将我迎进屋里。

那一刻，我的心被强烈地震动着。这是我第一次拜见曾卓：只见他伸出的瘦长的手臂凸突着一条条青筋;扬起的额头岩雕般粗犷，堆满一道一道凿痕，显得格外苍劲;两只眼睛却炯炯有神，闪烁着热情……

我知道，曾卓先生刚过花甲，与其说岁月留给他的印痕似乎浓烈粗糙些，还不如说苦难与折磨给他烙下深深的印记。

落座后，我转达了阳云先生的问候。曾卓先生听后，便给我讲起他熟识的阳云，讲起阳云先生的诗，讲起阳云先生刚刚获得《长江文艺》1981—1982年度短篇小说佳作奖的《峡谷风雨》，并嘱我多多向阳云先生讨教。

话匣一打开，时间不知不觉溜走了一个多小时，我默默地听着，这才忐忑不安地递上我刚刚写完的《夏歌》。这是我为自己写的一首百余行的抒情诗，以纪念我的三十六岁生日。

曾卓先生接过我的稿纸看了起来，不一会儿就看完了。见他看完后，我就想听听他的意见。他稍稍想了一下，便对我说：你的这首《夏歌》我读后就发现较你的诗集《放歌山水间》有了一些新的可喜的变化，注意从生活的表层向生活的深层开掘，从个人的感受出发抒我之情。诗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独特的感受，诗人一旦离开自己在生活中的独特感受，去阐释某种理念，或者去写自己尚未真正发现的事物，那肯定不是诗。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他总是力图写那些真正触动了他的心灵，引起他内心共鸣的东西。当然 ，这也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品味气质、思想感情、审美观念相关，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品位气质、思想感情和审美观念的不同，因而在诗的创作艺术追求也就有所不同，自然他们创作出来的诗的风格也就迥然不同。

我想找只笔记录他的意见，他摆了摆手说：我们只是随便聊聊，哪用得着白纸黑字记录下来。

我没有将曾卓先生的一席话记在纸上，却牢牢记在心里。

这是我第一次拜访曾卓先生。论年龄曾卓先生与我的父亲同龄，算是我的父辈，可我们虽是第一次见面，却毫无陌生之感。

也许诗人的心是相通的。

2

春去秋来，又是一个暮冬时节。

节令虽是深冬，但在沙市却有了几分春意。原来湖北省的一个文学创作座谈会在沙市举行，来自全省的几十位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聚会沙市，给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带来了一缕春风。

我又见到了诗人曾卓。

讨论是热烈的，何况诗人兴会，讨论气氛更是热烈。

徐迟先生又一次谈到诗与现代化。在1979年1月《诗刊》举行的全国诗歌座会上，我曾听过他激情满怀地讲过这个问题。

管用和谈起湖北的乡土诗的特色，并就乡土诗的突破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骆文介绍了“长江诗会”盛况，同时还盛赞《长江文艺》诗专号在诗坛的良好影响。

我在静静地听着，虽然我在诗坛混迹有些日子，但回湖北时间还不长，又做着小说编辑，与湖北的诗人也联系不多，自然不好说什么。

不知谁向骆文同志提出建议：湖北各类文学艺术刊物都有，就是没有诗刊，建议办一个诗刊，以扩大诗的阵地，集结诗的队伍。

一阵发言过后，曾卓先生发言了。他首先肯定了诗在新时期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所发出的先声，接着他又说，与其说诗歌对于思想解放起了先声的积极作用，还不如说是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诗歌生产力的大解放。他列举了诸如《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等诗作说，诗需要思想的光芒，更需要艺术魅力。

这就是曾卓，或者说这就是他的艺术观。听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刚刚读到他的《老水手的歌》。多少年后，诗评家程光炜在《曾卓论》里这样评价曾卓这时期诗作：“就在诗坛的相当一部分诗作还在纷纷充当起智者，向人们阐述着他们关于世界、历史、人生和存在的冷峻的思辨的时候，诗人却已在风起浪涌、海阔天空的岩石旁，深情地唱起了他的‘老水手的歌’”。

会议休息期间，我们一行去章华寺赏梅。走进寺内，抬头一看，只见一树古梅老枝怪异，苔藓鳞皴。树的四周早围满了赏梅的人，有的擎着伞指指点点，边观赏边像是发现了什么;有的站在雪里痴望，似从梅的挺秀中领悟一点什么;有的掏出笔记本，挥笔摹写临画;有的徘徊沉思……一位我熟识的《沙市日报》记者，正张开照相机的镜头，顺着他的镜头对准的方向看去，我一看，那不是曾卓先生么！这位饱经风霜的老诗人，一定是被眼前这株丰姿绰约又历经风霜的老梅迷住了，瞧他那双有点混浊的眼睛，也好像倏然恢复了青春的光彩。

这情、这景、还有情景中的诗人，难道他不就是一株傲雪斗霜的老梅么？！

此刻，当我望着梅树凌空铁骨、荡胸灵气，不禁想起他的那首著名的诗《悬崖边的树》。在他身上，仿佛真的“留下了风的形态”。这是一种经过严酷的漫长的不公平的扭曲和辗压后的令人感伤的形象呵！然而，诗人唱道：“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也就是说，诗人在这首诗里并不满足于对知识分子命运的一般性描摹，而是以冷峻和检阅历史风云的眼光，通过象征的手段，将人们引向一个更为空阔和深邃的思想和历史的空间，促使人们对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历史进行严肃的思索。

这就是我们的诗人！

风可以忘记，雨可以忘记，可历史不会忘记。1955年，刚过而立之年的他，正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的生活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蒙难被关押受审，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监狱、牛棚、孤独、痛苦的生涯。人身自由被剥夺了，这已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心健康，更叫他不能忍受的是工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苦难和孤独折磨着他，也磨练着他，即使与生活搏斗之余显得有点困乏，他仍带着充满向往、期待和信任的笑意面对人生，不甘寂寞，锐意进取，“将生命的歌——唱得更响”。

这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诗品出于人品，人品高，诗品才高。因此，做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情操的人远比写一部成功的作品重要。

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老枝新梅，在雪里显得有点风姿秀雅，颇有飘逸之气，而树下的诗人，那苍劲但不显得挺拔的身躯，使我见到的却是恬淡温馨的笑意和傲岸的风骨……

这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披衣起身，拧亮台灯，思绪如流，挥笔草写了一首《赠梅》的诗，寄赠曾卓先生。

3

在武汉、在湖北，与老一辈的作家诗人中，我最景仰的是徐迟先生和曾卓先生，自然也和徐迟先生、曾卓先生交往得多一些，聆听他们的教诲自然也多一些。

1989年，我已出版了四部诗集，按中国作家协会的入会条件，我提出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请诗人李瑛先生和曾卓先生给我作入会介绍人。填好入会申请表后我就寄给了诗人李瑛先生，他收到表后即给我写了介绍意见：“谢克强同志原在铁道兵部队工作，是一位较有成就的青年诗人。他生活扎实，学习勤奋刻苦;后转业到地方，继续坚持创作，又有新的突破。他路子正，作风好，成就显著，愿介绍他入会。”我收到李瑛先生寄回的表后，即请曾卓先生写介绍意见。他拿过表，看了我的工作简历，又看了我的创作业绩。当他看见我近年涉足小说创作，并有中篇小说《黄莲蜜》《蛇洞》等在文学刊物发表后，他说，你是小说编辑，写小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我看你本质上还是个诗人。

我默默听着，没有做声。

曾卓先生见我没做声，就问我读过唐人韩愈的《师说》没有？曾卓先生这一问，我就来了精神。我说，这是我读初中时语文课本的一篇古文，我至今还会背诵。

曾卓先生说，《师说》里有这样一段话：孔子曰……

没等曾卓先生的孔子曰说完，我就接着背了起来：“‘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对了，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曾卓先生说。

我一听就明白了曾卓先生的意思，默默点了点头。

曾卓先生又看了看我的入会申请表中的创作计划，这才给我写下介绍入会意见：“克强同志写作勤奋，已有相当丰硕的成果。他的诗情绪健康，并在艺术上有所追求，是湖北省较有影响的青年诗人，故我愿介绍他入会。”

有这两位前辈诗人介绍我入会，自然我不费周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自然想在创作中有新的突破。这时我已年过不惑，便想写写自己的人生体验，我便开始以《人生》和《孤旅》为题的抒情短诗创作。几年后，我以《孤旅》为题结集出版。《孤旅》出版后，我先后送给徐迟、曾卓先生指教。

曾卓先生接过我的诗集《孤旅》，翻了翻说：我在《诗刊》《星星》《长江文艺》和《芳草》上看过你近年发表的一些诗作，我读后感觉你的这些诗是你的《夏歌》的延伸和发展。你注意从外面的生活世界走向自己的心灵世界，理智而冷静地静观人生、体验人生，表现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肯定生命意义，并注意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提炼生活的哲理，这些都很好。在写作中还要善于发挥自己的长处，扬长避短。这些年，湖北的诗人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你仍坚守在诗的阵地上，这值得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