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过歧流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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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去往新西兰奥克兰的飞机上，十二个小时的航程未至中途，我们穿过晴空、雨云，从日出行至日暮，从颠簸行至平静。机舱里一片昏暗，正好是大部分人恹恹欲睡的时间，窸窸窣窣的言语声、鼾声、咀嚼声，无时无刻不在的发动机轰鸣声拧成的声流，更加催人疲倦。窗外阳光正炽，只有极远处几片薄云，海面将阳光回弹，飞机像被一团烈火紧紧攥住。

我没有一丝困意，睁着眼睛，机舱空调温度开得太低，冷得让人打战。我知道自己此刻悬浮着，一万米高空之下是广袤的太平洋，却无须担忧坠落。旅客一半是白人，一半是中国人，飞机播报先是英文，而后才是蹩脚省略的中文，主体语言的变换昭示地理上的迁移，我已经远离国境，来到他国。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出发之前，查阅了许多攻略，为旅行制订完整计划。我对大岛上的城市与美景熟稔于心，米尔福德峡湾奔流的数千条瀑布和One mile car park的雪山平湖，以及岛屿中心延绵的雪山和穿插其中星点般的草原，南岛结满硕果的樱桃园，全部是我未曾领略过的壮丽。我们将会降落在奥克兰，一座整饬优美的海滨城市，下榻在艾伯特公园旁边的酒店，而后租上一辆汽车，开始公路旅行，从各路美景和城市中穿过，感喟、拍照、赶路、无所事事，消磨完十四天的假期，而后重返奥克兰，飞回我们的城市。

未婚妻田微清在一侧歪着头，她从上飞机就开始昏睡，睡到不知天昏地暗，毯子从她肩膀滑落，我为她盖上，她半睁眼睛，咕哝着：“还要多久？飞机坐久了颈椎僵痛。”“还要三四个小时。”我回答。她嘟嘟囔囔地又睡过去。

两个月后才是婚礼，田微清说她希望在婚礼之前进行一次长途旅行。

长途旅行最考验人的品性、耐心和默契，她见过长途旅行归来彼此视若仇雠的情侣，也见过中途分道扬镳的朋友，在陌生、无助、辛劳和疲惫中，人更容易暴露本来面目，退化的獠牙又会长出来，十四天不过一场生活的试演，如果这都熬不过去，那往后的漫长生涯要如何共度。结婚前，顺眼顺心，结婚后，龃龉、困难和遗憾恰是时常要面对的状况，恰如一场终点未知的旅行。她说，如果新西兰之旅不愉快，会重新考量结婚的决定。

田微清对于婚姻仍有一种虔诚而落伍的信仰，对于与人共度余生怀有强烈信念，但是她并不莽撞天真。田微清的父母感情融洽，生活富足，大体称得上幸福，她对婚姻自然有预期和底气。

有了旅行的念头之后，她问我想去哪里，我说想去一个少人的地方。

“新西兰怎么样？地广人稀，景致也不错。”她随手翻开手边的旅行杂志，指着一张图片，图片上是一段沿海的悬崖峭壁，图注标明是新西兰东岸。

我对南半球的大岛没有概念，估算过机票和旅行花费，尚在承受范围内，满口答应，之后马不停蹄地办理签证、订机票、查攻略、租车、订旅馆，直至上飞机前，对目的地仍然没有任何实感。我们到空港的时间略早了一些，候机厅里国际航班飞走三架，分别去往柏林、东京和纽约，全是我听过却没去过的地方。冬日冷风呼啸，寒意从建筑的缝隙挤进来，早晨飘着薄雪，水面结了薄冰；南半球却是酷夏，行装里全是轻薄衣物。飞机行至中途，路过赤道纹丝不动的高积雨云，景致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心理忽然倒错，生出“此身何在”的疑问，直到那一刻，我才对去一个极其遥远之地有了实际的感觉。足够高，足够远，使我安慰，使我满足。

空乘推着小车过来，满脸笑容地问我想要咖啡、水还是果汁。“咖啡。”我说。她倒满之后，又熨帖地往里加了两块冰。咖啡苦涩，我不喜欢，但是我会喝，还会分辨咖啡豆的优劣，懂得在舌头的前后端分解，继而体会持久而虚幻的甘甜。喝咖啡对我而言，从来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模仿。空乘向每一位醒着的乘客询问需求，他们相继做出选择，继而更多人醒来，舱内开始躁动，人声嗡嗡，还有三个小时飞抵目的地，十二个小时的航程已至尾声。

奥克兰。

航程中，在清醒和半寐之间、起点和终点之间，倦怠而无所事事，身边的人意识远遁，万丈高空，远离地面，不在任何一个国度，甚至不在任何时空。我的意识也开始汽化升腾，变成自由而无形的气体，在更高远的地方徘徊，好几个小时，无法自持地回忆过去，想象自己脚步滞重地走到现在。

回忆并不如一条完整的河流，而像是迎面炸裂的玻璃窗，伴随连续轻微的轰鸣声，直接奔向颜面，扎入脑袋。回忆过去，而非回到过去，只能带着已经成型的心智，靠着现有的知觉，使用如今的语言，下着已经变成陈词滥调的评断。拾来的只言片语，都带着失真的质地，不自觉夸张和变形，美化与欺骗，分辨和误解，掩埋与剖析，重演和转述。我再没有办法重新变成一个儿童、少年，于是失去故事发生的场景，分不清哪些是现在的我所思所想，哪些是过去的我所思所想，只能将它们混为一谈，让一个年近三十的人附着在一个十几岁少年的身体上，讲着远远超于年龄和认知的话。

十四年前，让十四岁的我放足胆子去幻想，也想象不出此刻的情形。我不知飞机具体长什么样，不知新西兰在哪里，天空偶有飞机掠过，拉出一条白线，白线逐渐消弭，融入天空，我不知道飞机里坐着些什么人，坐飞机的人为什么要奔赴远处，过什么生活，他们不可触及，与我毫无关系。那时的我抬起头来，周围是低矮丘陵，杂生着松杉，不巍峨也不雄壮，只是平缓地连绵在一起，形成难以跨越的围挡，遮住地平线，圈出小片平地，平地又被切割成大大小小的田地，田地多种水稻，春夏蓄满水时像破碎的镜子，中间是一个二十来户的村庄，黑瓦白墙，总是有炊烟萦绕，有烧柴火的香气，一条窄小破碎的石子路或者水泥路从村庄伸出来，通向山隙，路边簇生着竹林。远远看去，也有几分桃源应有的诗意、平整和秀美，近看满是丛生的蚊蚋虼蚤，摇摇欲坠的旧房，迟钝木讷的乡民。时间暂时停驻，外界的空气还没有急速流入，有那么十几二十年，这个村庄只和外面的世界保持低限度的联系，仿佛一滴琥珀从天而降，封存一切，而后被一阵野蛮的春风催化。

山深处，春来许多燕，所以得名：燕子窠。

2

我有两对父母，一对是在斯城大学教法语的杨爵教授和教西班牙语的杜丽教授。

杨教授与杜教授桃李满天下，译作无数，居于江畔一栋联排别墅，养了一条名为Tigo的吉娃娃犬。杜教授喜爱园艺，院中种植各色品种的月季，每年五六月份花朵盛开，她会剪枝插瓶，赠送邻居；杨教授每天早上六点起床，风雨无阻地在江畔健身步道跑上五公里，饮食少盐多纤维低碳水，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他们举止得体，涵养宜人，吵架时说英文，高兴时说法语，家里面三四种语言乱飞，仿如小小的混乱的国；他们读外文书、笔耕不辍地写作和翻译、参加国际会议，每年会出国一段时间，目的地通常是欧洲，马德里、巴黎、里昂、法兰克福或是其他城市，他们会说“回欧洲”而非“去欧洲”，好像那里才是他们的故乡；他们有些清高，故而不太合群。家中还有一个比我大一岁零两个月的哥哥杨克森，禀赋优异，夭于十七岁，之后我便成为家中独子。

父母的成就并不会顺理成章地传递给我，杨教授和杜教授和我的联系也并不紧密，我后来读的专业和从事的行业和外国语也没有任何关联，在他们的熏陶下，我会用西班牙语和法语说“你好”“再见”，识得一些外国作家的名字，说得出几部少有人知的文学作品。我和父母之间极少通电话或者发消息，每逢节假日，我会给他们寄贺卡和礼物，维持着彼此淡而无味的温情。

我在人前提起这对父母，总是用一种谦卑又寻常的口吻，假装为淡漠的亲子关系感到困扰，唯恐别人察觉我在炫耀。实际上我是在炫耀，出身高知家庭会让别人对平平无奇的我多一层先天的认可，杨教授和杜教授对我而言最大的作用在于此。我喜欢听别人说“你爸妈真了不起”，那么，里面有一层隐藏的含意：或许你也是了不起的。每当我读出这样的潜台词，便有一种得逞的朦胧快感。

田微清一直对我的家庭感到好奇，她听我讲过很多遍杨教授和杜教授的事迹，讲他们早年出国和担任外事翻译的光鲜经历，讲他们在家中沉闷的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孩子毫无保留却严苛的爱。我对田微清讲的有关我家庭的部分，大部分是假的，她并没有察觉出异样，只是对我和父母之间后来关系的冷淡感到不解，她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如果是误会，解开就好了，怎么会发展到不可收拾。不过，中国人的家庭关系总是很复杂，经不起仔细探究，她似乎又很能理解，所以没有细问。我从来没有向她提起过杨克森，我甚至把杨克森的经历说成自己的，占据他的人生，窃取他的记忆，抹去他的名字，因为杨可森死不能言，我有了一个令人艳羡的富足童年——以前是杨克森的，后来是我的。

我和田微清认识后不久，邀请她去郊外散心。闷热春末，路边草木绿到妖冶，潮湿的空气浸透芳草花香，马路上全是被汽车轧死的百足虫，浆水爆裂。我们心情大好，边走边聊，说些有的没的，她倒退着走路，脚步轻盈，唱着一首耳熟能详的英文歌。

我对她说：“我父母一定会喜欢你。”

她受宠若惊地说：“你爸妈不会苛责我蹩脚的英语发音吧？”

我说：“不会，他们不会。”

我那时想起的是另一对父母，不是杨爵和杜丽，而是我的亲生父母。以及燕子窠里成群的燕子。

燕子每年三月份到来，刚有一些融融的暖意，稻田刚刚翻垦开，裸露着黑色的土，空地上长出簇簇鲜嫩的草，燕子就来了，不知道它们从哪里飞来，接二连三地，数量很快集结成上千只，一整个白天它们都在天上划来划去，到傍晚在电线上挤挤攘攘。它们衔泥筑巢，养育雏鸟，雏鸟六月离巢，七月褪去嘴黄，接下来看起来就和它们的父母没有什么两样，仅仅依靠本能就会驾驭风，极其灵活地在空中掠过曲线，在村庄的头顶织一张网。十月份的某一天，第一缕北风裹带寒意而至，它们会一齐消失，不知去向，一整个冬天不见踪影，来年春天又至。我从燕子窠走出之后，再也没见过那么密集的燕子。

我的亲生父亲姓李，名为“国胜”，是乡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我的母亲是一位失智妇女，没有名字，乡民们叫她“菊妹”，我从来不喊她“妈妈”，而是跟着其他人喊她“菊妹”。两位没有留下过一张照片，独照或合照都没有。近几年来我已经记不清他们的模样，越努力回想，越觉得一层薄纱蒙在眼前，只有一些局部和片段，譬如父亲那双硕大而凹陷的眼睛，以及菊妹踉跄不稳的步态。我偶尔会梦见他们，梦中的一切都很清晰，样貌、声音、表情，乃至皮肤的质地和光泽就在眼前，我甚至能看见父亲耳郭中的泥垢和鬓边的黄发，但醒来之后又什么也不记得，好像潮水退去，回响又被冲刷干净。

很早以前，早到金钱尚未泛滥，果腹仍是先要——燕子窠是好地方，田地充足，山上种有桃李栎栗，春夏秋冬有不同季节的山物天赐，几乎没有任何天灾，未经任何人祸，燕子窠，从来没有挨过饥饿，吃饱是最容易的事。窠中人大多姓李，和二十几里外一个大村庄沾亲带故。百来年前，有三兄弟携妻拖子，在无数燕子的指引下走入窠中，而后开荒定居，垦殖出农田和鱼塘，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村庄长久以来只维持着大致的规模，居于其中的人见识囿于这片群山环绕的小盆地，表情平静，略显迟钝，说话缓慢斯文，一字一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简单明确紧密，婚丧嫁娶的仪式全部简化。在四十年前，燕子窠几乎就是所有古典文学艳羡吟咏和想象的那种地方，但后来不是了。世界的运行规则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从沿海波及内陆，从中心波及外围，震荡最深处和最偏处，只可追随，不可回避。

我的父亲国胜在山外上完了小学，每天往返十五里山路，为了上学他必须凌晨五点半从家出发，看着天色从一团稠浓的深蓝色转为灰蓝色，走到学校时，总是因汗水、露水或雨水而浑身湿透。除了手电筒之外，他还有一个油布做成的书包，里面塞着课本纸笔，以及装着午饭的铝皮饭盒。路上时常碰到野猪、野鸡、狸子和蛇，但他并不畏惧，那些动物胆小又好奇，有时会跟在他身后走上一二里路。五六月份雨季来临，小小的山洪偶尔也会拦住去路，但他几乎没有迟到或缺席。因为没有钱交住宿费，国胜一直走读，直到五年级下学期的最后一天，参加了升学考试。他一直无法适应山外的生活，成绩中等，没有继续读初中，小学毕业回到燕子窠务农。我对他上学的必经之路十分熟悉，因为我也曾经在那条道路走过几年，只不过我读书那会儿，道路已经全部铺上水泥，好走得多。长途跋涉的艰辛对于儿童而言尚且能够忍受，真正难熬的是饥饿，我总是很饿，走不了多久肚子就咕叽咕叽叫起来，肚皮里面好像装了一个填不满的黑口袋。学校食堂都没有什么油水，饥饿从出门那一刻就开始追着我跑。国胜也说过，他一路上靠采野果野菜充饥，路上的虎杖和甜杆都被他薅完了，又从豆藤里剥白虫苞吃，他不喜欢冬天的上学路，几乎找不到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