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种子

宫达：记得二十多年前听您谈起长篇小说《去老万玉家》的构思，知道主人公“确有其人”。2013年，您把其中的片段和意象写进了《去老万玉家》和《老万玉说》这两首长诗中。如今读完书稿，大感意外的是，它改变很大，甚至找不到当年的轮廓了。

张炜：到了2013年，觉得这部书雏形已成，就动手写出许多片段。我与你讲的就是那时的一些想法。积下的文字大约有了七八万字，很生动也很强烈。就是那个时期，我写了你说的这两首长诗，并收在两部诗集中了。那个真实的“老万玉”是我童年时代就知道的，她在我出生的那片林野、在周围村落，人人皆知。我对她恐惧而又迷惑。我甚至想用巨量的文字，为她写出类似“传记”那样的东西。这两首诗，写的只是她的“晚年”。现在你看到的这部小说，舍弃了她“最后”的时光，只写了她的鼎盛之期。这就变得更短也更集中了。当然，那些片段大部分都用上了，有的难免要做改写。

宫达：据我所知，您早年曾参与编纂一套大型历史资料汇编，接触了大量历史资料。不知是否从那时开始构思？后来的四十多年，您继续收集和充实资料，去黄河入海口、抱犊崮、马陵山、昆嵛山等地勘察。我想问，既然这是一部地道的虚构作品，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细致周备的勘察？

张炜：我1980年参与那套大型汇编的工作，它最终出版了三十多卷。我1981年开始阅读大量历史资料，其中给予最大震撼的是关于土匪的部分。比如一个面容姣美的赵姓女匪，竟然将一个村落的男女老幼七百五十余口全部屠杀[1]。比如清末民初土匪的规模和形态发生的巨变，现代化转型，政治诉求，域外元素，西方武器，等等。这与辛亥革命前后发生的东西文化交融有关。土匪不仅拥有从洋行等处购入的世界最新火器，而且有国外归来的留学人士。以前的山寨“杆子”纷纷改称“定国军”“建国自治军”，编制内设“参谋”“秘书”“执法处”等，匪酋则称为“大帅”“督军”“大人”“司令”，“莫不借口护国、护法等名词实行杀人越货之主义”。[2]“并非是毫无知识的恶棍，恰恰相反，他们中的不少人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3]某些悍匪窃辖一方，于残酷压榨掠夺的同时，还试图采用洋化建制，在文化上有所作为，竟然刻印古典和创立新式教育。如某匪出任督军时，印制了“史上最好经典”，还组建“大学”。虚构的能力往往不及实际发生，所以深入考察是至为重要的。我在渤海西部地区沿岸看到的寨堡、贝壳古堤、沼泽水网，在鲁南探寻的马陵山洞穴、抱犊崮大案旧址，都让我深为震惊。

宫达：回到作品中来。从叙述方式看，它是第三人称，但又以主人公舒莞屏的视角贯穿了整部作品。这让我想起了电影中的长镜头。这是影视叙事中最有难度的。本书采用了令人惊叹的“一镜到底”，却又不是第一人称，这让我倍感好奇。

张炜：我最初想过采用第一人称，这会有较强的亲历感。但写作中又觉得客观性受到了削弱。亲历与目击的视角，在这本书中异常重要，那么在使用第三人称的同时，相对固定于个人视角，可以兼收并蓄两种人称之长。难度自然是大了些，也要消耗更长的写作时间。镜头跟住了一个人，这个人的世界却要足够广阔和细致、足够丰富。“他”像“我”一样君临现场，见闻新鲜，但又不能过于“主观”。二者兼具，对阅读和呈现都会有益。这是我经历漫长的写作之后，进行的一种尝试。

宫达：其实，这部作品给我最深印象的是语言。在文学写作中，语言的实现是基本的也是终极的。在您的中篇小说《橘颂》中，我领略了它诗一般的质地，而《去老万玉家》则更为精纯。它有浑然天成的韵律、节奏和意境，字句之准确、简洁、密度，讲究和完美，最大限度地释放出语言的情境能量。可以说，单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此书无疑具有超越式的贡献。

张炜：清末汉语，更有物事，与数字时代是大大不同了。时代的陌生感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既吸引又隔膜的。打通二者是沉重的任务，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稍稍穿凿和抵达。语言上的淬炼和实验，只为找到一个路径和切口。我在2013年整整多半年时间集中发力于此，一些片段不知推翻重写多少次。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播下的“种子”，想不到萌发这么困难。新的语言方式，意味着一次真正的创作。离开语言的拓进和蜕变，一切皆不成立。当然这种前进和改变一定是在个人语言的总韵之下。全书由四十一万字压缩为三十多万字，最后减删成二十六万，去掉了一小半。初稿是一个字一个字填在格子中的，慎思下笔。删削心疼，但只有痛心一删。

宫达：书中有两个重要人物，他们是革命党人。这两人着墨不多，给人的印象却深极了。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本书，是否可以说：在视死如归的革命党人的感召下，一位受过新学教育、富有理想的世家子弟历尽千难万险，最终战胜迷茫，冲出虎穴，完成了一个人精神的成年礼？这样说或有偏狭，形成某种遮蔽？

张炜：不，对于任何一本书，简单概括总是需要的。不过用另一些话也可以概括。也就是说，一部书总有许多概括的方法、多种视角。说到革命党人，这在半岛地区清末民初时期是极为重要的存在，他们对一个民族的进步功勋卓著，甚至可以说是永不磨灭的。他们感人至深的事迹一直激励着我。我以前曾大篇幅写过，这次也就不再展开了。但他们实在太重要了。当年同盟会的北方支部就设在烟台，辖北京东北直隶新疆热河等广大地区。支部负责人为徐镜心，就是素有“南宋（教仁）北徐”之称的“徐”。我与徐的曾孙很熟，三十年往来甚多，并收集很多半岛革命党人的资料。

宫达：纵览您目前所有的长篇创作，《去老万玉家》可谓用时最长、用功最深的一部。也许在社会层面和浑然一体的原生性方面，《古船》和《九月寓言》称得上您的代表作。如果综合看，《去老万玉家》所展示的生猛与华丽、语言的成就、思想的深邃、妙不可言的意象、全新的人物形象，都可能是您迄今为止最为杰出的一部长篇小说。

张炜：这是后话了。以前为了超越自己的《古船》《九月寓言》，已用去了几十年的时间，耗费了上千万字。不过我也深知，只有全力以赴的写作才是重要的，因为每部书都有其不可比性。话虽如此，努力当会依旧。我想应该有一次所谓的“抡圆之作”了，这部书要足够简练、足够好。我不知这次做到了没有。以前我用《外省书》《丑行或浪漫》，后来又用《独药师》《河湾》等，一再尝试。尽到全力，如此而已。

责任编辑：于文舲 徐晨亮

[1] 见张耀远《山东盗贼如毛》，《道心报》1924年3月号。

[2] 见汪仁宝著《民国时期土匪组织内幕》，《炎黄春秋》2002年第3期；徐有威，（英）贝思飞《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

[3] 见《莒县知事请斥拿股匪》，1916年1月16日《大公报》；《山东土匪籍护法以抢劫》，1918年4月20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