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塞上三章

作者简介：梁衡，1946年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著有新闻四部曲《记者札记》《评委笔记》《署长笔记》《总编手记》，散文集《觅渡》《洗尘》《树梢上的中国》《把栏杆拍遍》《千秋人物》，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等。曾获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全国好新闻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作品《晋祠》《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壶口瀑布》等入选各类教材。

开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生必须先到农村劳动锻炼。我从北京毕业后到内蒙古临河县劳动一年，就地分配到县里工作。想不到，我还没有打开行李，就受命带民工到黄河岸边去防凌汛。

“凌汛”是北方河流解冻时的专用名词——我是第一次听到——特别是气势磅礴的黄河，冰封一冬之后在春的回暖中慢慢苏醒，冰块开裂，漂流为凌，谓之开河。开河又分“文开”“武开”两种。慢慢融化，顺畅而下者谓之“文开”；河冰骤然开裂，翻江倒海者谓之“武开”，这时流动的冰块如同一场地震或山洪引发的泥石流，你推我搡，挤挤擦擦，滚滚而下。如果前面的冰块走得慢一点，或者冰面还未化开，后面的冰急急赶来叠压上去，就会陡立起一座冰坝，横立河面，形成类似电视上说的堰塞湖。冰河泛滥，人或为鱼鳖，那时就要调飞机炸冰排险了。无论“文开”还是“武开”都可能有冰凌冲击河堤，危及两岸，所以每年春天都要组织防凌汛。我就是踏着黄河开裂的轰鸣声走向社会的。

虽然我在临河县已生活一年，但还未亲见过黄河。在中国地图上，黄河西出青海，东下甘肃，又北上宁夏、内蒙古，拐了一个大弯子，如一个绳套，被称为“河套”。在这里，黄河造就了一块八百里冲积平原。我这一年在河套平原生活劳作，虽未与黄河谋面，却一直饱吸着黄河母亲的乳汁。每当我早晨到井台上去担水时，知道这清凉的井水是黄河从地下悄悄送过来的；当夏夜的晚上我们借着月光浇地时，田野里一片“噼噼啪啪”庄稼的生长拔节声，我知道这是玉米正畅快地喝着黄河水。河套平原盛产小麦、玉米，还有一种别处都没有的“糜子米”，粒金黄，比小米大，味香甜，是当地人的主食，也是供牧区制作炒米的原料。在河套，无论人还是庄稼都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片刻不曾脱离。生活于斯，你才真切地体会到为什么黄河叫“母亲河”，是她哺育了我们这个古老的农耕民族。前几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普查农业遗产，在陕北佳县黄河河谷发现了一千四百年前的古枣园，在山东黄泛区发现了六千亩的成片古桑园，可知我们的先民早就享受着黄河的养育之恩。沿黄河一带的农民说：“枣树一听不到黄河的流水声就不结枣了。”

我受命之后，匆匆奔向黄河。一辆毛驴车，拉着我和我的行李，在长长的大堤上，如一只小蚂蚁般缓缓地爬行。堤外是一条凝固了的亮晶晶的冰河，直至天际；堤内是一条灌木林带，灰蒙蒙的，连着远处的炊烟。最后，我被丢在堤内一个守林人的小屋里，将要在这里等待开河，等待春天的到来。一般人对黄河的印象是飞流直下、奔腾万里，如三门峡那样湍急，如壶口瀑布那样震耳欲聋。其实她在河套这一段面阔如海，是极其安详平和、雍容大度的。

我的任务是带着二十多个民工和几辆小毛驴车，每天在十公里长的河段上来回巡视，备料，检查和修补隐患，特别要警惕河冰的变化，与指挥部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民工都是从各村抽来的，大家也是刚刚认识，都很亲热。河套是我国传统的四大自流灌溉区之一，黄河水从上游的宁夏流过来，顺着干渠、支渠、斗渠、农渠、毛渠等大大小小的河道，让庄稼灌饱喝足后，再经排水网络流向下游。因水过沙淤，每年冬春修整河道就成了当地必不可少的工作。在还没有机械施工的年代，全靠人工把泥沙一锹一锹地挑出去，俗称“挑渠”。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是年轻人欢乐的聚会，类似南方少数民族的“三月三”，不过那是纯粹地唱歌游戏，我们这里却是借走河工而欢聚。民工出发前会往毛驴车上扔几口袋糜子米，在铁锹把上挂几串咸菜疙瘩，富一点的生产队还会带上半扇猪肉。人们难得享受一次大干、海吃、打牌、摔跤、说笑话的集体生活。我现在参与的也属这类劳动，不过不是“挑渠”而是“护渠”，规模也小，人也少，民工的年纪也略大，气氛就安详了许多。

住下以后，我到堤上的工棚里看了炉灶、粮食等生活用品的安排，就出来和他们一起装土、拉车。这时一个民工们都叫他王叔的中年汉子突然走上前来拦住我说：“头儿，这可不行。你是县里的干部，张张嘴、指指手就行，哪能真干活？”这一句话把我说蒙了，我怎么一夜

之间就从一个学生、一个在公社劳动的临时农民变成“头儿”，成了干部？从此就可以只要张张嘴，不用动手干活了？真是受宠若惊，我还很不习惯这个新身份。就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不敢坐，我这双手动惯了，一时还停不下来。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人，莫非这一年的劳动就把我改造成了另一个人？我一高兴也吹起牛来，我说：“这点活算什么，我在村里整担了一年的土，担杖（扁担）都记不清压断了几根。”他们看着我笑道：“除了衣服上有补丁，怎么看，也还是个学生娃哩。”大家嘻嘻哈哈，一会儿就混熟了。

因为是上堤第一天，为了庆祝，中午就在工棚里包饺子。当地盛产胡麻油，生胡油拌饺子馅特别香。一脸盆肉馅拌好后，王叔提出一把装满胡油的大铝壶，就像提水浇花一样，对着脸盆大大地转了三圈，看得我目瞪口呆。你要知道那是在物资极端缺乏的年代啊，城里每人一个月才供应三两油。但是生产队自家地里长胡麻，自家油坊里榨胡油，吃多吃少，谁管得着？况且出工就和当兵出征一样，是要格外优待的。那年我在村里，春天派河工时，无肉不行。队长无奈，就发话杀了一头毛驴为大家壮行。今日我们在黄河大堤上吃开工宴，真有点梁山好汉初上山来喝聚义酒、大块吃肉的味道。这时大堤内外寒风过野，嘶嘶有声，而工棚内热气腾腾，笑声不断。我内心里觉得，这就是冥冥中给我办的一个劳动毕业典礼，也是身份改变，从此由学生转为干部的加冕宴。

我白天在河堤上和民工们厮混在一起，晚上就回到自己住的林间小屋里，静悄悄地好像退回到另一个世界。这林子是一大片与河堤平行的灌木，专为防风、固沙、防止水土流失而栽。树是北方沙地一种永远长不大的“老头杨”。护林员姓李，一个五十多岁的朴实农民。他的任务是每年春天把这些灌木贴着地皮砍一次，叫“平茬”，促使它根系发达；平时则看护好林子，防止牲畜啃食。这是黄河的一条绿腰带。这个林间小屋里热炕、炉灶等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老李白天在这里煮饭、干活、看林子，晚上回村里去和老婆孩子挤热炕头。他临走时问我：“你晚上一个人住在这片林子里怕不怕？”我说：“不怕。”我心想，说怕又有什么用？他说：“我把这条大黄狗给你留下。你现在就喂它一块骨头，先建立一下感情。”在这个半农半牧区，吃肉是平常事，我一进到这个小院就发现半人高的矮墙头上摆满了一圈完整的羊头骨，如果是哪个画家来了一定会选一个回去当艺术品。我接过黄狗摸摸它的头，算是我们俩击掌为友了。

后半夜一钩弯月挂在天边，四周静极了，风起沙扬，打在窗户纸上沙沙作响，大黄狗不时地汪汪几声。微风抚过林梢掀起隐隐的波涛，我这个小屋就像大海里的一只小船。我怎么也睡不着了，突然想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一个人过夜，而且还是在万里黄河边的旷野上。大约这就是在预示一个人将要独立走向社会。上大学之前我从没有离开过家，在大学里条件有限，一间宿舍上下铺八个人，再后来就是到农村劳动，四人睡一条土炕。而今天，脱离了家庭，离开了集体，像被母亲推出了怀抱，说你已长大，快快出门而去吧。我感到几分孤单，又有一点兴奋。人生本是一场偶然，命运之舟从来不由自己掌舵，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如鹰雁在空，借气流滑行。我从北京来到塞外，从学校到生产队，再从生产队来到黄河边，被一双无形的手推过一程又一程。

我辗转难眠，就去想那些类似今夜光景的诗篇。苏东坡有一首《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不好，太凄苦了。我虽分配塞外，但还不似苏轼发配黄州。又想起辛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现时大漠孤烟，河堤上吃肉，倒有几分身在沙场的味道。你看，堤外漠漠层林，堤上车马工棚；千万里大河东去，枕戈静待凌汛。那么，凌汛过后的我又将漂向何处呢？

天气渐渐转暖，脚下的土地也在一天天地变软，有了一点潮气。按照老河工的经验，今年的开河将是“文开”，不会有太大麻烦。我作为“头儿”，紧张的情绪也有了缓和，不过倒从心里生出一丝遗憾，既为凌汛而来，却没有看到冰坝陡立、飞机投弹炸冰，好像少了点什么。人生就是这样，想要又怕，又爱又恨。民工们已经在悄悄地收拾行装，我无事可干就裹上一件老羊皮袄在堤上漫不经心地巡走，有时

遥望对岸，对岸是鄂尔多斯高原，成吉思汗的发家之地。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曾演绎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而我一出校门就投向黄河的怀抱里。中国民间风俗：孩子满周岁时，在他面前摆上各种小件物品，看他去抓什么，以此来卜测孩子将来的作为，名为“抓周”。《红楼梦》里贾宝玉抓到的是女孩儿用的钗环脂粉，贾政因此心中不悦，说这孩子将来必无所成。现代也有类似的新说：小儿断奶后吃的第一口菜是什么味道，就决定了他一生的饮食习惯。我出校门后正式受命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黄河上带工，这也是一种“抓周”，而且十分灵——果然，从此我的后半生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黄河。几十年的记者生涯，我上起青海黄河源头，下到山东黄河的出海口，不知走了多少遍，采写了多少文字，至今还有一篇《壶口瀑布》在中学课本里。这是黄河发给我的最高奖。

一天，当我照例巡河时，发现靠岸边的河冰已经悄悄消融，退出一条灰色的曲线，宽阔的河滩上也渗出一片一片的湿地。枯黄的草滩隐约间有了一层茸茸的绿意。用手扒开去看，枯叶下边已露出羞涩的草芽。风吹在脸上也不那么硬了，太阳愈发地温暖，晒得人身上痒痒的。再看远处的河面，亮晶晶的冰床上撑开了纵横的裂缝，而中心的主河道上已有小的冰块在浮动。又过了几天，当我迎着早晨的太阳爬上河堤时，突然发现满河都是大大小小的浮冰，浩浩荡荡，从天际涌来，犹如一支出海的舰队。阳光从云缝里射下来，银光闪闪，冰块互相撞击着，发出隆隆的响声，碎冰和着白色的浪花炸开在黄色的水面上，开河了！一架值勤的飞机正压低高度，轻轻地掠过河面。

不知何时，河滩上跑来了一群马儿，有红有白，四蹄翻腾，仰天长鸣，如徐悲鸿笔下的奔马。在农机还不普及的时代，同为耕畜，南方用水牛，中原多黄牛，而河套地区则基本用马。那马儿不干活时一律褪去笼头，放开缰绳，天高地阔，任它去吃草追风。尤其冬春之际，地里还没有什么农活，更是无拘无束。眼前这群撒欢的骏马，有的仰起脖子甩动着鬃毛，有的低头去饮黄河水，有的悠闲地亲吻着湿软的土地，啃食着刚刚出土的草芽。忽然它们又会莫名地激动起来，在河滩上掀起一阵旋风，仿佛在放飞郁闷了一冬的心情，蹄声叩响大地如节日的鼓点。我一时被眼前的情景所感染，心底暗暗涌出一首小诗：

河边马

俯饮千里水，仰嘶万里云。

鬃红风吹火，蹄轻翻细尘。

时间过去半个世纪，我还清楚地记着这首小诗。那是我第一次感知春的味道，也是我会写字以来写的第一首古体诗。

我激动得甩掉老羊皮袄，双手掬起一捧黄河水泼在自己脸上，一丝丝的凉意，一阵阵的温馨。开河了，新一年的春天来到了，我也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明天将要正式到县里去上班。

打猎

我此生只打过一次猎，打黄羊。按现在的说法，黄羊为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是不能打的。但那是什么年代？一九七二年。我国直到一九八六年才有了第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那时正处于“文革”中混乱、匮乏的特殊时期，不要说保护野生动物，连人的最基本生活状态都很难维持。每人每月二十八斤口粮、三两油，没有任何肉食供应。这三两油放到现在，还不够炸一根油条。“打猎”这个行为，现在主要是作为一种高档的游乐，要申请特别的指标，经过一系列的批准手续。而在那时，其实就是去找一口能填肚子的东西。

一九七二年我的第一个孩子降生。孩子母亲缺奶，因为大人除了一份口粮，也没有任何额外营养。“奶粉”这个词，我是多年以后才听说的。当时我在《内蒙古日报》驻巴彦淖尔盟记者站，一共三个人，三个民族，典型的民族团结小集体：站长包音乌力吉，蒙古族；还有一个叫恩和，达斡尔族；我，汉族，最小，才二十多岁，又是从城里来的外地人，干什么都一副怯生生的拘谨之态。他们俩四十多岁，又都是本地人，各方面都游刃有余。老包看见我窘迫的样子就说：“小梁，我们去打一只黄羊，好给你

媳妇下奶。”

当时靠近国境线新成立了一个潮格旗（县）。野生动物无国界，那里常有大群的黄羊来回游走。我们决定去碰一下运气。一个冬日的晚上，我们宿在离边境不远的蒙古包里。地上放着一个用汽油桶改装的火炉，里面烧着牛粪。我原以为干牛粪松松软软的，如草一样一烧即过，没想到它竟如炭块一样，直烧得炉火纯青，连炉筒都烧红了。虽然是出于生活窘迫前来打猎，但我这时却起了玩心。我看看蒙古包的穹顶，摸摸身下的毛毡，又仔细打量那菱形的支撑蒙古包四壁的红色栅杆，这是蒙古包的脊梁，如折扇之骨，可随时折叠迁移，所以又叫“围扇”，蒙古语叫“哈那”。我平常在农区采访都是睡土炕，今天睡在蒙古包里，十分新鲜。我一个在北京学档案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本该去故宫或中央档案馆工作，今天却睡在蒙古草原上。人生如一片树叶，命运就是潮水，自己不知将往何处去。我想当年苏武牧羊、文天祥被俘，在塞外住的也一定是这种毡包。秦时明月汉时关，两千年不变的“穹庐”。这时外面正下着小雪，雪片从庐顶的透气孔落进来，瞬间消融，而炉火只管“嗡嗡”地烧着，倒有一种“晚来天欲雪”“红泥小火炉”的诗意。老包用蒙古语与当地的朋友聊得正欢，我却急着想赶快出猎。他说不急，等雪再落得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