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游戏

引 子

初二那年的暑假，学校组织了一次学军活动。

我们上学那会儿，各种活动很多，例如学工、学农、学军。学校经常把我们学生组织起来，带到工厂或者农村的田间地头，学习工人或农民的样子，劳动锻炼上几天。每次有这样的活动前，我们的黄校长都要站在学校操场的讲台上做动员。黄校长是军人出身，参加过抗美援朝。据说在松骨峰阵地上和敌人死拼过，有半只耳朵为证。他左边的耳朵在和敌人扭打过程中，被敌人咬掉了半块。据说他咬的是敌人的喉咙。这殊死搏斗的场面，想起来就让我们热血沸腾。黄校长以前在部队时是军官，松骨峰战斗立了功后回国，便被安排转业了，到我们军区子弟学校当了校长。黄校长因为少了半只耳朵的缘故，他的头总是歪着，身子也有些倾斜，似乎在寻找着某种平衡。黄校长站在操场的讲台上，歪着脑袋说：你们是未来的革命接班人。学工、学农、学军是为了你们茁壮成长，为革命续上香火。你们是刚升起的太阳，这个世界还得靠你们。我们的敌人是美、苏两霸。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谁怕谁。你们今天是学生，未来就是军人、工人、农民。这个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终究还是你们的……黄校长讲话总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把毛主席老人家的语录拆解开，又连缀在一起。总之话讲得很有气势，经常把全校师生们鼓噪得满脸通红，热血沸腾。

我们初二毕业那一年暑假，再开学我们就要升入到高中了。在暑假间隙里，黄校长别出心裁地为我们组织了一次学军活动。学军对我们这些军区子弟来说并不陌生。我们每天随着军区大院起床号起床，熄灯号吹响入睡。许多人的父母都是军人，随着号声上班、下班。父母就像时钟一样，我们军人子弟学校，上课下课不打铃，而是放军号。集合号就是上课，休息号就是下课。早自习还经常出早操，一二三四的，几乎就是个准军事部队。有一次下课时，赵小四走到我的身边，指着操场上一片学生说：你知道不，咱们就是少年团。如果有一天打仗，咱们学校拉出去，就是一个团。

赵小四比我们大两三岁的样子。以前他和我二哥是一个班级的，如今二哥已经高中毕业了，正摩拳擦掌地等着秋天征兵时入伍参军。提起赵小四他可是传奇人物。曾经和二哥他们一起扒火车去了云南，要支援抗美援越，结果在云南一个叫红河的地方，被边防军人拦下了，又辗转着送了回来。唯有赵小四一个人过了红河，只身潜入到越南领地。据他自己说，他参加了越南游击队。因他年龄小，不让他上战场，让他当了名伙夫。后来又给人家送弹药，抢救伤员什么的。赵小四的失踪，在我们军区大院可是件大事，他爸是军区保卫部长。为了找到赵小四，他三天两头地给云南军区的老战友打电话，拜托组织和战友，一定要把赵小四找回来。他的原话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经过多方努力，两年后越南游击队的同志终于把赵小四给送了回来。赵小四回来时，他整个人和以前不一样了，斜着眼睛看人，仿佛整个世界在他眼里都变小了。他还穿着一身越南军人的制服，样子有点像个大人了。他还带回了一个炮弹壳，那是越南游击队战友送给他的礼物。炮弹壳上歪歪扭扭地刻了几个字：越中友谊万岁。虽然就是一枚普通的炮弹壳，但在赵小四眼里已经视为珍宝了。只有要好的人，他才会从家里拿出来，展示一下，很快又收走了。忙三火四地跑回家，藏到床底下。

赵小四去越南打了两年游击，耽误了学业。他只能留级，就到了我们班上。他不仅年龄比我们大一些，个子也高。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区别在于他的成熟，以及傲慢。他很少把我们当朋友，就连我们班主任刘老师也经常被他气哭。我们刘老师是个女的，三十多岁的样子，是军区一个参谋的老婆，特别爱哭，有了赵小四之后，刘老师哭的次数更频繁了。

赵小四在我们中间找不到朋友。每次下课，他都会越过操场去高中部找二哥他们玩。他们站在一起，个头差不多一样高。然后勾肩搭背，嘻嘻哈哈。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直到学校大喇叭里又吹出集合号声，他才歪戴着帽子，不情愿地向我们的班级走来。走进班级时，他总是鼻孔朝天，压根不睬我们。因为赵小四他家住我们家楼下，他经常找二哥来玩，和我还算熟悉。在班级里，他和我来往还算多。上学放学时我们走在一起，他经常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语重心长地说：老三，你以后要多开眼界，走出去，越远越好。经风雨见世面，这样的人才会有出息。我就郑重地点头，他搂在我肩膀上的手就加重了些力气道：凭我和你二哥的关系，我把你当亲弟弟一样。以后有啥事你就找我，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到这，把手收回去，把他那件越南游击队送给他的上衣脱下来，甩在膀子上，像个爷们儿似的横着身子

向前走去。在我眼里，赵小四比二哥还要成熟，有眼界。

我们这次军训的地点在棋盘山的后身，那里有个军营。军人外出拉练去了，军营就空了出来。我们学校就插了这个空隙，到军营里学军。我们到了军营后才发现，不仅有我们军区子弟学校，还有一部分育红学校的师生也来到这里学军。

提起育红学校，我们就有种复杂的情绪，离我们八一学校不远，也就是两站地的样子，他们大都是工人子弟。那个年代流行穿军装，戴军帽，因为我们八一学校是军人子弟，父母、哥哥姐姐大都参军了，我们穿军装，戴军帽，大都是正宗货。不像育红学校，他们很难弄到真的，穿的戴的大都是冒牌货。于是，育红学校高年级的同学，经常在放学的路口堵住我们，一只脚踏在自行车脚踏上，另一脚支撑在地上。假装闲得无事，一旦我们走近，出其不意，快、准、狠地抢过我们头上的军帽，骑上车一溜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们就哭着喊着找哥哥去告状，然后我们的哥哥们就集合在一起。每人一辆二八大踹自行车。他们把书包里的书本清空，放进砖头，或者火药枪，有的腰上还别了把军刺。他们就潜进胡同里，和育红学校的学生展开一场火拼。有时能把我们被抢走的军帽再夺回来，有时不能。不管如何，我们八一学校和育红学校的梁子算结下了。只要育红学校的人进入到我们地界，高年级的哥哥们红着眼睛就追打，反之，他们也一样。时间久了，两个学校的人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红眼鸡一样。

我们先是坐着军队派出的卡车行驶到棋盘山脚下，然后我们排着队，唱着军歌向部队的营房开进，从中午一直走到日落西山，我们才走到军营。因为是学军，我们班被编成了两个排，分为男兵排和女兵排，整个班级为一个连。赵小四成了我们的连长。赵小四又任命我为男兵排的排长。女兵排长是李红卫。她的家和我们住同一个楼，但不在一个单元。李红卫的父亲是卫生部的部长，和赵小四的父亲关系要好，经常在一起喝酒。每次都差不多喝得不认识家门，两人相扶相携着在楼下走了一趟又一趟，就是找不到自己的单元。然后两个酒鬼站在楼下，喊自己儿女的名字，让他们下来接。每次接喝醉酒的父亲都是李红卫，李红卫把父亲的肩膀架起来，没走两步就摔个马趴。赵小四就跑过来，帮助李红卫把她父亲送上楼，再回来收拾自己父亲的残局。许多次赵小四从李红卫家楼洞出来，父亲已把自己脱了，拍着自己满身的伤疤喊着：老子是从枪林弹雨过来的，死过无数回了，别说喝酒，就是再来一个冲锋老子也不怕。赵小四一半崇敬一半厌恶地把父亲拉扯上楼。第二天，李红卫总找机会，红着脸对赵小四说：小四，谢谢你呀。赵小四一脸无所谓的表情，把上衣甩在肩上，耸着肩膀大步走去。

我们这次学军，计划是三天。空下来的军营什么都有，操场上有许多训练器材，黄校长组织我们在军人的操场上摸爬滚打。育红学校则组织他们的学生在另一面，学着我们的样子，齐步、正步地走路。

我们和育红学校的学生不住在一个楼，中间隔着一个操场，各自军训。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第三天晚上，黄校长在操场空地上，架起了一堆篝火。育红学校的学生也组织了起来，两拨学生围着篝火坐成了一圈，两个学校要组织联欢。先是黄校长讲话，讲了这次军训的效果。然后语重心长地冲我们两个学校的同学讲：你们都是未来的接班人，要团结起来，试看天下谁能敌！然后主动拉过育红学校白校长的手，站在熊熊的篝火旁。我们两拨学生，在各自班主任的鼓动下，都站了起来，手拉手，肩并肩地围成一圈站在篝火旁。火正旺着，映红了我们两个学校学生的脸。黄校长歪着脑袋举起白校长和自己的手，大声说道：从今天开始，我们八一学校和育红学校就是一家人了。来吧，同学们，让我们唱吧跳吧。

我们为了庆祝学军成果的篝火晚会还没达到高潮，一声雷响，然后就是倾盆大雨。篝火很快就熄灭了。我们四散奔逃，跑回到宿舍时，每个人都成了落汤鸡。

那天晚上的雨很大，炸雷一个接着一个，天仿佛塌了下来，山摇地动。我们宿舍的男生几乎一夜没睡，听着楼道尽头的女生宿舍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尖叫声。

这是我们有生以来见过最大的雨，窗外的世界就像到了末日。我们缩成一团，一直担心，军营的房子会随时倒掉。

第一日

一夜的狂风暴雨，天亮时停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太阳照常在东方升起。

当我们走出宿舍时，才发现外面已狼藉一

片。操场上到处是水洼，还有一些树被大风吹倒，连根拔起，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黄校长歪着脑袋愁苦地望着眼前的景象。我们还看见对面楼前也站着一群育红学校的师生，他们同样愁苦着脸。突然而至的暴雨，破坏了我们归去的心情。

三天前，我们到军营里开展学军活动，已经说好了，第四天头上，军区会派卡车拉我们回去。那天上午，我们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校长在一间办公室里摇电话。电话线早就断了。部队营院还留下了少量的留守人员，他们住在另外一栋楼里。在我们学军这三天时间里，他们仍恪尽职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就在我们校长一遍遍摇着电话，冲着断了线的空话筒，大呼小叫时，部队留守处一个军官，手里拿着一张纸片找到了我们的校长。军官手里拿的是一封电报，电报上说：棋盘山下的路被洪水冲断了，地方正组织抢修。

当校长把我们集合在楼门前，向我们宣读这一消息时，队伍里出现了一阵骚动。我们都做好了三天回程的准备，我们一早背包都打好了，就等着坐上部队的卡车欢天喜地回城了。突然通知我们回程的路断了，什么时候修好，何时能回去，只有天知道了。有几个女生，当场哭了起来，所有人都是一副无助的神情。

我们对面楼前的育红中学师生们，比我们也好不了多少。当他们的白校长宣读完这条消息时，我们还看见，有几个男生和女生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爹一声，娘一声地叫着。别看我们是初二学生了，开学就升入高中了，以前也参加过学工、学农什么的，像这次跑到大山里，这么久没回家还是第一次。哭闹一场也很正常。

我们正骚乱之际，黄校长抖一抖那张电报纸，歪斜着身子，他的样子似乎在迎风站立，样子随时要倒下来。他突然喊了一声：同学们，我们发生这点小意外算个屁呀，别说路被水冲断了，就是没路了，军区也会派飞机来接我们。你们是未来，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军区首长，还有你们的父母，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当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黄校长每次讲话，总会讲到朝鲜战场，什么弹尽粮绝，被敌人重重包围什么的。以前听黄校长的故事，我们总会热血沸腾。但这次不一样了，不论他怎么说，仍然有女生在队伍里抹眼泪。

中午开饭时，许多人都吃不下去，我们个个愁眉苦脸，心绪不宁地望着窗外，希望听到久违的汽车轰鸣声。黄校长就一遍遍在每个桌前巡视着，嘴里发出不满的啧啧声，一边叹气一边摇头。

一下午我们都窝在宿舍里。我们班主任刘老师，推开一间又一间宿舍门，动员我们去操场上出操。操场上的沙石已经在水里露了出来，但我们没人动一下，我们三天军训已经完成了，谁还会去操场上受苦受累。刘老师受到了挫折，一张脸由白转红，批评我们道：你们都是军人子弟，你们这个样子，还怎么去接过你们父亲手里的枪。以前她在学校里也经常放这种狠话，她每次这么说，我们就脸红心跳，觉得自己给父母丢人了。这次则不一样了，我们厚颜无耻地赖在床上，大眼瞪小眼地望着我们的刘老师，反而弄得刘老师心虚地把门关上，迈着急促的步子找校长汇报去了。

快到傍晚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了急促的哨音。这几天军训，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哨音。起床吹哨，吃饭吹哨，紧急集合更是要吹哨。这是紧急集合的哨声，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从床上爬起来，站到楼前集合了。我们走出楼门才发现我们的校长和老师都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们一律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腰间还扎上了武装带，他们看上去和军人并没有两样。他们严肃地看着我们。黄校长歪着脑袋，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到我们面前，突然发出一声口令：立正！他的口令，干净利索，像名真正的军人。他又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又郑重地望了一眼我们道：接到上级通知，我们出山的路遭到了敌人的破坏，敌人就是想把我们困在山上，让我们的学军运动半途而废。根据上级情报部门的线索，敌人就在我们的附近。说到这停下来，把目光扫向我们，又肯定地说：也许还在我们中间。说到这，他半天不说话，用目光在我们脸上扫来扫去。

每扫到一个人，我看见他们都把腰杆挺直了。尤其是赵小四，当校长的目光扫到他的脸上时，他还来了个立正。本来就比我们高出半个头，挺直的身子比我们更高了。黄校长不紧不慢地把我们扫视完之后，缓了口气道：当然，这个破坏分子，也不能排除是育红学校的人。说完他还用目光瞟了眼对面，同样集合在另一栋楼前的育红学校的师生。他们离我们这栋楼隔着操场。他们的白校长说的是什么，我们听不见。我越过黄校长的肩头望过去，育红学校的师生，也是一脸严肃，如临大敌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