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廓天长　青灯黄卷

作者简介：丁帆，1952年生于江苏苏州，南京大学教授。1979年起在《文学评论》等刊发表论文五百余篇，出版论文集十余部；发表散文随笔两百余篇，出版散文集十余种；主编各类教材、专著百种，逾千万字。

踩大洋

1969年夏季，小麦刚刚上场，早稻才插秧，宝应水乡就遭遇了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

那是一个阴沉闷热的天气，俄而，一阵凉风骤起，吹在汗湿的身上，惬意无比。一干挑猪脚粪的社员正在歇晌。突然，一个中年社员大呼小叫起来：“天上挂龙了！”人们仰头望去，只见一条龙形的黑云高高地挂在东南天空上，龙头、龙身犹如瓷器上雕刻的那样清晰，且面目很狰狞。老队长沉重地说：“龙抬头，今年必有大水。”

不多时，东北方向一片白色，老人们说，大雨将至。果不其然，一会儿，一层层黑云压了过来，顿时，狂风大作，人们还没溜到村边，瓢泼大雨便将一个个淋成了落汤鸡。

大伙以为这一下该歇息一天了，孰料，大雨不断，接连下了好几天，并无一点停息的意思，住在低洼地里的人家已经开始进水了，少数只有三重茅的人家屋里没有漏雨，而屋上只有一重茅、两重茅的人家，屋内已经开始滴滴答答了。

大家担心的是，刚刚还堆在场上的小麦还未来得及脱粒，那可是人们盼望着今年度过春荒的第一顿面食大餐，而菜籽也只入库不到一半，在无肉的年代里，那油汪汪的喷香的菜籽油汪豆腐，也是孩子们期盼了一年的美食，这一切似乎都成了泡影。

公社有线广播站的大喇叭里传来了公社书记发出的紧急动员令：各大队注意，各大队注意，接到县革委会的紧急通知，动员全体社员抗涝排水，务必保证早稻安全生长，同时按时完成中季稻的栽插任务，所有干部必须冲在第一线，确保这次抗洪任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胜利完成！

各个生产队上工的钟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了，犹如电影《地道战》里的场景氛围一样热闹。男女老少齐上阵，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人民战争打响了。

按照老辈子的说法，遇到洪灾，全村老少都要上堤“踩大洋”。是啊，水田早已变成了泽国，“一片汪洋都不见”，连新插的秧苗梢头都不见了。

那个年月，整个生产大队只有一台柴油机水泵，千亩水田何以应付这浩渺之水？于是，各个生产队里所有的新旧水车齐上阵，男女老少三五个人一组，二十四小时轮流踩水车。平日里，踩水车是较轻的农活，都是妇女和体弱的社员干的活，但真正连轴转地踩下去，就不那么轻松了，腿酸脚脖子痛也就忍了，而脚底肿得连路都走不起来的滋味却更难受。尤其是夜间，在细雨霏霏中，在大雨滂沱中，一把汗，一把雨，腿脚机械僵硬地不停在狭小突兀的蹬盘上走动，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机器人滋味，但凡轮到休息的踩大洋者，就在雨夜的田埂上打盹。

多少年后，我去参观南水北调的一个抽水机编组站，那巨大口径的抽水机轰隆隆地吞吐出成吨的河水，让我想到，倘若那时只要有一台这样的机器，那千亩农田的汪洋浩渺大水，不用一天就会抽得干干净净。所以，当年的农民是多么渴望工业文明社会的到来啊，他们甚至期盼听到那机器的轰鸣声和难闻的柴油味。

我之所以喜欢大风车，除了它的形象优美，给浪漫主义的风景画增添了无限遐想的空间，那虽然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但它也是工业社会大机器生产前夕，人类利用风力节省劳力的智慧结晶，当年，我抚摸着肿胀的脚底板，遐想着，倘若生产队里有两部大风车，也就不用这么多的劳力没日没夜地去蹬踏更原始的水车了。这就是我后来一直青睐十七世纪荷兰黄金时代风景画的原因，尤其是被歌德称为“画家中的诗人”的雅各布·凡·雷斯达尔那幅《荷兰的风车》成为我脑海里的精神高地。

如今，当我每天清晨走过九乡河畔那座大桥，桥两侧分别矗立着三个大风车的雕塑，作为仿荷兰风景画的浪漫主义元素，除了让我感到一丝效颦的况味外，我立马想到的就是1969年水乡踩大洋时的情景。

那夜，雨住了，用马灯一照，秧苗竟然露出了梢头，大喜过望的社员们一阵欢呼：瞎子磨刀——望见亮了！更让人惊喜的是，田里的水开始退潮了，却翻起浪花，小伙子们欢腾起来：大鱼圈在田里了！于是，几个人开始朝着大鱼扑腾的地方围将过去，好一阵折腾，一条七八斤重的大鲤鱼被掐上了岸。

于是，一切劳累都烟消云散，几个小伙在掌管仓库的副队长那里拿到了钥匙，弄出了大米和菜籽油，欢天喜地地去忙“夜顿子”了，那生产队里的小媳妇妇女队长，半夜里被人从被窝里拖出来，睡眼蒙眬、嘟嘟囔囔地去烧鱼煮饭。所谓红烧鲤鱼，就是把洗干净了的鱼，放在生产队煮猪食的巨大铁锅里，用大量的菜籽油炸一下，然后抓上一大把腌菜熬制。农村的俗语是“油多不坏菜”，反正是集体的油，不用白不用，可惜无钱打酱油，只能用一坨酱取而代之，一年都不见荤腥，且难得饱餐大米饭的公社社员们，借踩大洋之际犒劳自己，可谓是上天赐予美食，待几大段红烧鲤鱼端上桌，在月黑风高、寂静无声的雨夜里，只听得吧唧吧唧吃鱼吞饭的声响划破夜空，一盏马灯在细雨微风中摇曳，照亮了那一副副如狼似虎争食的面目和场景。

可惜我不是一个画家，倘若我能够把这幅情形摹画出来，即使技法不高，但其人文意蕴也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十几年后，当我在从事乡土文学研究时，对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我看到文艺复兴时期乔尔乔内的第一幅风景画和风俗画《暴风雨》时，认为画面太过于明亮优美了，在电闪雷鸣中的风景色彩鲜亮，树木与时髦的房屋构图给人是愉悦的感受，加上那个半裸的正在哺乳的女子，安详的神态犹如圣母，抹上了一层宗教的色彩。或许几乎所有的西方油画家都是生活在城市里，他们没有那种生活在最底层，且在一个艰苦卓绝时代里的人生经验，总以为风景和人物都在明亮的光线和色彩中才能显现出他们的画技，殊不知，这无形中就消弭了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在历史审美中的巨大人文辐射。

当然，雅各布·凡·雷斯达尔并不是在全部作品都用亮丽的色彩和光线来表现乡村田园牧歌，除了《荷兰的风车》外，《阿克马景观》和《一座被毁了的城堡和教堂》，阴云密布下的村风景更接近农耕文明时代的心理真实生活场景，也许正是这样的风景画更能感动我，那才是震撼我心灵世界的构图和色彩。

当然，像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时期的风景画家威廉·透纳有着明暗两种色彩的画法，在河流、帆船和人物描写上，《朝雾中的旭日》与《加来码头》《暴风雪中的汽船》之间，我更喜欢后者那种色彩暗淡、阴云笼罩、天地一片混沌的名画。但是，在许多风景画中，常常是见景见物而不见人的画面居多，我不知道这种风格有无影响着中国的画家，不过，当年我们能够看到的中国油画家画的农村题材的油画代表作，更是在亮丽光鲜的风景中凸显出那种意气风发的人物群像，那种几近宣传画的作品，与我看到的枯瘦面庞和补丁摞补丁衣着的农人，以及悲苦生活情形大相径庭。直到八十年代初，罗中立的一幅《父亲》才还原了中国乡村风景画和风俗画中人物的真实面目，许许多多那个时期的历史记忆才如大潮一般涌入了中国油画的历史审美之中，没有真，何谈美呢！

在连续多少天踩大洋的日子里，打麦场上堆着的麦子还没脱粒就开始发芽了，生产队长搓揉出潮湿的麦粒，在嘴里一嚼，水叽叽的，立马就流下了眼泪：完了！一季到手的粮食全泡汤了，粮管所肯定不会收这样的小麦，怎么办？于是，动员各家各户的妇女剪下麦穗，回家用小火炕干，算是分给各家各户的夏季口粮。

于是，家家户户的女人们都在灶间里忙碌起来了，她们把炕干的麦子揉搓下来后，用筛子筛掉麦芒，那个场景印刻在我的脑海里，直到后来看到了库贝尔的那幅著名的现实主义画作《筛麦的女人》，我才领悟到，即使现实主义画家也仍然是对乡村日常生活进行美化的，无须说人物有着美丽的面庞，其身材丰满修长，充满着活力，而且衣着也很鲜亮。殊不知，在115年后的那个农村水乡里有着一群衣衫褴褛，面呈菜色的大姑娘小媳妇们正在筛着萌芽的麦子。

这种小麦机出来的面粉，根本没有黏性，捏不成团，只能打成糊糊充饥，且十分难吃，在早稻下来之前，大多数人家也只能用此物糊口了。

水退了，雨过天晴，灿烂的阳光照耀在打麦场上，社员们忙着把麦秸堆放倒，满场的麦秸热烘烘的，发出了浓郁的霉气，秸秆上黑色

的霉斑中挂着一层淡粉色的霉菌，可谓黑里透红。大家哀叹，夏季到秋季的燃料不够了，想掀草房顶的人家就没有指望了，往年打谷场上丰收的景象全成了幻影。从小就在画报上看到的那幅苏联女画家雅布隆斯卡娅1950年画的油画《粮食》，其麦子堆积如山，集体农庄男男女女欢心笑语的风景风俗画面，滑过了我的眼帘，形成了极大的情绪反差。那油画中黑里透红的集体农庄女社员是一种健康的象征，而我们的村庄中衣衫褴褛的妇女也是黑里透红，但那是枯瘦面庞上被刚刚露脸的毒日晒成的高原红。到了1976年，看到了那幅充满着消极浪漫主义色彩的油画《打谷场院的知青姑娘》，显然，作者的同情与怜悯透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悲剧心态，但是，我一想起那个岁月中比知青更加悲苦的公社社员，就不能自已。

当后来看到米勒农人劳作的现实主义系列油画时，我才悟出了一个艺术家的价值立场都是与自己的生活经历休戚相关的道理。这个自称是农民的画家，从小就跟随父亲在田间劳动，这样的童年和少年记忆是永远无法在自己后来的画作中抹去的，《牧羊者》《拾穗者》《播种者》《喂食》《祈祷》和《打谷场》等代表作，一反浪漫主义的田园风景画风格，充分展现出一个现实主义画家不回避苦难的艺术思维，因为他本人就是在“一贫如洗”的穷困潦倒的日子中走过来的，生活经验让它写出了发自内心的呼号，他的《打谷场》充分展示出劳苦农人在麦秸垛下疲惫的身影，这是抹去了浪漫主义美化乡村田园的真实场景，它给我的人生启迪是深刻的——知青文学不能沉湎于一己的苦难哀怨之中，放眼看看周围农人更大的悲苦生活，你才能走进更广阔的人文认知的天地里。

跑 年

秋收的打谷场上一片欢腾，稻谷进仓，大小船只驶向公社粮管所交完了公粮，也就该休憩了，田里的农活也就是挖挖墒沟，修修水渠等闲活了，年轻人看惯了公社宣传队那些二妹子老一套的节目，站在秋冬之交的冷风中，看着土妞们在土堆的戏台上一蹦一溜烟，一跳一举手的效颦时代标准舞蹈动作，就觉得腻歪，社员们又不得不看，因为不看就得倒扣工分。于是，最大的娱乐就是等到县里的放映队来到我们的村庄，让大家观看一场电影。

电影队终于来了，家家户户都预先把小板凳、长条凳放在了打谷场上，连银幕反面都放好了凳子，夜色降临，上千号人挤在打谷场上，连河畔上都站满了人，首先放的是新闻片，人们一个劲地叫唤，赶紧放过去，一俟放到插入的外国马戏团的演出，而且是彩色影片，人群就开始沸腾了，看到穿着比基尼的女演员坐在男演员的脖子上的镜头，场上一片惊呼，不知是谁嘟囔了一句：女人骑到男人的头上不吉利。又有年轻人悄声说：这都快活啊！

放的电影是老掉牙的《地道战》，尽管大风把银幕吹鼓了起来，电影里的人物形象都成了哈哈镜中的变形人，人们还是坚持看完了影片。第二天，大家一个劲地谈论的都是昨夜纪录片中的那个三点式的女人，臆想猜测她脱光了形象，还追问我南京城里的女人夏天是不是有女人穿这样衣服。在一个没有任何娱乐的时代里，人们的最大兴趣就只能集中在脐下三分之处了。

七十年代初，我没有回南京过年，就在村里与贫下中农一起度过春节，谁知我们的村庄并非是家家户户庆新年，而是许多人家都去“走亲戚”了，我满腹狐疑，向我的亲邻吉老五问了就里。原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场大饥荒时，这里就形成了一种风俗，名曰“跑年”，何谓“跑年”？实乃趁过年食物丰富之时，拖家带口去远方乞讨，这种习俗的形成，是饥饿年代为度春荒做准备的，其实，谁不知廉耻呢，与其饿死，不受嗟来之食，这是气节，而想活下去的农民，则信奉民以食为天，失节事小。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乞讨的地方是安徽省的郎溪县一带，有一家人不仅乞讨了几麻袋馒头、年糕和米饭，还带回来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姑娘做媳妇，人虽丑了一些，却也不聋不哑也不傻，丰乳肥臀大粗腰，是生殖的坯子，可惜生下了两个大胖丫头后，就被拖去公社卫生院结扎了。

乞讨回来的食物如何处理呢，他们将馒头糕点切成片，晒干后储存起来，那可是上品食材，是可以待客的点心，秋收冬闲时节，遇到亲戚或相亲者上门，将其在锅里一煮开，再卧上两个水潽鸡蛋，浇上一点黄澄澄的菜籽油，权当维客食品，虽然主人并不享用，却脸上有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