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惜艳阳年

编者按：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是全国首家展示话剧艺术的博物馆。其中收藏的一件件道具、一张张戏单、一页页信件、一行行手稿，讲述着1952年北京人艺建院以来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它们的来由、匠心和温度，也折射着中国当代话剧艺术的发展流脉。北京人艺建院七十周年到来之际，本刊推出“博物馆里的话剧史”系列文章，依托馆藏展品，结合文献资料、历史叙事与亲历口述，让读者以现场沉浸的方式，走进这座艺术殿堂，重温几代人的戏剧生活。

说来惭愧，作为文博人，我亲手征集到的第一件展品，竟是一份复印件。按照通常的藏品分类，复印件只能算参考资料，与那些充满古早味道的实物或者手稿原件相比，它实在不值一提。但此刻，当我回溯进入这个行业的起点，许多曾经以为重要的画面都暗淡了，只有它自然地跳脱出来。顺着它的牵引，我回到十八年前，那是某个冬日的午后，我从首都剧场出发，换乘三站109路电车，揣着好奇和兴奋杂糅的心情，摸索到朝阳门北大街的文化部办公厅，平生第一次踏入国家最高文化机构的大门。一位和蔼的女老师接待了我，将我引荐给编辑部的一位男老师，那里堆放着一摞摞印刷成册的《新文化史料》。因为早已在电话中说明来意，未几，我便拿到一沓足有几十页的手稿复印件。稿子的空白处密密麻麻，有编辑留下的按语，透过修改的印迹，依稀可见文章的标题：《立志——四十二小时谈话》。快速浏览内容的同时，我仍不甚甘心地追问：肯定没有原件了吗？回答当然早在意料之中。

那时的我是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筹备组的一员，正为自己负责撰写展陈大纲的人物厅四处征选展品。北京人艺的几位创建者中，赵起扬是相关展品最少的一位，且已谢世多年。他在人艺二十多年，担任过秘书长、副院长、党委书记。每提及他，许多前辈都由衷地怀念，钦佩他做组织和思想工作时的高超水平。特殊时期他对艺术家在政治上格外关照，艺术探索中他对有抵触情绪的演员耐心安抚，都在关键时刻确保了北京人艺始终走在“艺术创造第一”的正确道路上，曾任北京人艺副院长的苏民给予他“公正与深情”的评价，但这些闪光的

人格特质却很难找到合适的展品去再现。大概因为北京人艺星光熠熠，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太多了，抑或是赵起扬自身从革命战争时期养成的行事风格，惯于低调，即使在一些老照片里出现，他也常站在不显眼的位置。

因此，我拿到的这份赵起扬手稿复印件，便尤显珍贵。2007年6月12日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建成开放后，它成为正式的展品，静陈于剧院创始人展厅一隅。十五年中，我带着各种各样的观众经过它，无数次地望向它——随着那上面的笔迹，那之中的思绪，这座殿堂的七十年奔涌而来。

何谓“四十二小时谈话”？乃是我们四个人围绕着“如何办好北京人艺”这个题目，连续谈了一个星期，每日上午谈三小时，下午谈三小时，算起来，可不是谈了六七四十二个小时！

——赵起扬《四十二小时谈话》

这篇几千字的长文完成于1992年，那一年是北京人艺建院四十周年。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请离休后的赵起扬将他在革命战争时期从事文艺工作的经历做一整理回忆。几番思虑后，赵起扬最终决定不写早期在边区或延安的工作，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写过了”，而他要把在北京人艺工作的二十多年经历分成专题，一个个地写出来——“那里有许

多很有意思的人和事，经常在他的胸中激荡，那里是他艺术事业上最难忘怀的地方。”于是，他列了几十个题目，打算一个个写下去。作为开篇，《立志——四十二小时谈话》详细回顾了1952年北京人艺的四位创建者——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在一起畅谈未来蓝图的情景。文章完成后，编辑觉得非常生动，将它发表在《新文化史料》1993年第2期上。

在撰写展陈大纲的过程中，我曾多次细读此文，跟随作者的回忆穿越到几十年前的那个春天。时光遥远，空间咫尺，它就发生在我当下举步千米就能到达的史家胡同。自明清以来，这条胡同曾停驻的机构和名流要人众多，其中的人、事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至今盛传，以至有“一条胡同，半个中国”的说法。在胡同中部，有一座坐南朝北的院落，它不是传统的四合院格局，其中大大小小共有三十多间平房，这里，便是北京人艺最初的院部——史家胡同56号院。

一

据说史家胡同56号院在民国时期的房主是张瑞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度有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加拿大传教士等人租住在此。同很多类似的大宅门一样，1949年北平解放时，这里已然人去屋空。彼时随解放军入城的各个单位正浩荡而来，首要的问题是找到住处，先安顿下来。这其中，就有从解放区长途跋涉而来的华北人民文工团。团员中有人家住史家胡同，就被派回自己家附近“号房子”（这是老区的说法，每到一个村，派人去村里找空房，然后做上记号，安排大家住下），他们看到56号院空置，便迅速汇报领导，将这里登记在册，驻扎下来。

中学毕业的时候，全中国解放了。我还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那是1949年2月3日，解放军从西直门进城，我们地下党全部出动，站在西单路口大声朗读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组织群众欢迎咱们的部队。那时我就想：要能接到我哪个哥哥、姐姐多好啊！入城仪式结束后我回到学校，一进门儿，一位工友告诉我，有一个电话是找我的，给我留了电话号码。我就在学校把电话打回去，原来是清华电机系的助教陈汤明找我。他说你哥回来了，在什么什么地方……我记不清是怎么回复的，当时都蒙了。当电话里得知我的哥哥住在北池子，我扔了电话，疯了似的骑车就去了。到了就问，找李德伦！我记得当时那个院子里特别热闹，洋号、洋鼓的声音震天。当看见李德伦的时候，我就纳闷：我哥怎么当炊事员了？脏兮兮的，穿着八路军的衣服，身上都是油。我哥领我看李鹿，他刚生的女儿。孩子是坐着马车一路晃悠过来的，放在稻草上头，用小蓝布捆着。

——李滨口述，摘自《岁月谈往录》

六十多年后，当年华北人民文工团的成员，北京人艺演员李滨和我对面而坐，讲了这段“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故事。其时，她这位“油脂麻花”的五哥征尘未洗，刚刚随华北人民文工团从石家庄急行进入北平，是首批入城的艺术工作者之一。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以及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在北方的寒冬腊月，他们接到上级命令，急行五百多里回到北平，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分别八年后，兄妹重逢被定格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成为李滨终生难忘的记忆。

文工团进城时有八十多人，分属戏剧部和音乐部。李滨找到哥哥时，是全团刚入城的第三天，暂住于北池子原国民党特务机关的63号院，之后不断有城里的年轻人加入进来，不久李滨也成为其中一员，进入歌剧表演训练班学习。

记得那时候，新新大剧院（后首都电影院）正上演《赤叶河》，我就整天看。以前哪看过歌剧啊，我常常带着一帮同学，跑到他们院部，就是西堂子胡同1号，进去一拐弯一进门的那个小洋楼，后边有间平房。到那儿找一个叫刘子先的组教科科长，因为我是李德伦的妹妹嘛，刘科长就带我们一帮人进去。也就是和我同去蹭戏的那一帮同学，他们有的去了乐队，有的和我一起去了训练班。比较出名的有舞剧《红楼梦》的作曲樊步义，还有丛肇桓，李曼宜的弟弟李百成。在那儿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主要是无实物表演。

——李滨口述，摘自《岁月谈往录》

文工团在奉命转移的过程中，见缝插针地编排、演出了不少优秀的曲目和剧目。在石家

庄，他们不仅演出了歌剧《赤叶河》、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独唱《翻身道情》，还首次演出了外国作品——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

进入北平后，清华大学是第一所被接管的高校，在学校的大礼堂，文工团第一次为大城市最高学府的学子们演出。礼堂过道上挤满了人，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学生们看到团员手中擦得锃亮的乐器，特别好奇。他们更没想到，八路军不仅有大提琴、小提琴，还有女乐手。除了演出歌剧，文工团还为学生们举办了音乐晚会，由李德伦指挥，演奏他们从延安一路走来的保留曲目——《森吉德玛》《胜利进行曲》等管弦乐作品。演出极富感染力，完全颠覆了师生们对“土八路”的想象。观众中还有林徽因和女儿梁再冰。林徽因曾在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设计，早在二十年代就参与过多部剧目的演出和舞台设计。梁再冰后来回忆说，她的妈妈完全没想到解放军文工团有如此高超的演出水准，舞台的布景、化妆朴实脱俗，节目整体呈现出的艺术和思想水平令人赞叹。

歌剧《赤叶河》讲述的是老解放区山西陵川赤叶河村的农民世代受压迫，在党的领导下搞土改、当家做主人的故事。因为剧情曲折、曲调动听，具有感人的艺术效果。进城后，文工团在新新大剧院连演一个月《赤叶河》，感染了城里很多年轻人。李滨提到的丛肇桓和李曼宜也是在看了这部戏以后，决定报考文工团的。丛肇桓本来是从青岛来北平投考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中生，北平欢庆的氛围强烈地吸引着他，到处都在歌唱、舞蹈，锣鼓喧天，他便同时报考了文工团的歌剧表演训练班。结果清华大学和文工团在同一天放榜，清华榜上无名，文工团录取了他，他便欣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后来几经辗转，丛肇桓成为北方昆曲剧团的专业演员。受他的影响，二女儿丛珊后来也走上表演道路。

而李曼宜当时已经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她和同学们看完《赤叶河》非常兴奋，又听说音乐家贺绿汀是文工团的领导之一，就决定一起报考文工团。作为音乐专业的毕业生，她们轻而易举地考取了。文工团要求学员住宿，当李曼宜带着行李踏进戏剧部所在的东华门大街19号时，迎接她的是一个穿紫红色毛衣的小伙子——比她早来一个月的于是之。那个春天，对于刚刚送走母亲，已无家可归的于是之而言，如同重生。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道：

二十岁出了头儿，才过上生命的第一个春天——1949年的春天。阳历2月份，照说还是春寒犹厉的时节。我已经先感到了那温暖：我参加了华北人民文工团。那时不似现在，叫什么“安排工作”，是被叫作“参加革命”的。

我是穿着蓝布棉袍去参加文工团的，去了就请老同志教我秧歌、腰鼓。棉袍总是碍手碍脚，自然不便练习，但里边只有一件深红色的毛衣，在那大家都穿粗布制服的环境里，棉袍已经显得“各色”，再露出红毛衣来，岂不成了笑话？又一想，解放了，谁还管得了那许多，同志，练！隔了许多年，老同志们见了我，还不时提到我穿红毛衣扭秧歌的事。可以想见当时他们有多么看不惯。

革命队伍确实给了我许多温暖，那时老同志们还都铺稻草睡地铺，独独给了我张床。那床，其实是一只运装低音提琴的大木箱……其时母亲已经死去，我孤身一人，已经没有了家……如今的东华门大街19号当时就是我的家，一个终生难忘的温暖的家。

——于是之《解放》

一年后，在话剧《莫斯科性格》演出结束后的庆功大会上，李曼宜和于是之结为秦晋之好。

文工团的团长李伯钊兼任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戏剧音乐组的负责人，负责接管和收编与文化艺术相关的机构和人员。因此，华北人民文工团能优先招纳人才。一时间，除了像李滨这样的青年学生，还有原抗敌演剧队成员，以及滞留在上海、广州、港澳及海外的进步艺术家，民间吹奏乐小组，甚至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当时流散于社会，生计艰难的北方昆曲艺人、京剧演员等戏曲艺术家，都纳入了文工团的队伍中。短时间内，文工团成员迅速增长到数百人。

随着队伍逐渐壮大，办公地点和住房更成了当务之急。除了史家胡同56号院作为演员宿舍，文工团还“号”下了西堂子胡同1号，就是

李滨带着同学去的那个院子，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哲元的房产，文工团将团部设在这里;西堂子胡同12号，原天津市市长的行宫，做音乐部管弦乐队、合唱队宿舍;金鱼胡同1号，原那家花园，作为创作研究室所在;东华门大街19号，是个带跨院的四合院，原来是一座饭庄，文工团将戏剧部设在这里;此外还有无量大人胡同（后改为红星胡同）28号，是训练部所在;东四南大街143号，时称“大楼”，作为聚会和排练的场地。这样，整个文工团得以在东城定居下来，初步解决了住房和排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