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饮生活的满杯”

电脑中的文件层层叠叠，每次打开D盘寻找当下的工作文件，总会有一个文件夹被余光光顾，它沉默良久，却绝不容被忽视。不知多少次，我像个见异思迁的过客，忍不住半路拐个弯，打开那个文件夹。每点击一次鼠标都像是打开一层珍藏着细软的包袱皮，里面未曾细细把玩过的宝贝，是一篇篇闪耀和凝聚着无数戏剧珠玑的文章，这包袱皮的名字是：苏民教学文章。

每次想到苏民先生，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总是那饱含着激情的扬声吟诵，然后便是豁达的笑，这样笑的人似乎没有烦恼，即使有，也被他所热爱的与戏剧和艺术有关的一切冲散了。所有的戏剧理论、发声技巧、舞台经验，加上艺林掌故，经他诠释，都被加持了一层盎然的兴味。听他讲课，总会被他那种全身心投入的热情感染。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如果说我是演员，不如说我是导演，说我是导演，不如说我是教师。”即便这位教师几十年的付出鲜有传扬，即便他的学生早已名满剧坛而他还少为人知，他也毫不在意，依旧乐呵呵地以他那教师身份为傲。

我第一次受教于苏民老师，就是在初入北京人艺时。剧院给新入职人员安排了内容丰富的培训，其中有一节是由苏民老师教授的艺术审美课，当时他已七十有六了，但精神颇健，依然声音洪亮。二十年前的课是没有课件的，这更考验老师的功力。记得他就着黑板寥寥几笔就画出一条从山间垂落的泉水，又在中间很随意地添了几笔，原来那是几只小蝌蚪。然后他问有没有人知道这幅作品的名字，当时我们二十位新人来自各个专业，唯独没有学美术的。有人说得很接近了，但都没说中，苏民老师欣欣然给我们揭晓了答案——《蛙声十里出山泉》。哇！我们瞬间感受到这幅作品的妙境：那几只灵动的小蝌蚪游了十里，游出山泉的时候它们已经长成青蛙，但画面中不见青蛙，唯有这标题中的“蛙声”给观者以无限的遐想，达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接着苏民老师又告诉我们，当年老舍请九十一岁的齐白石赐画，白石老人由“出山泉”几个字联想开来，创作了这幅水墨佳作。

那次课上，苏民老师还教我们腹式呼吸，尽管我们不是来做演员的，但他依然认真地让我们站起来，按照他示范的方法吸气呼气，他还逐一指正我们的呼吸位置。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用心感受与戏剧艺术有关的一切。

一

说起来，苏民做教师的潜质是欧阳予倩发现的。1951年，二十五岁的苏民还是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的成员，在学校举行的建院一周年庆祝活动上，他出了一个节目：那是一段反复多遍的绕口令，“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棵树上七样果，苹果、桃儿、石榴、柿子、李子、栗子、梨……”刚开始，他慢慢地说，吐字清楚，声音洪亮；然后他逐渐加速，越说越快，快到不能再快时，开始起急，待急到捶胸顿足就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还在说，节奏又不由自主地慢下来；等说顺了，他又慢慢笑起来，由微笑到得意，节奏轻快起来，声音也越来越大，直至发展到开怀大笑，最后挥手转身，边说边笑着下场，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老院长欧阳予倩看了很高兴，当时便说：“你这个节目很有趣，你可以做台词教员，演员的哭和笑都是要有功夫的。你这个节目哭得有因，笑得有趣，这就是台词教学要把握的内容。”当时的中戏话剧团成员都很年轻，佼佼者众，这一番肯定给了苏民很大鼓励。

转年，专业化的北京人艺建立，苏民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几个月之后，苏民亲自到北京师范大学接来了一批实习学生，他们一行二十人，是焦菊隐在北师大音乐戏剧系教授的最后一届学生。学校和北京人艺签了一份“托教合同”，商定学生们最后一年来北京人艺，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实际工作，在实践中获得专业提升，毕业时由师大分配工作，北京人艺可优先录取。学生们到达的当晚，剧院为他们举办了迎新欢迎会，焦菊隐以老师和人艺副院长的双重身份对同学们提出了勉励和希望。当时全院人员分成四个组正在下厂下乡，院领导决定，学生们也要去深入生活改造思想，苏民便又把学生们送到琉璃河水泥厂，此后他一直作为副班主任配合班主任戴涯做管理工作。

1955年，欧阳予倩在中央戏剧学院增加了台词专业课，邀请北京人艺的六名演员做兼职的台词教员，苏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可见那段绕口令给欧阳予倩留下的印象之深。如今，剧院排练厅里总是充斥着学员们练习“八百标兵奔北坡”的阵阵声浪，他们变换各种速度和节奏，听得人热血沸腾，我也不时在想，这种练习台词基本功的方法会不会正是源于苏民老师呢？

北京人艺首届学员班招生是在1958年，那是建院后的第七年，剧院已经积累了《龙须沟》《雷雨》 《日出》 《骆驼祥子》等多部保留剧目，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独特的演剧风格日渐形成。于是之、蓝天野、苏民这一批建院时期的年轻演员也三十多岁了，适逢“大跃进”时期，演出任务繁重，大家都感觉到年轻演员的力量不足，剧院决定面向全国招收新学员，自己来办训练班。这个班“是半工半读性质，主要通过实际工作进行教学”。招生通知公布后，共有一千多人报名，经过初试和复试，录取了二十七人。

录取的学员中，大部分是修宗迪这样的高中毕业生，也有已经参加工作的，比如，闫怀礼是秦皇岛某银行的会计，任宝贤是沈阳纺织品公司从事贸易统计工作的科员，唐士明是退伍的军官，石成峰是去过朝鲜的志愿军转业人员。还有几位已经结婚成家了。为什么招收这些人呢？

修宗迪曾说，后来他作为考官参加了第二期、第三期学员班的招考，逐渐明白了，那些在招生时未被选中以及毕业时未能留下的学员，并不一定是不优秀，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是北京人艺需要的演员类型。平时大家习惯借用京剧的行当来区分演员，一台戏需要生、旦、净、末、丑，招收的这一班学生里面全都要配齐。每来一个新人，大家先衡量他能演什么。就拿《雷雨》来说，四凤、侍萍、繁漪这三个角色需要不同类型的演员，四凤是花旦，侍萍是老旦，繁漪则是青衣。招学员时，老师们会根据演员自身的特质，判断他未来的发展方向。人艺需要多种多样的演员，比如58班的刘静荣和孙安堂，就是按演小孩儿招进来的。58班的刘骏后来也幸运地留在了剧院，她回忆说：

我们班是按照什么录取呢？人艺有自己的标准，不是都录取外貌漂亮的。人艺是按生、旦、净、末、丑来收的学生。像仲跻尧、韩善续就是演老头的；吴桂苓、闫怀礼是高个子的形象；当时的帅小生是张我威。女生里面我和李容属于青衣型的；刘静荣属于花旦型的，她个子比较矮比较活泼；苏清属于演老太太型的，也就是老旦型的。人艺就是按这个标准招的学员，将来这些人就是一台戏。

——刘骏口述，摘自《恰同学少年》

经过四年的舞台实践和学习，首届学员班在1962年北京人艺建院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举行了结业仪式。曹禺院长亲自为他们颁发毕业证，根据剧院的实际需要，最终有十五人留在了剧院。

58班之后，1960年、1972年、1975年，剧院又招收了三届学员班。“文革”结束后，演出逐渐恢复，艺术生产重新蓬勃起来，北京人艺在1981年即将迎来三十周年院庆之际，恢复招收新一届学员班。演员宋丹丹就是81班的一员。关于报考人艺学员班的经历，宋丹丹的回忆生动而精彩。那年她高中毕业，被一位邻居怂恿，带着临时凑的两块五毛钱跑到北京人艺报名，那时她还没看过话剧。后来她回忆：首都剧场的门口和院子里黑压压的，全是人。最终的报名人数达到一千三百多人。

初试主要是看形象、声音等基本条件。那天，宋丹丹找出姐姐的半高跟鞋，用火筷子烫了一撮卷发，最后一个进了考场。一进去，主考官田冲就说：这位同学，请把高跟鞋脱掉。她乖乖地脱掉鞋，光着脚完成了初试。这一轮过去，只剩下一百八十人了。当然，考官们把握的大原则依旧是要配齐行当，那段时间主要是缺小生，其他如老旦、配角、特型演员也都要考虑。

二试是考小品，由老师出题，考生即兴表演，这是最能反映考生是否具备演员素质的环节，又筛选出五十人。三试的第一天，先在毗邻剧院的灯市口中学进行文化课考试，考语文、数学、政治、史地，第二天在剧院排练厅进行专业考试，之前几个考场的老师汇合到一起，还是做小品，即兴表演。

81级学员班由演员童弟和艺术干部刘涛负责。刘涛回忆，这一班学员在考试中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宋丹丹是披散着头发来的，看上去大大咧咧，非常随意。但当她一进入表演状态，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三试时，当所有考官心里都已经认可她时，蓝天野又给她出了一个题目：你到北京人艺来看榜，忽然接到电话，说你妈妈生病了。宋丹丹表演她打电话告诉爸爸这件事，刚开始她表现得很紧张、难过，中间忽然蹦出一句：啊，您跟我开玩笑呢！机灵地设计了一个反转。但蓝天野说不行，你妈妈真病了。她又开始拨电话，电话接通后刚说完找谁，蓝天野接话道：“不在！”她不知所措只好再拨，蓝天野再喊：“不在！”此时宋丹丹的情绪越来越紧张。等到第三遍，蓝天野没再说话，宋丹丹顺势把压抑的情绪爆发出来，中间还即兴加了一句：“北京人艺我不去了！”博得满场考官的笑声和好评。

梁冠华考试时也很突出，他那时候就胖乎乎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比较憨厚，大众亲民的样子”。老师让他唱歌，他唱了一曲《牡丹之歌》，考官们觉得唱得不错，特别放松。做小品时他表演做饭，虽是无实物表演，但见他麻利地把鸡蛋磕开，还不忘把鸡蛋壳里剩的那点儿蛋液抠下来，鸡蛋下锅以后火大了，他赶紧关火，表演得真实生动，足见他平日对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

我们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开始练功，一个小时练形体，一个小时练声音，一直到九点再开始上课，然后中午十二点吃饭，下午一点钟接着上课，都有详细日程表。课程安排得也很合理很正规，学台词、排片段、做小品，包括无言小品、一句话小品、交流小品，基本上是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步一步来的。到期末、年终都有考试，成绩不行还得淘汰。我记得1961年底的年终汇报，是比我们早来一年的同学上动物园观察动物，回来做动物小品。大家有学长颈鹿的，有学狮子的，还有学老虎的，各式各样的动物通过形体表现出来，都做得特别好。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光复演的青蛙，趴地上呱呱叫。

——米铁增口述，摘自《恰同学少年》

屈指算来，李光复和米铁增的舞台生涯已整整一甲子，1960年他们进入学员班时，还都是十四五岁的初中生。这一班由北京人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联合招生，旨在从青少年开始培养话剧演员，他们和58班只差两年，学生年纪在十三至十七岁之间，大家后来就称他们为“小班”学员。学习期间，三个剧院都派出了最好的老师给他们上课，特别在上专业课时，每位老师带两三个学生。米铁增的老师是舒绣文，老师心脏不好，为了不让她受累，每周四下午两点，米铁增和另外两位同学就到史家胡同宿舍舒绣文的家中去上课。

曲艺团派来了最好的老师，单弦是曹宝禄，快板是高凤山。高凤山老师在曲艺行里面地位极其高，过去说数来宝的是要饭的，“撂地”卖艺，不是站着表演，而是单膝跪地唱，他是第一个站起来说数来宝的，而且加进了人物表演，在唱法和板式的运用上也有所创新。他善于“圆粘儿”和“现挂”（相声术语，指烘托气氛，即兴发挥，现场招徕观众），语言很夸张，说得特别热闹，一下就把观众紧紧抓住了。给我们上课一进教室先说数来宝，“一进楼道乱哄哄，小同学一个个的像蜜蜂……”这就是“现挂”。绕口令、数来宝、快板，这些功课我都学得挺好，后来特别有用。

那时候剧院还经常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方面面的领军人物给全体工作人员做讲座。基因学、信息学、医学等，我都听过，许多都是最前沿的科学。这都是演员的修养，演员肚子里就是一杂货铺，什么都得了解。

——李光复口述，摘自《恰同学少年》

“小班”走出的米铁增和李光复，十六岁便登上了首都剧场的舞台。悠长的舞台生涯，他们在古今中外的剧目中塑造了各类角色，也与几代导演和演员合作，对北京人艺的风格有着最为深切的领悟，创造人物、洋戏土演、讲究台词……经年累月，他们又把这些领悟传承给后来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