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屏女中遇到党

我1946年1月入党，到现在78年了。我们这一代特殊时期的共产党员，生于患难，长于动荡，正逢抗日战争，在患难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备受亡国之痛，深感国家贫弱之苦。1945年8月，随着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结束，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萌生了革命的理想，积极参与到各种爱国运动中。我们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深情，对理想信仰的坚守和赤诚，与时俱进，与日俱增，不曾动摇，不会磨灭。

汪家？，1929年3月生，1946年1月入党，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曾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北京团市委副书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兼教工委书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第九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副主任委员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良好校风熏陶

我就读的上海市南屏女子中学，有着爱国、敬业、认真、朴实的优良校风，有一群进步的教师和同学。校长曾季肃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在上海解放前夕，她不顾白色恐怖的笼罩，在语文课上向学生讲解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并把全词赫然抄在黑板上，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教国文的魏金枝老师是一位进步作家，他对鲁迅著作有很深的研究，教学严谨，课余经常指导我们阅读进步书籍。数学老师陈硅如是早期的中共党员，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解放后在复旦大学任教。她结合数学给我们讲辩证法的基本观点，还经常邀几个进步同学到她家里聊天，传播进步思想。郑效洵老师教历史，在学校当训导主任，有时找我们几个进步同学谈话、讲形势，在课堂上传授爱国主义思想。

读书激发追求光明的热忱

对青年学生来说，先进的思想文化影响至关重要，主要来自革命书籍的阅读、进步同学的交往和老师的教导。

在南屏女中阶段，我阅读了大量五四运动以来的进步作品，鲁迅、茅盾、邹韬奋等人的许多作品我都读过，这些作品激发了我对封建专制社会的不满和对光明社会追求的热忱。前苏联诗人屠格涅夫的《门槛》、作家高尔基的《母亲》、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对我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经同学介绍，我还读了一些理论书籍，如《共产党宣言》《新经济学大纲》《大众哲学》等，这让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我和班上几个进步的同学经常在一起交流学习体会，讨论国家大事。当然，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

《西行漫记》的震撼

对我最具震撼力的，是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这是我第一次读到红军长征的故事，我用几个晚上的时间一气读完，读得我热血沸腾。它使我看到了在自己的国土上那些为实现崇高的理想而战斗的鲜活的人群。斯诺用具体丰富的材料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对红军，对苏区，对党的领袖，对党的一系列基本政策、策略讲得清晰、生动、真实、可信。我记得当时我父母也看了《西行漫记》，我听他们私下感慨：这群共产党人真是了不起！他们没有想到，不久以后，他们的四个儿女也先后加入了革命队伍，成为共产党人。

原来党就在身边

那个时期，我虽然积极参加进步活动，但心里不踏实，总觉得缺少个主心骨。我想找党，想去解放区，可党在哪里呢？我追求进步的行动受到党组织的关注。1945年11月的一天傍晚，在校园的僻静处，我的同班同学刘雅贞找我谈话，她温和地注视着我的眼睛，直截了当地问我：“你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我心里一阵狂跳，马上意识到她一定是共产党员。刘雅贞比我大一岁，她热情大方又沉稳成熟，感觉总是和别的同学不太一样。我读到的进步书籍，不少都是她借给我的，我还跟她去旁听过一些进步讲座。原以为共产党员离我很远，其实身边就有。我的心激动不已，当即表示了入党的愿望，愿为党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她认真地点头，让我写份自传交给她。不久我的入党申请就批了下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党的队伍急需扩充，党对新鲜血液的吸收、对青年知识分子的需要是多么迫切！

把党旗深深镌刻在心底

1946年1月，在南屏女中的校园角落里，我宣誓入党。和我同时入党的还有一位我的同班同学王珉。出于保密，宣誓现场并没有党旗，但党的旗帜却从此深深镌刻在心中。我们的介绍人刘雅贞，由高两个年级的党员同学介绍，比我早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7岁。她入党后担任南屏女中党支部书记，又介绍我和王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们也都是17岁。后来我们三人分别考上了北大和清华。我们又相聚在北平地下党组织，一起战斗在党旗下。

责任编辑：朴添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