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就有“公务接待标准”简牍中也有不少反贪腐案例

小小简牍，承载千秋岁月。随着更多深藏于简牍中的文化密码被破译、解读，历经五千多年传承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给今人更多启示。

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珍藏着益阳市兔子山遗址2013年出土的一枚简牍，上面记录了一起尘封两千多年的西汉贪腐案。

这枚大型木牍用隶书书写100多个汉字，记载着一个名叫“勋”（姓氏不详）的官员因贪污而被惩罚的经过。

贪官落马

长沙简牍博物馆是国内首座集简牍收藏、保护、整理、研究和陈列展示于一体的现代化专题博物馆，其藏品主要包括长沙走马楼出土的10万余枚三国孙吴时期简牍和2000余枚西汉时期简牍。

多年来，文物工作者将零散、发黑甚至变形、缺损的简牍进行揭剥、辨识、编排、整理，积极开展研究。通过简牍的史料发掘，一个发生在三国时期东吴的反腐案件——吴昌县县令朱表盗米案浮出水面。

简文记载，大约在公元234年至237年间，朱表在担任长沙郡（治所临湘，今为长沙境内）下辖的吴昌县县令时，违反粮仓管理有关规定，私自提取“中仓”米应急。其中，七十斛给鄱莽和仁（人名），又为路上口粮五十斛、给两傍人“各廿五斛”，共计一百七十斛。

简牍记述了朱表案发后一系列曲折的过程。其中包括朱表做假账企图掩盖粮库亏空，案发后对抗调查，坚称自己是“自首”，还涉及朱表使用劣质米入库企图掩人耳目等操作。

研究人员介绍，三国时期东吴一斛大约相当于现在20.4升，一百七十斛米大约相当于3468升，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三国时期可谓“涉案金额巨大”。此案或牵涉到三国著名人物诸葛恪，“惊动”吴国最高统治者孙权过问并下令彻查。由于案情复杂，案件查办也一波三折。长沙郡办案官员经过细致调查，以证据说话，最终认定朱表盗米案罪名成立，判决朱表“不应为自首。乞傅前解，行表军法”。

“耗子”被抓

考古学者研究出土简牍发现，从秦代到三国时期，执政者对小吏贪腐行为“紧盯不放”。

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古城出土的3.7万余枚秦简中，一个“公船追索案”被官吏详细记载。

距今2200多年前，迁陵县司空守（一个县负责工程营建的官员）“樛”报告县府，称竟陵荡阴有一个叫“狼”的人，以“借”的名义拿走公家一艘长三丈三尺的船，一直没有归还。

“狼”是司马昌（司马是重要的军事官员，昌是人名）的属下，县府遂告知司马昌，让他催促“狼”还船。司马昌回复：“狼”有官司在身，案子正在复审中，人在卒史（郡级属吏）“衰”“义”处。今将财物校验清点文书抄录一份上报，通过“衰”“义”向“狼”讯问船在什么地方，如果丢失，就写一份债券给迁陵县府。寥寥数语充分展现了秦代律令之威严。

在长沙简牍博物馆，展陈文物和动漫短视频讲述了一则三国时期惩办“小吏大贪”的案件。

这起案件见诸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录事掾潘琬》木牍等400多枚简牍。史料显示，当时的小吏许迪被差遣到淕口典卖官盐，利用职务便利盗用卖盐所得的米112斛6斗8升（约等于1724公斤）。

担任类似今天“巡视巡察”工作的尚书，在检校长沙郡嘉禾二年官盐簿时，发现许迪在卖盐记录中只记录了卖盐数、得米数，却没有记录“盐米量”即盐米的兑换比价。嘉禾四年（公元235年），官员廖咨按要求核查仓米账目，并询问许迪相关情况，由此“东窗事发”。

许迪在东汉建安廿一年（公元216年）担任县吏，东吴黄龙三年（公元231年）正月廿日为淕口卖官盐，至嘉禾四年（公元235年）事发，已经为吏二十载。或许是自知罪孽深重，许迪为了逃避惩罚，使出浑身解数。

首轮审讯，许迪承认了犯罪事实。但进入“二审”环节（录见督军）时，他改辞翻供，否认盗用，坚称“未入公仓的112斛6斗8升米为预留作为搬运、加工费的余米，自己并未据为私用”。同时，他还利用监管疏漏，指使其弟篡改相关账目，企图里应外合，把水搅浑。

这些招数被案件调查方一一识破。最终，面对确凿证据，许迪低头认罪，承认盗米事实，接受法律严惩。

“1700多年后重新审视这一小吏贪腐案，仍然能带给我们震动。”长沙市纪委监委第九审查调查室主任钟建平说，许迪案查案过程曲折复杂，最终办成“铁案”，生动展现了我国古代严肃反贪治腐的力度，对推进反腐败斗争具有借鉴意义。

“笼子”扎紧

研究人员表示，已经解读出的长沙、湘西、益阳等地出土的简牍，显示从秦汉到三国魏晋时期，反腐制度建设已经趋于严谨、缜密。

比如，里耶秦简记述：一个名叫“衔”的仓管报告，上洞庭尉府公干人员名单附在公文背面，由一个名叫“温”的人带队，有两名士兵陪同。迁陵县提供的差旅伙食仅限三月。请经过的各县、乡按照相关规定提供保障。研究人员介绍，这份秦简中的文件，相当于现在的“公务接待函”，意在规范公务接待，避免铺张浪费和损公肥私。

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东吴简牍，记载了严密的防范“粮耗子”措施。

比如，有简牍分三栏书写州中仓吏领受各类租、税、限米等情况。内容为正月二十一日到正月二十三日三天的数据。三天中，仓吏领受的杂米有：税米、余力租米、吏帅客限米、司马黄松限米、佃帅限米、佃吏限米、私学限米、新吏限米、八亿钱米等。林林总总，无不显示当时赋税入账的分工明确，账目管理制度较为成熟。

长沙简牍博物馆馆长李鄂权说，从司法史的角度考量，许迪盗米案研究意义丰富。记载此案的简牍显示，三国时期法纪严明，治贪力度大，注重查案过程要经过严谨的程序和步骤，强调材料要经过多方验证核实。同时明确要求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考人尚如官法，不得妄加毒痛”，即结论要力求真实可靠，不能随意刑讯逼供。

简牍研究学者、深圳技术大学教授王树金介绍，已发掘的秦简显示当时对官员事无巨细的严格要求。

比如，1975年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竹简《法律答问》中规定，对于盗窃钱财、挪用公款，均视同盗窃，以盗窃罪论处。又如在公车管理方面，一枚里耶秦简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迁陵县一个叫“建”的邦侯守（驻军负责人）通告当地主管：御史有指示，从现在开始，县府公务借用驿站马匹，搭乘与公务无关的人员，或用于其他用途，距离一里以上，视同贪赃，参照偷盗的相关律令处罚。

秦简里还记录着当时制定的详细的“公务接待每餐规定”“官府伙夫、车辆配置标准”和“官吏出勤考核制度”。

“古代简牍涉及廉政的内容丰富，积淀了深厚的廉政思想和宝贵经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杨挺认为，妥善保护和深入挖掘古代简牍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有助于厚植廉洁文化土壤，巩固廉洁文化阵地，教育引导人们把崇德尚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摘自《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