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歌雅音，流韵千年

一河千里，一梦千年，笙歌雅音，流韵不绝。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大运河奔流千里的水路，也是传唱千年的戏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运河是中国戏曲的母亲河。

水路戏路

明清时期是中国戏曲的繁荣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及邻近地区的城市与市镇是中国戏曲各种剧种声腔最主要的吸纳与聚集之地，同时也是中国戏曲各种剧种声腔最重要的传播通道。

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有这样一个规律，即当某一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戏曲声腔，并经过无数艺人不断演出与改进获得成功后，一般都要试图走出本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机会，甚至可能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剧种声腔。而大运河的存在，成为地方戏曲生发、繁荣、传播最有效的途径。

典型的例子就是元代末年兴起的海盐腔，首先以运河岸边的嘉兴为中心，在附近区域传播，明朝嘉靖年间，开始走出这个区域，沿京杭大运河一线向外传播。向西到了湖州；向北沿运河到了苏州。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海盐腔开始溯京杭大运河北上，先到扬州，接着又继续向北传播，至少在明嘉靖后期，就已传到北方运河城市——今山东临清。

清代后期，戏曲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京剧的兴起。说到京剧，不能不提徽班进京。徽班是以演唱“二黄腔”为主的戏班，兴起于安徽南部。在当地产生较大影响后，和很多地域性剧种声腔一样，徽班走出安徽南部，到达的第一个重要去处便是扬州。《扬州画舫录》提到，“安庆有以二簧调来者”。在扬州，徽班的演唱很快就以特色独具、技艺高超胜过其他剧种声腔，也自然引起上层社会的注意。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乾隆帝八十大寿，朝廷命浙江盐务承办皇会。闽浙总督伍拉纳便派遣在扬州影响较大的徽班“三庆班”从京杭大运河顺河而上，进京为皇帝贺寿。

进京后，三庆班很快便以阵容强大、演技出色赢得北京观众的普遍赞誉。此后，又有众多徽班沿京杭大运河进入北京。于是，徽班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二黄腔成为京城最盛的声腔，并逐渐演变成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京剧。

京杭大运河之所以能够成为各种剧种声腔传播的重要通道，最根本原因是京杭大运河沿线为当时中国交通最发达、商业活动最活跃、人口也相对集中的地区，对戏曲的需求最大、最强烈。除此之外，明清时期，各地商人纷纷向京杭大运河沿线及沿岸城市与市镇集中，这对各地剧种声腔向其聚集、传播具有促进、带动作用。

吴越江南

舟楫往来，桨声欸乃，水动波亦动，琴奏箫亦鸣……古戏台上，水乐缠绵，乐如水，水如乐，听得人深深地醉了。

运河上的古戏台，无疑是见证我国戏曲艺术产生、发展和走向辉煌的宝贵实物。

毋庸置疑，大运河畔的古戏台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戏剧舞台的活标本，它是研究中国戏剧史、剧场史的活标本，是“固态的戏剧文化”。鲁迅先生的《社戏》中有如下一段描写：“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线，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种临河空地上“仙境”般的演艺夜景，或许每一个绍兴人都不陌生。

越剧始于清同治年间，嵊县农村出现落地唱书，以四工合调说唱短篇农村故事为主，很快流行当地并逐渐传至杭嘉湖一带形成长于叙事的新调（吟哦调），开始说唱长本书。

男班文戏进入全盛时期，之后又出现了文戏女子科班。此后，女子戏班林立，称为绍兴女子戏，简称女子文戏。在谢晋导演的电影《舞台姐妹》中，有一个极为经典的镜头——长长的运河，蜿蜒的板桥，越剧戏班沿着大运河一带辛苦地卖唱，耳边久久地回荡着歌声：“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愿将清泉洗双目，远望前途花似锦。莫道乌篷破浪过，前面尚有万里行。”正是顺着大运河的水，女子越剧走出曹娥江，融入黄浦江，并在今后的岁月中，拥抱时代，成就了“中国第二大剧种”——越剧。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第一批“人类口述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榜首的昆曲，享有“百戏之祖”美誉，产生在运河岸边的昆山、苏州一带。

据考证，昆山腔出现并逐渐演变成著名声腔，除了自宋元以来江南一带有较好的戏曲传统这个因素外，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运河的因素，因临近运河，苏州成为南北戏曲、音乐的交汇点；二是欣赏与创作群体的因素。

以此为基础，魏良辅等人才走上了改革昆山腔的道路，使得昆山腔由“率平直无意致”的“讹陋”声腔，变成“清柔而婉折”的艺术。

正是由于这种改革，才使得昆山腔由一种只限于吴中一隅的声腔，迅速扩大影响，最终成为“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居诸腔之冠的剧种。

齐鲁京津

当大运河跃出江苏骆马湖水域后，就开始转入山东地界。泰山、黄河、孔子，山东分布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标志。刚走出江苏的柔美，运河文化到此为之一变。不再闻江南才子的吟风弄月，只见山东大汉的铁骨铮铮。

《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蚩尤氏头有角，与黄帝斗，以角抵人，今冀州为蚩尤戏。”这个“蚩尤戏”，也称“角抵”，既是戏曲艺术的雏形，也是杂技、武术的雏形，产生在大运河沿岸的河北一带。

大运河过山东德州，向北的第一站就是著名的“杂技之乡”——河北吴桥。

至今，在吴桥的技艺中，还依稀可以看到早期“绝技”和“故事”杂糅共生的痕迹。“扁担戏”中就残留着这样一种古朴的风格——一代代艺人把很多简单的事物变成绝技，而这绝技后面是一种挑战常规，苦中作乐的性格。可以说，所有的杂技人在向极限冲刺的过程中，共同演绎了一台大戏，创造了一个角色——一个智勇双全豁达乐观、历经苦难笑看人生的挑战者的角色。

大运河出山东，经河北，过天津，就到了北京城，这曾经是过去南北漕运的主要渠道。而天津是这条水道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码头。

天津城的一边是首都北京，另一边则是通往世界的大海，于是，古今中外，各色的风情熔铸成了这座城市。

自古以来，天津就被称为“戏码头”，多如牛毛的戏班穿梭往复在三江五湖、九行八座之间。过去梨园行有句老话：“北京学戏，天津唱红，上海挣钱。”

据说，旧时京城出去的演员才被认为正宗，而这正宗的京角只有到上海演出，才有可能在个把月里，挣出一套天子脚下的体面宅院。而这条名利双收的路上，天津是最难的一道关。大大小小的戏班几乎都有一个共识——天津的戏最难唱，因为天津的观众最懂戏，要求也最高。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大小几百个剧种，几乎没有一个出在天津，可就是在这里，却成了梨园戏能否“成角儿”最重要的地方。

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天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是南北运河交会之所，自明清以来，这里漕运发达，千帆云集，南北两地最好的戏班，无论北上还是南下，天津是必经之地，好角儿看多了，眼光自然就高了。

而在北京，被称为“海子”的什刹海、积水潭是京杭运河的终点。

历史资料显示，在什刹海北岸的会贤堂对面，每年都照例要搭起可容三四百人的杂耍棚子。前场吹拉弹唱，后场大锣大鼓地上演京剧。名演员如梅兰芳、程砚秋、谭小培、筱翠花等，每于演戏之余，信步游赏。

由南至北，河边弦歌不辍。在古老的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之中，大运河无疑是中国戏曲“水路传播”的活化石，它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提供了戏曲繁荣的物质基础，奠定了运河沿岸“百花齐放”的戏曲面貌，无愧于“一条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文化血脉”。

（摘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