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巴黎圣母院的功劳，谁能想到是他们

2024年5月，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发布消息，中法将联合修复巴黎圣母院。

一座法国古建筑，为什么需要我们国家来联合修复？

官方解释是，“中国秦始皇陵与法国巴黎圣母院，都曾使用大量的木质材料，并存在过火木质遗存。因此双方将开展包括木材树种鉴定、保存状态评估、劣化机理、保护技术与方法的研究，同时开展土遗址耐久性和稳定性、制作工艺、病害识别评估及损害机理等研究”。

用我们能理解的话说，就是中国古建筑多用木材料，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以帮助法国。

但你知道吗，因为种种原因，中国建筑虽历史悠久，但在数千年里学术体系几乎为零，而如今的枝繁叶茂，是靠一对学者伉俪在战乱时期的辛勤努力。

他们，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一

1901年，梁思成出生于东京。

三年前，他的父亲梁启超因戊戌政变爆发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梁启超认识了拥有共同政见的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

十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梁启超终于能返回中国，他和林长民都希望建设一个全新的国家，也希望能培养出中西合璧的全新儿女。

1915年，14岁的梁思成进入清华学堂。次年，12岁的林徽因进入北平培华女中。

因为交往密切，在长辈的支持下，梁思成和林徽因于1924年相约一起就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因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招收女学生，林徽因最后读了美术系。可即便如此，林徽因还是凭借对建筑的热爱与专注，最终成为建筑系学生的助理教员。

宾夕法尼亚大学四年，梁思成接受了成为一名建筑师的基本功训练，并在系统学习了西方建筑史后，开始转到学术上极为空白的中国建筑史。

1928年，粱林二人回国后受邀前往东北大学创立建筑系，为实现“东西营造方法并重”，培养具有对中国式建筑审美标准的建筑师，他们设置了《中国宫室史》《营造则例》《东洋美术史》等课程。

1931年夏天，在东北工作三年后，梁林二人回到北平。

梁思成和林徽因发现西方各个时期的建筑都有被严谨地整理记录，连各个时期建筑的起源都能追溯。但中国如此悠久的历史，却迟迟没有自己的建筑学、建筑教育和科学的建筑知识体系。

因此，梁林二人决心从头开始研究中国的建筑历史，创建中国建筑学体系。

二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选择其实和一部神秘的“天书”有莫大的关系。

1925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营造法式》，上面题字“思成、徽因，俾永宝之”。

这是一本由北宋掌管建筑的官员李诫奉旨修编，关于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和施工的专著，相当于今天的建筑设计手册和建筑规范，对研究古建筑的梁林二人来说，简直如虎添翼。但由于全书是文言撰写，还大多是专有名词，因此在当时根本无人破解，甚至被称为“天书”。于是，从那时起，破译这本“天书”就成了梁思成研究中国建筑的梦想和追求。

1930年，在中华教育基金以及北洋政府官员朱启钤的个人资助下，一个以专门研究中国建筑为宗旨的私人研究机构“中国营造学社”成立。

1931年，梁思成加入，并担任法式部主任。

1934年，梁思成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破解清代建筑之谜的建筑专著《清式营造则例》，林徽因撰写了第一章《绪论》。

然而，尽管社员们奋力破解古建筑，却还是很难赶上一些国外建筑师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特别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建筑的觊觎。

早在19世纪中叶，日本学者就意识到西方对东方建筑的蔑视，于是，开始研究本族历史，伸张本国文化。

因为日本建筑本就师承中国，所以他们对中国古建筑也有极大的兴趣。

20世纪的前30年，一大批日本建筑史学家来到中国考察，足迹几乎遍布中国全境，可就在这番并不完全的考察后，他们竟然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境内保存最古老的木建筑只到了辽代，即公元1038年建成的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

至于更古老的唐代木建筑，只有日本才有。

因此，知晓此事后的梁思成立志要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建筑史，以及寻找到仍存于中国大地上的唐代木构建筑。

幸运的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第一次野外考察，就打破了日本学者对中国最古寿建筑的断言。

他们在距离北京不足百公里的河北蓟县，发现了一座辽代木构建筑独乐寺观音阁，比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还要早51年。

第一次考察就是这样的好兆头，自然促使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继续步履不停地寻找其他藏于茫茫大地的古老建筑。

尽管当时神州陆沉，天下大乱，兵荒马乱中，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在数年间还是先后踏足中国15省200多个县，测绘和拍摄2000多件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其中包括宝坻辽代建筑广济寺、河北正定辽代建筑隆兴寺、山西辽代应县木塔、大同辽代寺庙群华严寺和善化寺、河北赵州隋朝建造的安济桥等。

193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敦煌石窟图录》上看到一幅唐代山西五台山地区的“大佛光寺”壁画，决定按图索骥，找到原型。

五台山山势险峻，林木错绮，梁思成和林徽因泥浆荆行，终于在一个黄昏时分抵达台外的豆村。

夕阳的余晖中，远处一座斗拱巨大、出檐深远的殿宇闪耀着迷人的光亮。

经考察，刻在梁下的文字最终也证明这座殿宇就是建于公元857年，也就是唐代大中年间的佛光寺。日本建筑学者的妄言被戳破。

就在梁思成和林徽因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兴奋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侵略者的魔掌开始伸向华北。

三

1937年8月，北平沦陷，梁思成一家随着营造学社踏上了逃亡之路。

一路上，林徽因肺炎严重，高烧不退，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而抵达昆明不久，梁思成也因脊椎软组织硬化，背痛剧烈发作，既不能躺也不能坐，只能靠一个铁架子硬撑。

身体状况因为行程颠簸变差，生活也随着物价飞涨陷入困顿，但营造学社仍没有放弃对古建筑的研究。

立足昆明，社员们就顺势开始了西南古建考察，其中就包括始建于北魏，距今近1500年的四川广元千佛崖。

1940年12月13日，梁思成一家随着营造学社等社团抵达位于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这是一个位于长江上游、在当时的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镇。

久病缠身加上舟车劳顿，抵达李庄不久的林徽因肺结核爆发，之后的6年时间里，她几乎都在病榻上度过。

战争仿佛永无尽头，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却不能停下。1942年，在照顾病中的妻子和一对幼小儿女的同时，梁思成开始撰写酝酿多年的《中国建筑史》。

与此同时，梁思成还开始了对《营造法式》的破译，历经十余年的踏勘和钻研，他终于有能力去揭开这本“天书”的神秘面纱了。

苦难终于有了尽头，时间走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战争终于结束了。

1946年7月底，梁思成结束9年流亡生涯回到北京，此时的他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做自己想做的建筑研究。

他先是上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清华设立建筑系，又与中国营造学社合作，成立建筑研究所，还前往美国参与了联合国总部大厦的设计工作。

1949年，梁思成决心留在大陆，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工作，和林徽因先后参与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还参与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共和国国徽。

我们如今称赞中国建筑的华美宏章，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也曾即将断流，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国家危难之时，将那些涓涓细流的建筑之术汇聚成河。

而这一路，炮火连天，阻碍重重，除了生活上的苦，还有学术上的难，但凭借对建筑的爱，对国家的爱，他们最终还是坚持下来并写出了皇皇巨著。

（摘自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