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十六岁远赴法国的“油印博士”

1920年，16岁的邓小平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但“实际上是做苦工、拉红铁”。最终，严酷的现实粉碎了邓小平的梦想，“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变成了泡影，失学、失业、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迫使他对人生作出新的抉择。

“想出洋学点本事，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

1920年9月11日清晨，16岁的邓小平和同学从上海黄浦码头出发，乘坐邮船“盎特莱蓬”号奔向法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四等舱，实际上是最底层的货舱，里面堆放着各种货物。近百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忍受着蚊虫的叮咬。

9月14日，邮船经香港停留一日。邓小平虽然看到香港“树林阴翳，商旅云集，街市宽阔，屋宇齐整”，但一想到香港仍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不免感到屈辱。

10月19日，邓小平与同学历经30多天的海上航行终于抵达法国马赛港。这段日子虽然艰苦，但也让邓小平大开眼界。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繁荣，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与腐朽。

赴法国勤工俭学，改变了邓小平的人生。邓小平曾说：“其实我们当时去法国，也只是抱着一个工业救国的思想。当时我才16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事，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

“生活的痛苦，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很大的影响”

到达法国后，邓小平与20多名中国学生开始了在巴耶中学的学习生活。

巴耶中学主要的课程是法语，并要求学生初步领略法国的文化风情。学校作息管理严格，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学校待他们像待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课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差”。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两年，法国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已经不像战争期间那样紧迫，在法国的1000多名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中，能够找到工作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

尽管省吃俭用，但邓小平随身所带的费用仍然很快用完了。1921年3月，邓小平告别学校，前往克鲁梭，加入了打工族的行列。邓小平在法国唯一一次正规的学校教育至此画上了句号。

一段时间后，经过不断努力，邓小平终于获得了在法国的第一份工作。法国当时最大的军工厂——施耐德钢铁厂录用了他。在施耐德钢铁厂，像邓小平这样没有技术的工人，只能当散工。散工的地位低，劳动强度大，经常遭到工头的责骂。

刚进工厂的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工作就是人工拖送热轧的钢材。轧钢车间内的温度在40℃以上，可邓小平必须身着厚厚的工作服，还要穿一种特制的木鞋，木鞋坚硬，不利于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如果摔倒在钢材上，全身就会被烫伤。更可怕的是，有时轧钢机发生故障，被轧的钢条会向外弹射，很容易造成伤亡事故。

工作强度如此之大，劳动环境如此危险，每天却只能换来6法郎的薪金，连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积攒上学的费用了。邓小平肩负着家人的殷殷期望，怀着工业救国的美好理想，千里迢迢来到法国，体验到的是劳动者被压榨的悲惨境遇。恶劣的工作环境、微薄的薪水和超出年龄的高强度劳动，让邓小平不得不作出离开的决定。他后来回忆说：“生活的痛苦，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很大的影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痛恶略有感觉。”

1922年2月，邓小平从巴黎前往夏莱特，夏莱特靠近农村，生活费用较低，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喜欢聚集于此。邓小平在这里找到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在哈金森橡胶制品厂做工。

工作相对稳定后，邓小平有了一点儿积蓄，想继续求学。10月，邓小平带着做工挣得的钱和家里寄来的一小笔钱，离开夏莱特到达塞纳，打算在夏狄戎中学学习，但因学费不足，最终没能入学。

“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在法国，严酷的现实粉碎了邓小平的梦想，迫使他重新对人生作出新的抉择。

性格开朗、乐于交际的性格使邓小平很快融入赵世炎、李立三、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革命圈子里。在人生观形成阶段，邓小平的信念是很纯洁的，如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履历表时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邓小平是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期间逐渐接受革命思想的。王若飞经常和他一起散步、交谈，向他介绍革命思想。邓小平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有关社会主义的书报。有自己劳动生活的切身体会，有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再加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邓小平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愿望。他开始向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靠拢，参加一些活动，受到团组织的关注和重视。

1923年6月，邓小平到达巴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是一个确定人生航向的神圣时刻，需要举行宣誓仪式。年轻的邓小平心里既紧张又兴奋。他描述当时“只觉得头脑嗡嗡作响，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

加入共青团后，邓小平一边做杂工，一边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他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雅，被大家誉为“油印博士”。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党团工作中，成为坚定的积极分子。他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积极发展一批学生加入组织，在《赤光》上撰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同“国家主义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重大集会上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

1924年7月，邓小平当选旅欧共青团执委会书记局成员。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规定，凡担任旅欧共青团执委会领导成员，即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就这样，邓小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还不满20岁。

“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1926年1月，邓小平离开巴黎到达莫斯科，先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随后又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如果说在法国勤工俭学主要是在做工参加革命活动，那么，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一切，对于邓小平来讲都是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性理论知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他在填写中山大学入学履历时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发生错误……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所以，我来俄国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邓小平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在中山大学的档案中记录着他对功课很感兴趣，并担任七班的党组组长。他因性格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以及善于辩论的口才，尤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讲求实事求是的作风而显得与众不同，被同学称为“小钢炮”。

留苏期间，邓小平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

1926年底，由于国内斗争需要，邓小平没有完成学业就踏上回国的道路，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

（摘编自《青年邓小平在法国》《人民周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