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闯敢试铸就深圳奇迹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从此，这里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3月，深圳——一个不起眼的边陲小镇正式设市；8月，深圳镇从中国地图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圳市。深圳，承载着中国改革试验田的功能和使命，被称为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起跑线。

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20世纪70年代末，跟全国一样，广东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彼时，贫穷、落魄的广东与毗邻的香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种反差的刺激下，很多广东的农民逃往香港。

1977年11月，邓小平到广东视察，广东省委的领导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个情节后来被认为是为提出创办经济特区埋下的伏笔。

1979年2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吴南生到汕头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汕头是吴南生的老家，那里的贫穷和破败令吴南生感到震惊。吴南生找来香港商界的朋友们帮忙出主意，他们建议说，搞自由港或出口加工区，这样最快，新加坡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吴南生马上给广东省委写了一封信，说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潜力很大，应当“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

回到广州后，广东省委立即开会研究此事，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到北京开会，当面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下放一些权力，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中央同意了广东的建议，最后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地划出一定地区试办特区。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行试办。

但这些地方的名字还定不下来。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没有钱，只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特区建设要启动，开办资金从哪里来？

曾任深圳市副市长的邹尔康回忆说，深圳当时就是一穷二白，基础设施条件极差，什么也没有。“你总得搞一些基础设施。第一个难关就是资金问题，广东省领导到中央去，希望中央给点钱。小平同志讲，‘中央没有钱，但是可以给政策，你们去杀出一条血路来’。”邹尔康说。

“没有钱，只能杀出一条血路来。血路怎么来的？中央给了几个政策，允许外来资本，允许银行贷款，从各种渠道筹钱。”邹尔康说。

但万事开头难，吴南生当时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他原想借助外商先把基础设施建设给做起来，但外商不肯。

那年冬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来到深圳，吴南生陪着一路看，当时正在修路，到处灰尘滚滚。他对谷牧说：“我要做馒头总要有点酵母，没有点酵母我怎么做？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谷牧说：“那这样吧，我给你贷3000万元，3000万元你一年也够用了。”靠着这3000万元，吴南生修了深圳第一条主干道深南大道。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以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立法。香港总商会的人建议吴南生说：“你无论如何也得立法，你不立法谁敢来？没有立法，外国人最怕。”吴南生深以为然，立即主持起草了经济特区工作条例。

一年之后，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工作条例》。条例一宣布，大家的心都安定下来了，深圳人不再逃往香港，相反，香港的有钱人却跨过罗湖桥来赚钱了。吸引他们的是深圳的商机，这里税收便宜、工资便宜、土地便宜……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

但质疑也随之而来，例如，“深圳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其他的都变了”，“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等等。

吴南生生前回忆说，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都压在我身上，因为主要是对着特区来的。压力不但来自北京，还有我们这里的一些人，你毫无办法。”另一方面，当时国际上对中国是否真的长期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也半信半疑。

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一切的问题一直等到特区成立5年以后，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才得以解决。

吴南生回忆，邓小平到了深圳，他们给他汇报工作，请他作指示，邓小平说：“我现在不说，等回到北京再说。”

“把大家都吓坏了。”吴南生说，第二天参观过后，好一点了。到了蛇口，又好一点了。在深圳请他题词他不题，到了蛇口请他题，题了个“海上世界”。到了珠海，就题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消息传到深圳，深圳市委整个就‘发疯’了。珠海经济特区好，那就是深圳特区不好，那怎么办啊？”

深圳立刻派人到广州等邓小平从珠海回广州，找他题字，等了三天。邓小平最后题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题字以后，全国各地的干部们分批到深圳学习，深圳正在发生的一切令他们感到新鲜。中央也邀请外国使节分批分次地到深圳考察，他们相信，中国真的要改革开放了。

同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在四大特区之外又批了从大连到北海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沿用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4年也因此成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发展最为关键的一年。

如今，小平同志画的这个“圈”，已经变成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