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流光容易把人抛

著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于当地时间2024年8月4日凌晨2时33分，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享年97周岁。

1926年11月24日，李政道出生于中国上海。1943年起，李政道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物理系。1950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芝加哥叶凯士天文台、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学系工作。

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合作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对称性的认识，为人类探索微观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促进了物理学的发展。为此，二人共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华人首获这一世界最高科学荣誉，极大地提振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李政道始终心系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自1972年起，多次回国讲学、建言献策。改革开放以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科学教育事业进步，为中国科学教育战略布局、高能物理前沿探索、高水平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与合作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他还倡导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和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和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发挥了引领带动作用。

今天，我们分享一篇文章——作家张曼菱对李政道的采访，以此缅怀李政道先生。

流光容易把人抛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

2000年8月，我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采访李政道先生。李政道说，因为喜欢这两句词，特意请吴冠中先生画下来：“这张画要表示很复杂也很简单的意思。我请他画出时间的观念。中国的画，每一笔都有先后，每一笔都可以把它的先后找出来。”

那幅画用线条构成“时间”理念，红与绿的色块表示樱桃、芭蕉在时光里的模糊映象。

李政道说：“这两句词跟现在的白话一样——所以，我们的文化隔了一千年，还是一样新。”

他和我讨论起“流光”：“我们把时间叫‘光阴’，为什么光阴是时间？因为没有变就没有时间的观念。光阴有光跟阴，光阴是要有变化的，变化就是时间……流光就是光阴在流淌。”

我请他题词，发现他有一张特别的办公桌。一旁的沈克琦先生说，这是李政道夫人根据他的工作习惯设计的。

不久，我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李政道手捧骨灰盒，将夫人安葬在苏州李家墓园。

此行归国，李政道在京5天，来往于跨度如此大的时空，但是那天在他脸上看不出悲欢之色。他身着丁香色衬衣，感觉很年轻。

“流光容易把人抛”，此种心境，既有逝者如斯的感叹，又有举重若轻的洒脱。这是中华文化里最常见的人生态度，一种令我熟悉的气质。

有一个人的“流光”，还有一个国家的“流光”。中国文化表达出的深挚与旷达，包含“天下”“千秋”的宏大理想和故土、乡愁的细腻情怀。

“要帮助祖国做点事”

“要帮助祖国做点事”的信念，李政道一直是很坚定的。

陪同我去采访的沈克琦先生，那天重点介绍了李政道的CUSPEA（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工程。

1979年，李政道创立了CUSPEA，由美国大学提供全额奖学金，培养中国留学生，学成后回国效力。

李政道先是通过老同学朱光亚，将一份《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转给周总理，然后报给毛主席。他提醒了中国最高层领导一个有关民族、国家生存的关注点：

应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因为基础科学人员的培养，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连续性的培养，另外基础科学人员发挥效力的最高峰，往往是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大约20岁至30岁之间。

在行动之前经过一系列的高层铺垫，显示出李政道对国情的理解与尊重。

1974年5月30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政道，并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教育部把这个建议给了中国科技大学。

当年整个科学界为这个信息感到震动、兴奋，这意味着国家开始考虑基础科研人才的培养问题。

母土和师恩

“我要回报。”说这话的时候，李政道的声音不大，温煦的江苏口音，凝视人的目光如三春天气。他把两手摊开，表示他获得的很多，应当做的也很多：“我的一个出发点是很简单的，因为假如当初没有联大跟浙大老师们的保护和他们给我的机会，我就没有现在的成就。所以，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个学生的成就，跟当时可以吸收到的营养、阳光都有关系，人才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很想把自己的努力也培养转移到下一代。”

李政道在联大的学习像“聚光照射”：“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虽然说是二年级的学生，不过学校答应我——主要是吴大猷先生跟叶企孙先生，叶企孙先生是我们高等科技中心叶铭汉先生的叔叔，他那时候是管理学院的——他们答应我选二年级的课，加一点三年级的。这个集中性是很强的，而且有伸缩性。”

由于这种破格的培养，“实际上，我把大学里所有的物理和有关的数学的科目都念了，所以我到美国去就可以进研究院”。

李政道对自己的成长轨迹有清晰的记忆，他是将浙大的培养视为“发现”，而将联大的作用定位为“扭转”，“联大对我有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是我一生的扭转的点，英文讲是pivot point……扭转的意思就是，我在联大不光接受了教育，而且我通过西南联大获得了到美国去的机会”。

采访的时候，李政道对我说：“礼拜一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全球华人物理大会。我们饮水思源，想念吴大猷老师。”沈克琦先生补充说当时李先生在会场亲自播放了他制作的吴大猷生平幻灯片。

李政道身上有一种浓厚的人文气息和强烈的回报心，无论对恩师，还是对祖国。他从自己的成才之路中得到启示，希望中国建立完善的人才制度。

在暗室里，我看了幻灯片的放映。幻灯片是从吴大猷3岁开始的，末了有一张照片是李政道推着吴大猷的轮椅，师生一起返回中国大陆，他们笑容灿烂。

（摘自《聆听：西南联大访谈录》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