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底掉渣”院士：60年从未停下脚步

“我们不能在这里采访，会影响同学们学习。”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生物物理所”）的图书馆阅览室门口，王志珍着急地说。

“或者，我们去旁边的小阅览室？”工作人员提议道。

小阅览室是玻璃板隔出来的一个封闭空间。王志珍依然觉得不妥，“声音会传到外面的，我们还是找一间会议室吧”。

直到在会议室落座，王志珍才放下心来。这里的空间略显狭小，光线要暗一些，室内温度也有点低，但她毫不介意。“我们所的硬件条件已经比20年前提高很多了。”

院士王志珍的故事远不止20年。她今年82岁，见证了中国生物化学领域的发展历程。在科研的道路上，她从未停下脚步。

感动全网的“出洋相”

耄耋之年的王志珍仍然坚持留在科研一线，每天按时到实验室上班。她于1959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生物物理系，1964年进入生物物理所工作至今，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我就是喜欢待在实验室里，一进实验室就觉得踏实。”王志珍说。她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科研或与科研相关的事情上，对衣食住行的细节不太在意。没想到，正是她不经意间的一个细节引发了全网关注。

2013年12月，王志珍在《开讲啦》节目录制中的一则视频在网络广泛传播。节目录制时，她穿的皮鞋因为鞋底老化，掉落了一地塑胶黑渣，而她自己没有注意到。直到主持人捡起一块碎渣，王志珍才反应过来，自嘲“我又出洋相了”。主持人连连否认，称这不是洋相，并感慨“眼泪都快出来了”。现场的观众纷纷感动鼓掌。

“平时我确实不太注意这些小事，但这真的没什么特别的。”王志珍说，“就像经常有人问我：你遇到科研上的困难时，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其实那就是我的日常工作，搞科研本来就是挑战未知领域，寻找前人不知道的东西，失败多，成功少。我没想过怎么坚持，就是继续研究，直到突破，这个过程本身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

多位名师言传身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的文盲率为80%，农村地区则高达95%，上海中学的学生因此被就近安排到农村进行扫盲工作。

“那时我只有十二三岁，学校老师让我用普通话去教只会说上海本地话的农民伯伯和阿姨认字。”王志珍回忆道。整个青少年时代，她在农村参加过很多活动。

“比如灭钉螺，我们铲下藏有钉螺的河床泥土，把它们深埋。到了冬天，结了冰的河泥格外沉重，铲泥、运输、挖深坑、填埋……我们干的是很重的体力活。刚收的新稻做成的米饭有一层米油，就着甜面酱吃，比什么大餐都香，我在城市里从来没吃过。这些锻炼让我接受了更加全面的教育，更好地去认识社会。”

1958年，在“向科学进军”的时代号召下，中国科学院举全院之力创办了中科大，钱学森、郭永怀、华罗庚、贝时璋等顶尖科学家都曾在这里给大学生讲课、布置作业、修改论文。

“我从小喜欢数理化，自然觉得要念理工科。中科大的生物物理系是中国第一个生物物理系，招生简章非常吸引我，于是成了我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王志珍说。

在中科大校园的5年时光里，王志珍得到多位名师的言传身教，对后来的科研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贝时璋先生是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因为带有浓重的宁波口音，他给我们上课，很多同学听不懂，我就给大家做翻译。童第周先生的夫人叶毓芬教授也是宁波人，她给我们讲授胚胎学……”

实验室爆炸逃过一劫

王志珍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的科研环境，国家的科研技术有点欠缺，只能用土办法研究，有潜在爆炸的危险。

那段时间，王志珍每天中午都在实验室做实验。有一天中午，她去了姐姐家，回来时，她看到实验室里到处散落着不同大小和锐度的玻璃碎片——爆炸发生了。王志珍挂在水池边的一件衣服，被磷酸烧得千疮百孔。如果她那天在实验室，后果不堪设想。

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开始向海外大量派遣留学生。在中国科学院的推荐下，王志珍成为首批接受德国洪堡奖学金的访问学者之一，于1979年初赴联邦德国的羊毛研究所研究胰岛素化学，这是当时世界上从事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三个实验室之一。

“德国洪堡基金会有一个慷慨的规定，每名学者回国时，可以申请一台实验设备，用以支持后续的研究工作。因为之前的那次爆炸事故，我决定申请一台冷冻干燥仪。”王志珍说。

“如今我们实验室的硬件水平与国外已经没什么差别了，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真是又缺设备又缺人。”王志珍说，“当时老一辈科学家几乎都已退休，很多出国的年轻人还没回来。直到2005年以后，回国的教授级科学家才多起来。正是依靠着伟大的改革开放，促成了一批又一批艰苦奋斗的科研人员的成长，中国的科技水平才一步步发展到今天。”

就像“两只手在干活”

1958年，中国科学家开始探索人工合成胰岛素，要把用化学方法分别合成的两条链正确地连在一起，才能得到有生物活性的胰岛素。经过艰苦的努力，1965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具有全部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

王志珍的老师、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是该项目的主要发起者和完成者。改革开放后，他希望继续研究人工合成胰岛素中蕴藏的蛋白质折叠的基础科学问题。20世纪 90年代初，王志珍从胰岛素合成中的蛋白质折叠问题继续深入，拓展到分子伴侣研究。

“1987年，一位英国科学家首次提出分子伴侣概念。通过之前的研究经历，我产生了‘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不仅是一种酶，也应该是一种分子伴侣’的想法。但提出分子伴侣概念的英国科学家认定二硫键异构酶只是酶，不是分子伴侣。”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王志珍开始了实验论证。“那段时间，我们需要一大早去购买新鲜牛肝，装在冰桶里带回来。当时的交通条件较差，上午10点，牛肝才到实验室，团队成员立马动手提取才能保证酶的活性。”王志珍回忆道。

通过实验，团队先后发表了十多篇研究论文，为“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既是酶又是分子伴侣”的假设提供了翔实的实验支持。

“打个比方的话，就像人们看到某个人干活只用右手，于是就认为他只有右手，但我们的研究表明，他还有一只左手，而且干活时必须两只手协同工作。”王志珍说，“对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来说，就是右手干酶的活，左手干分子伴侣的活，而在执行帮助蛋白质折叠的功能时，必须两只手都干活，而且还要相互协作才干得好。”

提出分子伴侣概念的英国科学家后来认可了这个结论。直到今天，这项课题仍在继续。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王志珍和同事们发现了二硫键异构酶越来越多的重要作用。“在肿瘤、心血管疾病等顽疾中，它都在起作用。我们会继续研究下去，争取为解决医学问题提供更多新的知识。”王志珍说。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