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近1.2万名干部支援，助力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

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决策后，西藏用30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治国、治边和稳藏的关系，决定了西藏的发展路径是独特的。援藏是国家治理的战略部署，也成了西藏发展的重要支点。

2024年8月底，“30年来援藏工作开展情况”新闻发布会在拉萨召开，公开的数字显示，自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对口支援”西藏计划起，已有10批、近1.2万名干部人才进藏工作。

高原养鱼

2024年10月11日，距离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中心约40公里的一处农场里，3名来自广东珠海的援藏干部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一边承受着因高原缺氧所造成的身体负担，一边筹建着新的渔业养殖设施。

农场全称是林芝农垦嘎玛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晓丹是广东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成员，2022年进藏前，他在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任经营管理中心总经理一职。康晓丹现在的同事、林芝农垦嘎玛农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林浩生，进藏前是广东省珠海市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他们要经营的是一处连年亏损的农场。

初到林芝的林浩生，此前从未学习过任何农业知识。

另一位从珠海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派来援藏的渔业专家骆明飞成为技术骨干。正式开展工作后，三人决定，将农场的主导产业从水果种植业转向高原渔业与水果种植业并重发展。

仅用了一年时间，他们将农场种植的反季樱桃打造成了品牌，投资5万元的“保温养殖”专利技术就带来超过30万元的渔业回报，将高原养鱼从不可能变为可能。

回望两年援藏生涯，康晓丹见证了这方小天地一点点好起来。

2022年的某一天，康晓丹接到广东省珠海市委组织部的电话时，正在办公室午休。电话那头，一位科长告诉他，新一轮的援藏工作正在找合适人选，有人推荐他，让他考虑是否愿意去。

接到这通“紧急”来电前，康晓丹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名援藏干部。与家人商量后，他很快作出了肯定的选择。

与康晓丹不同，林浩生是主动报名要求援藏的：“我原来的领导援过藏，对西藏感情很深。”

援藏干部群体中，像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传承并非孤例。

援藏干部许晓珠告诉记者，现在林芝市内有十几个援藏的公务员、志愿者或老师，都曾是他的学生。

三个阶段

今年57岁的扎西洛布是林芝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至今还对第一批援藏干部进入林芝时发生的事记忆犹新。

听说援藏干部要来，干部、群众自发组织了欢迎活动，排了两公里长的队伍，但援藏干部却迟迟未到。

原来，当时市区到波密的必经之路318国道是沙土路，下雨时，常发生高山滚石、塌方、泥石流等现象，其中最危险的“排龙天险”14公里路段更是以险峻闻名，被称作“死亡路段”。

2010年出版的《西藏援助与发展》一书中，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靳薇写道：“内地党政干部到西藏工作经历了‘进藏建藏’‘轮换进藏’以及‘定期轮换援藏’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51年至1978年间，进藏的主要是军人，四川、青海、云南等地的藏族干部，还有从内地选调的技术干部等，普遍工作时间长，多为10年到15年，有的达28年，很多军人的子女都在西藏出生、成长、工作。

到了第二阶段，1979年至1993年间，中央开始对干部终身进藏工作的制度进行改革，从19个省、市和9个中央国家机关抽调党政干部或专业技术干部进藏，将党政干部的工作时间缩短为5年，专业技术干部缩短为3年。

1994年召开的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干部援藏的政策为“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要求北京、上海、广东等14个省、市对口支援西藏7个地区，中央多个部委对口支援西藏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援藏进入第三阶段。

1995年2月底，分片对口政策提出后，中央决定从首批承担援藏任务的各省市、部委中选派1000名左右领导和技术骨干进藏，其中县处级以下干部年龄一般在40岁以下，县处级以上干部年龄在45岁以下。

1995年，662名援藏干部正式进藏。许晓珠了解到，由于进藏时间晚，第一批工作队实际在藏工作时间为两年半左右。此后，每三年轮换一次成为常态。

转向

10月中下旬的林芝有些北方秋末初冬的意味，但正午强烈的紫外线穿透浅白的云层时，又让人恍然如至暖春。

林芝市中心区八一镇，作为“一个在河滩上崛起的援藏新城”，遍布“珠海楼”“广州大道”“福建路”“福建园”等地理坐标。

1986年，林芝地区行政公署刚刚恢复设立时，扎西洛布还没有参加工作。在他的印象中，当时整个片区只有一条街。

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杨明洪被称为“二代援藏研究专家”，在他看来，早期援藏的核心就是工程建设项目。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对口支援期限为10年，其间为西藏安排了62个工程建设项目，由有关部委和有关省市分别承担。

杨明洪告诉记者，这一阶段各省市援助不仅需要援藏干部提出项目，准备原材料、施工队完成工程、建设资金也需要对口支援的省市尤其是援藏干部去落实。就像盖房一样，房子建好，只把“钥匙”交给受援方。

到了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将原定的对口支援期限再延长10年，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将未建立对口支援关系的29个县纳入对口支援范围，同时安排26个省市进行对口项目建设。

许晓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到林芝市墨脱县的，到了县里，许晓珠提出想给县里修路。当地干部以及其他的援藏干部们不看好许晓珠这一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想法。

2006年6月，在许晓珠的争取下，原交通部派出了以地方公路司司长为组长的工作组到墨脱实地考察。

工作组到达那天，县里很多老百姓都出来迎接，打出了“墨脱军民盼通公路”的横幅。许晓珠在日记中写道：“看到这种情景，所有工作组的同志都流泪了。”

2007年，三年援藏期满，许晓珠离开墨脱时，墨脱公路建设已被纳入自治区“十一五”公路建设规划。2013年，墨脱结束了不通公路的历史。

细数援藏30年的项目投入，在扎西洛布看来，一切远非“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那样简单，前三批援藏干部的工作主要是打基础，重点看西藏缺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之后则是进行接续式的推进。

从“输血”到“造血”

除了方向略有偏转，杨明洪还提到，与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规定了62个项目不同，2001年召开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中央并未规定援助方应该出多少钱，而是将各省市的年度援藏投资实物工作量交由援助方决定，事后研究发现，由于各省市相互竞争，实际的资金投入体量基本相当。

在杨明洪看来，也是出于希望援藏干部多回所在省份、单位获取援助的考虑。2001年过后，尤其是第五批、第六批援藏干部中，出现多人在支援地担任县委书记、县长、区长等正职的情况。

不过很快，从第七批援藏干部开始，援藏的干部只能任副职，将正职留给当地干部。

在扎西洛布看来，职务身份的转变其实体现了援藏制度的调整：刚开始是“输血型”援藏，后续援藏转变为“造血型”，援藏干部到来后不仅要承担具体的工作，还要把当地的很多能人，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企业的人才等培养起来，“不能在援藏干部换了以后，我们自己走不动了”。

2010年，扎西洛布获得了去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挂职交流的机会，为期一年。这也是中央为培养西藏当地干部，特地安排的双向交流活动。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官网信息显示，1997年至2008年间，西藏先后选派248名干部赴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95.16%。

曾与许晓珠共事过的墨脱县原副县长央金就在2006年3月，被派往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办事处挂职，担任主任助理半年后，她感叹自己在离西藏千里之外的广东，“反而更加了解西藏，认识墨脱”。

考核与延续

小到一处农场，大到自治区、中央层面的项目，提升援藏效率已成为对口援藏中后期工作的重要导向。

2023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调研团，进藏开展“十四五”对口支援西藏阶段性绩效综合考核评价抽查调研工作。广东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副领队、林芝市委副秘书长邓钢告诉记者，这次考核中，广东省因投资实际综合效益上表现良好，6项考核指标中，有5项拿到了第一，最终与北京市、江苏省两支援藏队一起位居综合排名前三。

考核不仅针对援藏队，对援藏干部工作成效的考核同样存在。

早在2012年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联合下发了《对口支援西藏干部和人才管理办法》，提出对援藏干部的平时考核侧重政治表现、工作实绩、在藏率、在岗率等。

回望过去30年干部援藏的历程，林芝市经开区副主任李明高坦言，在倾斜了大量资金、资源之后，西藏的基础设施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目前当地还存在造血功能不足的问题：如果有一天停止投入，当地能否将现有成果保持下去。

不过，对目前还在援藏的干部来说，延续与造血早已列入他们的工作计划。

林浩生告诉记者，为了完成与下一批次援藏干部的工作对接，从2024年年中开始，农场的3位援藏干部便开始为“交渠道、交经验、交人才”作准备。

“至于本地人才培养，我们搞了个‘传帮带’的制度，找了3位从珠海市的国企选派的柔性援藏人才，一个教财务，一个教项目建设，一个教销售，慢慢地将藏族的这些大学生职工也培养起来。”林浩生说。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