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中华传统廉洁思想营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建设新时代廉洁文化，需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营养，这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一环。

修身律己、崇德尚廉

中华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修身，儒家认为修身正己、崇德尚廉是为人、为官的前提和基础。几千年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衡量人生价值最重要的内容。“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说明个人道德修养和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一致性。传统文化认为修身要做到知廉耻。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廉洁”被视为“仕者之德”“为官之宝”，“尚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瑰宝。

传统文化认为修身还要做到“自省”“慎独”“慎初”“慎微”。孔子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尚书》强调“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大学》强调“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传统文化强调为人要做“君子”和“大丈夫”，判断君子、大丈夫的重要标准是公正清廉，这是“士君子之大节”，认为“君子坦荡荡”“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些传统廉洁思想得到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的认同与推崇，对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惟邦本、廉为政本

民本思想是中华传统廉洁思想的重要内容。《尚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左传》有言“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中国历代均有“以民为本、廉为政本”的廉洁政治导向，《论语》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观点；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孟的民本思想，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是中华传统廉洁思想的重要内核，是中国历代思想家和统治者倡导廉洁风尚、推进廉洁政治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

廉为政本思想也是中华传统廉洁思想的重要内容。《晏子春秋》指出，“廉者，政之本也”。《周礼》提出考察官吏“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要看“六廉”：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这六种能力前均加上“廉”字，意指为官者既要具备能力，又要廉洁，但廉是首要的。“六廉”思想是我国廉政思想遗产中的精华，在古代中国，凡是清廉正直的清官好官都为人民千古敬仰和传颂，凡是丧失廉耻的人都会为人所不齿。

中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均主张廉政先要廉吏、治国先要治吏。历来强调“德”“法”并治，以“德”为主的治国理念。同时也强调依法惩贪是治吏的切实手段，是保持廉洁政治的有力举措。夏、商、周时期就已产生了惩治官吏腐败的法律制度。“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管子认为，法乃天下之大道，主张以法治国。法家明确强调“法”的重要作用，李悝、商鞅等提倡法治，韩非集法家学说之大成，将“法”“术”“势”结合在一起，倡导“依法治国”，提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同时，历代在强调以法治国、治吏、惩贪，对贪官污吏严厉惩办之余，也注重对廉吏的褒奖与重用，树立了诸多廉洁典范。

尚俭戒奢、勤俭持家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俭乃立身之本，持家之宝，更是兴邦之道。节俭对个人、家庭乃至国家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尚书》中载：“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以俭养廉，俭作为廉的基础和前提，为古人所推崇。春秋时鲁国人御孙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老子》指出“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儒家提倡“节用以礼”“节用而爱人”。诸葛亮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明代宋濂在《元史》中提出“非俭无以养廉，非廉无以养德”。勤俭持家历来是家族永续的生存之道。北宋李邦献提出“为政之要，曰公与清；成家之道，曰俭与勤”。历代家训均将尚俭戒奢、勤俭持家作为重要内容，对教育家庭成员、后辈子孙发挥着重要作用，南宋诗人陆游在《放翁家训》中提到“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家人：“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做家风建设的表率。加强领导干部家风建设，是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现实需要。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