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形象

谈杜甫的形象，其实谈的是杜甫晚期的形象

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杜甫，都能背一些杜甫的诗，在这种情况下要将杜甫讲出点新意有些困难，所以我就想到了“杜甫的形象”这个题目。杜甫的早年形象说不上，他的诗歌到现在流传下来的有1400多首，90%以上的诗歌都是他40岁以后写的，他早期的东西都没了。所以谈杜甫的形象，其实谈的是杜甫晚期的形象。

美国有一位学者叫陆敬思，他说杜甫是中国古今诗人的“大家长”。——每个家里都有家长，中国诗人的大家长就是杜甫。这个说法很精彩，但也让我们讨论杜甫有了难度。今天我选的这个角度相对容易一点，讲杜甫的形象。其他角度三两句话没法说清楚。我会谈到杜甫的生平际遇、杜甫的趣味、杜甫的现实感，这些话题都跟杜甫作为一个诗人的形象有关系。

杜甫的诗被称作“诗史”。那么历史对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作用和意义，相当于神话对希腊人的作用和意义。中国的文学里很多东西都跟历史有关系，二者很难分开。杜甫的诗歌满足了历史的要求，我们习惯于把诗和史联系在一起，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诗人。这种情况在当代诗歌里没有，当代诗歌基本上已经不负担述史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又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我们大多数人写的基本上是抒情观念之下的诗歌。

在某种意义上，杜甫本身就是一个奇观

中国古代的诗人中，以现在的标准看，很长寿的几乎没有。杜甫在战乱中活到58岁，公元712年到770年。杜甫的一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首先是早年读书漫游的阶段，持续到杜甫30多岁。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他在洛阳遇到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后来他们俩又遇到高适。那时杜甫33岁，李白比杜甫大11岁，是44岁，高适比杜甫大6岁，是39岁。

对于李杜的关系，郭沫若写过《李白与杜甫》，闻一多也提到过。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猜测和解读，比如说他们觉得杜甫对李白那么好，李白却拿杜甫开涮（《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可能是伪作）。也有人猜测两个人关系很好，两人旅行的时候会盖一条被子（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白给杜甫写过两首诗，而杜甫给李白写了很多的诗，主要的交流就是当年在一块儿游历。先是在梁、宋这块地方，后来两个人又一块儿到了蕲州，分手之后再次见面的时候在东鲁。

无论怎样，李白应该对杜甫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杜甫在李白身上看到了一个奇观。其实杜甫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奇观，只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把他放在儒家的话语里。

头两天我在江西南昌，有一个写古体诗的学生还跟我讲，他分析有些古代诗人的诗不合平仄。我说所有合章法、合规矩、合平仄的写法，都是小诗人的路数，对大诗人你没法这么判断。宋代的黄庭坚，说自己的书法是“老夫之书本无法”。也就是说，迈过很多的门槛儿之后，这些大诗人、大艺术家内心就开始有一种自由度，开始搞破坏。很多人是跟着章法走的，但大诗人总有破坏章法的能力，破坏工作有时候就能呈现为奇观，而这也是建设。

在李白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在杜甫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别人的诗很多四行一换韵，杜甫可以八行一换韵，杜甫就敢这么干。拗体诗，在别人那儿是缺点，到杜甫这儿就是精彩。对他来讲这是自由，但对于整个诗歌史来讲，他是在给诗歌立新的章法。所以说，杜甫也是一个奇观。《新唐书·杜甫传》说：“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他后来在长安上玄宗三大礼赋时自谓：“沈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这狂劲儿比李白也不差。

杜甫人生的第二阶段是困居长安的时期，大概是30多岁到40岁；第三个时期是为官时期，大概是从他44岁到48岁，时间很短，正好是安史之乱的时间。

陈寅恪说安史之乱是中国古代史的分水岭，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几乎像两个中国。日本大汉学家内藤湖南认为，从安史之乱开始，中国进入了唐宋变革期，跨度从中唐一直到宋，思孟系统、传道系统的儒家在中国的影响开始变大，一直持续到明清、到今天。笼统地说起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些变化。我们汉族人填表写自己的民族时会填“汉”，可按照傅斯年的讲法，实际上汉朝的汉族到六朝结束以后就没有了。很难说今天的我们跟汉朝的汉族完全是同一个“汉族”，可能存在当时的基因，但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

杜甫赶上了安史之乱，目睹了战争惨烈的情状。肃宗朝宰相房琯在陈陶斜和青坂打了两场大败仗，让唐军损失惨重。杜甫曾经在《悲陈陶》里有一句 “四万义军同日死”。部队大概有四万多人，四万义军一天全死了，太可怕了。杜甫跟房琯两个人是老朋友，他为此要疏救房琯，结果一下子得罪了皇上，就回家省亲去了。后又随肃宗还长安，然后被贬，然后弃官，于是杜甫离开朝廷，开始进入漂泊的生涯，也就是他人生的最后时期，大概是从48岁到58岁，十年的时间。我们所能知道的杜甫的形象，主要是来自于他的漂泊时期。他先是向西漂泊，到达天水、同谷一带，后来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筑起草堂，后又离开成都在湖南湖北这一带漂泊，直到死去。

晚年的杜甫其实是那么孤独

进入杜甫西南漂泊的时期，就进入了杜甫晚年的形象。杜甫晚年的形象，可以分为精神形象、肉体形象两方面。

首先是精神形象。杜甫晚年很潦倒，尽管他得到了高适、严武等人的帮助。他会毫不犹豫地请求高适的帮助。杜甫48岁时写有一首诗，《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管高适要吃的：“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你什么时候来帮我啊。现在我们不好意思这样说出口，但当时他们朋友之间可以这么干。

杜甫说自己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永泰元年765年，53岁）。虽然有人帮助过他，但他内心是非常孤独的。他在大历四年，769年，57岁时写过一首诗叫《南征》：“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一生的朋友其实都是很高大上的，李邕、李白、高适、岑参、裴迪、元结，打过交道的还有王维、颜真卿等。杜甫也认识一群画家，包括被玄宗皇帝称赞为“诗书画三绝”的郑虔、韦应物的叔父韦偃、曹操的后代曹霸等。韦偃还曾在杜甫草堂的墙上画过画。这都是赫赫有名、彪炳千秋的诗人、艺术家。所以杜甫的朋友圈按说是很豪华的，尽管他自己的官不大。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杜甫还是觉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可以看出他的精神面貌。

熟读杜诗的人肯定会注意到，在《春望》这首诗里，杜甫写道，“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诗写在肃宗至德二年即757年春，杜甫才45岁——45岁都“浑欲不胜簪”了。杜甫还有一组诗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肃宗乾元二年，759年，47岁），里面有一句，“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古人把头发都往上盘，他是垂过耳，很狼狈的样子。在《复阴》这首诗里，他说：“君不见夔子之国杜陵翁，牙齿半落左耳聋。”——牙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左耳聋，听不见了。这首诗没有明确的纪年，不知道杜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耳聋的，大概开始在他寓居夔州这段时间，是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这一年杜甫54岁。也就是说，在他去世之前四五年，左边耳朵就聋了，牙齿也落了很多。而在54岁这一年上，杜甫写下他伟大的诗篇《秋兴八首》。

杜甫一直多病，55岁，他“衰颜更觅藜床坐，缓步仍须竹杖扶” （《寒雨朝行视园树》，代宗大历二年，767年），这一年他写下《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他的《清明二首》，写在大历四年即769年，他57岁，去世之前一年。“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就是已经半身不遂了，右胳膊抬不起来了，只能伏在枕上，抬起左手在空中写划。他的左耳还是聋的，牙也掉了很多，头发几乎也没了，剩下的就是白发。这时杜甫一家居无定所，住在船上，真是很凄惨——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诗人！这是晚年杜甫的身体情况，也是他肉体的形象。

这样的身体情况，与残酷的国家战乱叠合起来，导致杜甫一天到晚忙活一件事，就是哭。至德二年（757年），杜甫45岁的时候，被安禄山的军队抓住了，这时候他写下非常有名的一首诗叫《哀江头》。他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少陵野老吞声哭”的时候实际上杜甫只有45岁，他就把自己叫“野老”。古人好像一过40岁就觉得自己老了。

后来他遭遇颠簸，到处乱跑，于代宗广德元年即763年写下《天边行》。他说：“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在江边上，一个人就在那儿哭。大历五年，杜甫58岁，快要去世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叫做《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他说：“途穷那免哭，身老不禁愁。”这是他临死那年说的。在颠沛流离、流离失所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不哭呢？“身老不禁愁”，让我们对杜甫当时的处境有了更深的体会。

讨论杜甫的现实主义，一定要将他的诗歌和当时的死亡人数挂钩

今天我们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者”。在中国，我们接受的更多的是积极浪漫主义一派。说起李白是“浪漫主义”，就强调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这一面——这表明了他对于唐朝权贵的反抗。但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忘了李白还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一面，那时候皇上召他入宫，他非常高兴。——只是强调李白反抗的、不同流合污的那一面，是不够的。同样，只强调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也是不够的。如今，我们已经获得了各种文学批评的方法，这时候我们看古代文学，就应该不囿于既有观念，进入到更多的历史细节，进入历史的此时此刻。

那么要谈论杜甫的此时此刻就不得不看一看安史之乱究竟死了多少人。唐朝的人口峰值是安史之乱之前的754年，正逢开元盛世，中国人口达到5300万或者还多一些。安史之乱大概有七年时间（755-762年），等到那时朝廷重新开始统计人口，发现人口至少减少了一半。死了那么多人，这不是简简单单说浪漫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能对付得了的。多少人的去世才把杜甫推到现实主义的位置？所以讨论杜甫的现实主义，一定要将杜甫的诗歌和当时死亡的人数挂钩。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至德元年，756年）唐军四万人哗啦就没了。广德二年，764年，他写过一首诗叫《释闷》：“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烽火照着夜晚，死尸狼藉，这不是杜甫的想象，一定是他见到的情况。永泰元年，765年，杜甫写过《三绝句》，其中第二首很有名：“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二十一家人一起逃难进入蜀地，只有一个人出了骆谷，全死掉了。这人遇到杜甫，回想起逃难经历，“自说二女啮臂时”，啮臂就是咬自己手臂咬到出血。古人如果知道这是生离死别，就要“啮臂而别”。想起这些惨痛的经历，讲述人面向着秦地的云彩，号啕大哭。这些东西杜甫全都碰上了，这构成了他强烈的现实感。

大历元年秋，766年，杜甫在《驱竖子摘苍耳》这首诗里说到：“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大历元年他还写过一首诗叫做《白帝》：“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只有百家存。”——基本上活人只剩下十分之一了。从杜甫的诗里可以感觉到一个最醒目的话题，就是战乱流徙中死了多少人。与唐朝其他诗人相比，杜甫直面了这些东西，其他人少有做到。所以杜甫孤零零地成为了大诗人。——当然他成为大诗人也是因为他“晚节渐于诗律细”——而这一点又是他迎着战乱，在逃亡、饥饿和漂泊中，面向死亡，而做到的。

杜甫在那样一种战乱的情况下，遇到那么多的艰辛、别离、饥饿（《彭衙行》“痴女饥咬我”）、死亡，可以说他被激发成一位如此独到的诗人。如果我们只是讨论杜甫的现实主义，而不能把现实主义讨论到杜甫的此时此地、此时此刻这个点上，讨论到杜甫本人的现实感这个点上，我们实际上还不能切身感觉到杜甫诗歌的力量，我们读杜甫诗歌的时候就不会起鸡皮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