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雪

红英是我要好的朋友。在我迷茫的时候，她像一束光似的照进我促狭的世界。那年腊月，杭州下了几场雪。我们在雪景中拍了一张合照。照片里的红英，自信、挺秀、健康丰盈。

大学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转眼流年飞逝。再次见到红英已是今年元旦。凌晨三点的急诊中心灯火通明。她躺在留观室的病床上，奄奄一息。

一米七的个头，体重只有56斤。

一

我和红英是大学同学。她学翻译，我读临床医学。

学生时代最深刻的记忆集中在大二那年。彼时的我，自卑、内向。开始学习专业课后，压力接踵而至，令我焦头烂额。红英的出现，让我在蹚水摸黑的日子里不至于脱轨偏航。

她性格较真，自我要求严格，成绩出类拔萃。但我看来，她是个很容易接近的女孩。虽然专业不同，红英仍然愿意陪我背书、做作业。临近考试，我们常在学校北街的咖啡馆约自习。有时，她也会翻看我的课本，还说，日后我成为医生，她就专程找我看病。

那时的红英，微胖、开朗，总是笑盈盈的。她喜欢运动，是外国语学院学生会的体育部长，也在学校攀岩队担任干事。她也擅长游泳和长跑，有时也喜欢打羽毛球。

在我20岁生日那天，一向不常下雪的杭州忽然下了一场大雪。那天下午，红英约我去满觉陇、吴山和清河坊，游胡雪岩故居，买糖葫芦、糖桂花和马蹄糕。临近年关，河坊街两端支起架台，红油纸灯笼在雪景里格外绚艳。

红英对我说，从今往后，我人生的每个意义重大的日子，她都不会缺席。

2020年以前，我和红英住在同一个校区，宿舍只有一街之隔。读大四以后，红英忙于找工作；我搬进十数公里外的另一个校区，开始临床见习。少年的记忆被不停地压缩，直至躲进小小的手机屏幕。我和红英的交流越来越少。某天，我无意中点开她的微信主页，发现她换了新的朋友圈的背景，图片上醒目地写着——要么瘦，要么死。

我愣了一下。那段日子，互联网上刮起一股关于身材的热潮，新词层出不穷——iPhone 6膝盖、A4腰、直角肩、筷子腿。一时间，“白幼瘦”成为新的流量密码，身边20岁上下的女孩纷纷喊着口号冲进这股潮流。被量化的美丽如槲藤抻开枝蔓，野火似地铺陈。

但我没有多想。本科毕业那天，我和红英又见面了。她扎起高马尾，穿球鞋、短裤和运动T恤。傍晚，我们又去了清河坊。没有雪景的清河坊少了几分与记忆契合的韵味。我买了两根糖葫芦递给红英，但她对此似乎没有兴致。

“怎么了？”我奇怪地问道，“你好像不开心？”

“我不吃甜食。”红英说，“我最近在减肥，不吃晚饭。”

说完，她难为情地笑了笑。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清河坊东门附近在置办婚庆，爆竹声接连不断。红英端起相机走过去，明亮的火光闪过，忽然清晰地勾勒出她的身形——

我这才发现，她的确瘦了不少。

二

“你一点儿也不胖。”我说，“现在是，从前也是。”

红英摇摇头。“减肥前，我已经快140斤了。”她说，“我虽然看起来不胖，但是大三年度体能测试，我已经超重了。身为体育部部长，体重却不过关，多丢人呀！”想了想，又说：“你是医生，应该明白的。美观是其次，再胖下去，我害怕得三高。”

我哑口无言。我们离开清河坊，回到湖滨，沿着步行街一路向北。往年，每到太阳落山，延安路商业中心总是人海熙攘。但那时正值疫情管控，大部分商铺已经歇业，还在营业的只有一家半地下室手机贴膜摊。核酸检测亭也亮着灯，但窗口紧闭，上面贴着一个褪色的“福”字。空气里弥漫着若有若无的硫磺味道。夜色碾过街灯周遭的空气，氲出毛茸茸的蜜黄。

红英和我讲起在教育机构实习的经历。“我在西湖转塘住了一年，公寓在湖滨林区附近，距离实习的公司七八里远。”她又讲到大三暑假赴剑桥大学交流。“我真的很幸运。”红英说，“学院外派交流的名额很少。我担心自己选不上，每晚都会失眠——最后竟然选上了。”

“这哪里是‘幸运’呀！”我说，“你那么优秀，当然会被选上。”

红英撇了撇嘴，没吭声。其实，自从进入大学，红英的课业成绩一直在学院名列前茅。每年秋天，学校集中组织评优评奖，她总能有所收获。同时，她也参加了许多社团活动，生活节奏紧凑且有条不紊。她是我身边最优秀的同龄人。

“你应该对自己有信心。”我说。这是我的真心话。读大二时，正是红英的自信感染了我。她让我相信，路在脚下，总有一天我将战胜困缚，像她一样勇往直前。“人总会长大嘛。”红英说，“你做医生，工作会一直稳定，但我不一样。现在竞争那么激烈，一旦被裁员，再找工作就不容易了。”

过了延安路与庆春路的岔口，灯光更少了。我们拐到武林路上，溜着民宿围墙的边沿向南折返。武林路沿线是老城的另一处商业中心。管控以前，许多商铺都会通宵营业。此时，街上行人不多，只有几家女装还在营业。路过其中一家，红英相中了橱窗里的一条牛仔裤。

她拉着我走进店里。我一向对服饰不感兴趣，只好找个地方看手机。不小心点开一则广告，手机界面跳转至某电商平台。我浏览那些商品——先是骨感模特代言的小码女装，接着是瑜伽垫、代餐粉和跑步机；再往下看，各种减肥产品被冠以吸睛的噱头，包装得出神入化。商品详情写着：不节食、不运动、不反弹、无副作用，月瘦20斤。

红英从试衣间走出来。“好看吗？”她兴奋地问我。“很合身，你适合这个版型。”我说。红英心满意足地笑了。她对售货员说：“就这款，我要M码。”

“你试穿的这件是L码。”我提醒。

红英说：“M码才是我的目标。”

三

我们回到主城区，时间尚早。红英提出要去我住宿的校园逛一逛，看看新修葺的假山和人工湖。我们绕着中心花园兜了一圈，来到操场。不知怎的，红英忽然兴奋起来。

“我听说，跑步燃脂最快。”

“你为了减肥，真是走火入魔了。”

红英想喊我一起跑步，但我实在累了。我坐在跑道边石凳上，戴着耳机听歌。6月的夜晚像一觳乌青的玉。泥土潮的气充斥着周遭每一寸空气，杂着被雨水淘洗的落叶的香味。刚下过雨，跑道上有深浅不一的水坑。水面被广场灯涂白，又被微风扯皱，像触之即破的纱。

耳机里的音乐，是《What a Wonderful World》。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北街的咖啡馆。温柔的念白和书本里的人体密码构建起神秘的反射，雏燕呢喃似的，无来由地令人心安。

音乐软件里有一个歌单，里面是我数年来搜罗的、与学生时代的记忆有关的歌曲，其中就包括北街咖啡馆的背景音乐。我一边听，一边回想2018年的往事。我始终记得，在我遭遇心灵的暴风雪时，是红英为我撑起了伞。

她是那么优秀的女孩，像缀在天空的星星，高高地闪烁着，遥远得难以企及。去年本科毕业，她在获得数份offer的同时，也如愿在全国新媒体赛事中斩获佳绩。她像歌单里的那些背景音乐一样，温柔、明媚、轻快、灿烂。

我一边听歌，一边数红英跑的圈数。一圈、两圈。400米的跑道，她足足跑了15圈。跑完，她气喘吁吁地向我展示手环记录的卡路里消耗。今天这趟，她头一回这么开心。

“不怕膝盖受伤？”我问。

红英摇头：“我心里有数。”

擦了擦汗，她又说：“我每天都要跑五公里。”

她调出手机里置顶的备忘录。标签写着“减肥计划”，初建日期在两年前。她不仅每天跑步，而且常去健身房。杠铃、划船机、动感单车，都有相应的记录。除此之外，她也在节食。网上爆火的“21日快速减肥法”被详细记录在另一条备忘录中。近乎苛刻的食谱，红英已经进行到第17天。身高一米七的她，体重在半年内减轻至106斤。

“节食加运动，效果翻倍。”红英得意地说。

我有些担心：“再继续瘦下去，就不健康了。”

“我不管！”红英掂了掂装牛仔裤的手提袋，“一个月内，我必须穿上它。”

我仍然无法反驳。我知道，以她的执着和自律，一旦设定目标，任何劝说都无济于事。我们在地铁站道别。街边霓虹闪烁。灯光掺着晚风，忽然在她身上泊满。

我望着她愈发清癯的身体，好几次，欲言又止。

四

那时，我仍然会为红英减肥成功喝彩。

和她一样，我认为这是“自律”的馈赠。我没有意识到，在身材逐渐朝着“理想数字”靠近的时候，灾难已经呼啸而至。那些有违规则的馈赠，早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直到今天我都有些自责。我其实能够，也应该拉她一把——

却还是无动于衷地，目送她一步一步走进一场狂风暴雪。

红英在急诊留观室度过了新年的第一天。

急诊医生建议她转入精神专科治疗。为确保安全，科室规定，住院患者必须有家属全天陪护。但接诊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红英的家属。搀扶她走进病区的，是一位年长的护工。

红英被扶到靠窗的42床。一个钟头后，她的母亲来到病区。她个子不高，梳短发，画淡妆，穿羊猄皮短靴和卡其色短西服。她话少。护士做安全宣教，她多以点头摇头示意。

据值班护士说，整个中午，红英保持着别扭的姿势昏睡，身体没有一寸挪动。安装留置针时，我真实地触摸到她枯枝似的手臂——那只手干瘪、苍白、纤细，像一根烘干的白杨木，半透明的菲薄的皮肤下面，血管和筋络交错虬结。

谈话、签字、记病历、开医嘱、预约检查。一套流程结束，我仍然很难受。不止为红英，也为她的母亲——那位女士好像并不在乎女儿。谈话的时候，她始终面无表情。

下午四点，红英醒了。护士给她更换输液吊瓶，她虚弱地问，某某（我的名字）在不在这里。她还说，昨天半梦半醒的时候，好像听见了我的声音。

我来到病房，在她床边坐下。红英看着我，睫毛一瞬，泪水溢出眼眶。

“对不起。”她抽噎着说，“我早就应该听你的……”

“没关系。”我安慰道，“会好起来的。”

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久。我得知，上次我们道别后，她对体重的执念有增无减。为此，她精确计算食物的热量，并为自己制定更为严苛的运动计划。她每日称量体重数十次，只要发现数值增加，便终日忧心忡忡。2023年初，她进食失控，心情差的时候，会突然暴饮暴食，继而又担心发胖，多次尝试清除。到了7月，她体重减轻到94斤，严重贫血，大量脱发，月经很久没来。

再后来，红英开始反射性呕吐，体重直线下降，到年底只剩60斤。贫血使她体力严重衰退，但她咬着牙挺住了。直到半个多月前，她在公司晕倒后才被紧急送医。据急诊留观室记录，一晚上，监护仪捕捉到七次突发的心动过速。

五

红英所患的病，叫做“神经性厌食”。

神经性厌食——死亡率最高的精神障碍之一。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导致死亡率增加至健康人群的14倍。据统计，约25%的厌食患者最终死于各种并发症，占据首位的是心律失常。

红英开始接受系统治疗。她病得很重，不得不依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入院后，她的体重没再下降，但也没有增加。有一天早查房结束后，我问红英，现在是否还会想要减重。

红英犹豫了一下，点头说：“会。”

我心里一紧。还没说话，她一向寡言少语的母亲勃然大怒，“砰”地一拳砸在床头柜上，冲她吼道：“我辛苦生你养你，你就这样糟蹋自己！哪天没命了，也是你活该！”

末了，她抽噎了一下，红着眼睛，冲出病房，往盥洗室去了。我拢上床帘。红英眼神空洞，脸上读不出喜怒哀乐。棉被裹着她枯瘦的身躯，像瘪了的充气口袋包着一把干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