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守旧的国家栋梁

曾国藩曾书写过父亲所作的一副联语：“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61年的生命中，曾国藩实践了“耕读”，却从未在士大夫经世济国的理想面前停下脚步，他的官运也随着政绩的卓著日渐亨通，直至位极人臣。他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获取的一连串功名，如今镌刻在富厚堂一块长4.35米、宽1.7米的“笃亲锡祜”匾额上：赐进士出身、诰授光禄大夫、钦差大臣、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兵部尚书、两江总督、特赏黄马褂、双眼花翎、一等毅勇侯。这，相当于今天的名片。

历史学家徐中约认为，清朝接受了传统儒家秩序，招纳汉族士人进入官场与满人共事，二元种族体制是清朝王权的特色，但通常皇帝信任满人胜过汉人。

从1852年在家乡组建一万多人的团练，到1860年5月授职两江总督统帅湘军，曾国藩没有实权地征战了八年。在他的政治生涯里，相当一部分压力来自朝廷的疑忌，这使得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咸丰年间，朝廷两天内下发两道诏书，一道是任命，一道是取消任命。曾国藩曾对同乡知交刘蓉说过：我浴血奋战，受此猜忌，令人心寒；若被谋害，墓志铭里一定要替我鸣冤，否则死不瞑目。“九帅”曾国荃率吉字营攻下天京一个月后，曾国藩便开始裁军。一年后，他能调遣的兵力只有6000人。远在紫禁城的慈禧终于松了一口气。1870年曾国藩六十寿辰，同治帝亲题“勋高柱石”四字，送到两江总督府。

书生带兵

1858年10月23日的《纽约时报》刊登过一则新闻专稿，记录了《天津条约》得到咸丰帝批准后，法国公使葛罗及其秘书、卫队12人初探长城、路遇清国骑兵的经历。

这些在首都门户安营扎寨的清国军人们，竟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一直与英国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什么广州事件、大沽海战、停战协议在天津签订，所有这一切他们一概不知……这些鞑靼骑兵没有弓箭，但每人肩上都背着一杆火枪。他们的火药显得很粗糙，在他们的弹夹里除了子弹还有一些小小的铅块。每个人的长统靴内都插着烟斗和扇子。

清代的兵制是这样的：八旗兵实行世兵制，其退化在史料中多有记载；绿营兵（各省由汉人组建的常备军）主要实行余丁制。所谓“余丁”，就是在军队中省下口粮将未成年的穷孩子养起来，他们平时打杂，也出操。当守兵不够时，从余丁中选拔，步兵不够时，从守兵中选拔，骑兵则出自步兵，是清朝最好的兵种。在长期无战事的情况下，余丁制导致绿营兵数代“吃官粮”，战场上“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胜者争功，败不相救”则是一种常态。

曾国藩很清楚，绿营和乡勇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他采用了明朝戚继光发明的兵制，组建了一支体制外的新军，并为其注入捍卫传统、驱逐异端的使命。他在著名的《讨粤匪檄》中，指出太平军烧毁孔庙、焚烧四书五经，是对几千年中国礼义人伦的反动。

曾国藩首先集聚同乡师友，量才而用为营官——湘军的幕府一度多达88人；再招募“朴实山农”，拒绝市井油滑。他对最早的湘军将士说：大刀长矛，好比四书五经。

胡林翼行军必讲《论语》；在奔赴战场的路上，曾国藩坐在轿子里读杜甫、韩愈的诗文；左宗棠“出山十余年，跃马横戈，气扬心粗，恐善源日涸，得暇即亲六籍”。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里，讲述了这些前清进士（胡、曾）举人（左）带兵打仗的有趣情形。

这些私募军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听一个长官的号令，而每个营官又只听命于一个统帅。长江上，到处飘扬着湘军水师那面长12米、宽7.85米的“帅”字旗。从曾国藩的湘军到李鸿章的淮军，再到袁世凯的北洋新军，都表现出“将在营在，将死营散”的特征。由是观之，中国军阀的源起，恐怕要追溯到曾国藩；清廷冲破祖制从建立湘军始，它直接导致了中央权力的下移。

十多年军营生涯，曾国藩一直没有放下经史子集。他在道光年间得邓显鹤、唐鉴、欧阳兆熊的引导，醉心研读王夫之的著作，咸同之际在长沙传忠书局大规模刊刻《船山遗书》，使得这部藏于四库馆130年的文稿，终在世间传播，并且深深影响了整个湘军集团。

然而，曾国藩并不讳言自己身上的血腥气，他在家书中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乱世须用重典”。他在长沙审案局时赢得了“曾剃头”的名声——四个月里杀了230多人。而战争的酷烈还在后头。

曾国藩也因战败三次想自杀。其中长沙靖港之战，是他刚任大帅一年多时一次仓促的上阵。当败局已现，曾国藩投水自杀，被幕僚李元度安置在他身边的章寿麟救起。史料载，曾帅当时披头散发，满脸泥沙。左宗棠因此专程到长沙，痛斥他的“虚荣心”。

湖南省作协主席唐浩明曾从曾国藩2000多道存世的奏折中精选了47道给予评点。他认为，曾国藩平生最为重要的一份奏折，是同治三年6月23日奏报攻下南京，生俘李秀成和洪仁达。他将报功隐于平实叙事，不作夸饰，将成就归于皇家，为朝廷歌功颂德，却不露讨好的痕迹。同治四年，曾国藩再次奏请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任命，推出僧格林沁，表示不敢与皇亲相比，对剿捻之战已心存厌弃和恐惧。

洋务之痛

正同太平军血战于长江中下游的曾国藩同时面对的，是挟《天津条约》北上的西方人。当他接到中国与英、法、美三国签订的和约条款时，“阅之不觉呜咽”，以“五胡乱华”相比拟。

1860年10月8日星期一，戈登参观了被法军占领的圆明园（十天后被焚烧），他记道：

“你很难想象这座园林如何壮观，也无法设想法军将这个地方蹂躏到何等骇人的地步。皇帝龙座所在的宫殿一律镶着雕塑精巧的乌木，殿上陈设着各式各样的大镜子、钟表和装着木偶的八音盒，还有形形色色精美的瓷器、堆积如山的五彩丝绸与刺绣。这里的豪华与文明的气象完全与你在温莎宫所见的一模一样。……而法国人却以狂暴无比的手段把这一切摧毁了……他们用无数大车运走了大批丝绸，可还留下不少。他们还劫去了大量御藏的书籍和文件，其中包括布鲁斯的最后通牒以及清皇帝不愿接见夷人的诏谕；此外还有一部御藏的记载二千年事迹的中国史。”

曾国藩的内心，是鄙夷、憎恶“奉洋若神”的。当买办起家的杨坊被打，他在信中说“足使挟洋人自重者爽然自失”，称心而快意。然而，“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之”，这样的胁迫，让士大夫在仓皇之中不得不产生紧迫感。

湘军攻陷安庆第二年，曾国藩就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

1862年2月19日，安庆城下停泊了一艘待售的洋船。曾国藩带着李鸿章登上洋轮，仔细察看，盛赞其“无一物不工致”。曾国藩决心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委派幕府中精于制器的徐寿和数学家李善兰去实现这一伟业。1862年3月，他们造出了轮船发动机。1864年1月，中国第一艘火轮船制造完毕，尽管长不过三丈、时速不过30华里，却是本国自造的最先进轮船。

稍后，毕业于耶鲁大学、精通西学的幕僚容闳奉命出洋采办机器，从美国购得百余种机器，位于上海虹口的江南制造总局渐渐有了规模。很快，曾国藩又在城南高昌庙购地70多亩，建造了汽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楼、铸铜铁厂、火箭厂等，江南制造总局迅速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近代化工业基地。

1868年8月，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中国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火轮，船体长18.5丈，顺水时速120华里。曾国藩以“恬吉”为之命名，向慈禧汇报说，“恬吉”号“坚致灵便，可以远涉重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师夷智”从议论转化为实践，曾国藩是最早的领袖和开创者。

仿造洋器的过程让人看到“夷智”的精妙并不仅仅在于器物，于是又有了送幼童“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的举措——是洋务经验奠定了他采纳容闳教育计划的思想基础。但在清朝这样一个依祖法旧例办事的王朝，一桩没有先例的大事要获得通过，相当艰难。1872年2月27日，曾国藩第五次就“派遣留学生一事”上奏朝廷，获得了恩准。14天后，曾国藩离世。

他在给次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予生平有三耻，……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后来三子曾纪鸿精研数学，著有《圆率考真图解》 《对数详解》 《粟布演草》等，可惜33岁就过世了。如今，这些专论静静躺在富厚堂藏书楼架上的六册《白芙堂算学丛书》里。

曾国藩是一个识时务者，但又背负着几千年历史的沉积。在今日统称“洋务派”的人中，他是第一个师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心中又眷恋着旧文化。他第一次看到西洋千里镜，惊羡之余，联想到的是如何“超凡入圣”的进德之功。一面开风气之先，一面又恪守着士大夫的传统情感，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872年，他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话：“内人病日危笃，儿辈请洋人诊视，心甚非之而姑听之。”

但岌岌可危的大清国不是他的一厢情愿所能挽救，也不是夷人之长技所能挽救。1894年12月13日的《伦敦每日新闻》报道过清廷深入骨髓的腐败和列强的恣肆：

“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防御工事以及铁路的引进一夜之间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带来大量侵吞公款的机会，只要外国公司引诱或贿赂他们，再老掉牙的枪支或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一次，有一家商号以每支三两白银的价钱为大清政府买进一批数量巨大、几近报废的毛瑟枪，指望清政府能支付每支80两白银，结果他们只得到了每支九两白银。看看这些枪是什么货色吧：外观上还像那么回事儿，但托盘根本没有加工好，枪口也锉得十分粗糙，螺丝上得敷衍了事，有些螺帽都掉了，以致连接处都松开了。”

而此前，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无不中饱私囊。曾国荃攻下南京后，往老家运东西的船队在湘江上走了一个月，“把国库搬回来了”。而民间称李鸿章为“李合肥，真的肥”，据说李家当年在合肥城里拥有一条街的店铺。

1863年，已升至中校的戈登在位于安庆的两江总督府与曾国藩会面，随行的丁美绅记下了他对曾的印象：

“他在各个方面都与李鸿章成对比。后者身材高大、举止稳重、神态威严，眼睛里闪烁着智慧，每句话、每个手势都表现出他思想敏捷、行动果断；他的服饰也显示出了他的家财和修养。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他们两人的个性也是截然不同的。李鸿章是出名的贪得无厌，在这方面他们几个弟兄——尤其李瀚章——是素享盛名的，他们一家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搜刮了大量的财富。而根据一般的报道，曾国藩的勒索是颇有节制的，他的开支也较为适中，甚至有些吝啬……”

曾、李的不同还表现在他们的用人上，他们的幕府里聚集着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早期的曾国藩不喜欢用官气重的人，奉“德大于才”为第一要旨；中期开始发生变化，以“了事”为才干。按《曾国藩通鉴》的梳理，他的幕僚有200多人，他从中选定了李鸿章；李鸿章的幕僚也有百余人，他选择了袁世凯。晚清的中国，事事燃眉，事事须了，义理的伸张、德行的坚守只能暂搁一边。曾国藩终其一生，都在这种矛盾纠缠中彷徨。

天津教案

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的80多年间，大小“教案”600多起。其中《辛丑条约》后十年，高达225起，出现了教会势力与民众冲突的最高峰。鲁迅曾在文中提及，在他的家乡绍兴，有洋教士家的女佣声称看到一坛盐渍的小孩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1870年6月间，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民间哄传天主教堂迷拐儿童并用其眼珠制药，酿成了“天津教案”。

1870年6月20日，天津百姓几千人聚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声讨外国传教士拐婴、害婴。次日，法国领事丰大业在混乱中向天津知县刘杰开了枪，击伤随从高升。愤怒的中国人当场将丰大业殴毙，随后又烧了教堂，捣毁法、英、美等国的教堂和领事署，打死了16个外国人。关于这次教案，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娄斐迪在六天后向美国政府发回一份比较客观的报告，其中提到流行病、死婴、刘杰与丰大业的会晤以及丰的傲慢——他说，“知县级别低于领事，不能举行任何谈判”。也就是说，这次冲突本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