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被无条件爱过的人，不能欠人一点点

《小脚与西服》里写，张幼仪和徐志摩离婚很久后，有男人向她求婚，她的反应是：“我能帮他做什么呢？能不能帮他成功？”好像如果她不能做到的话，她就不配被爱。

从小就没有得到过无条件的爱的人，不能欠人一点点。接受别人的施与总会觉得何德何能，恨不得当场两清。想起张爱玲也是这样，虽然她自负天才，但日常中配得感并不高。看她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里两段恋情，她都非常被动，第二段尤其是，动不动就说自己“残花败柳”，对于两个人的未来，不敢多问一句。

她也不能欠人钱。做她的债主，好的一方面是她一定会还你钱，坏的一方面是她还你之前，你的呼吸，她都觉得是在催债。

宋淇、邝文美夫妇是张爱玲最亲密的朋友，友谊绵延四十余年，他们帮张爱玲接剧本谈合同看新作，往来书信几大本，张爱玲则将遗产留给了他们。

纵是这样的友谊，也曾差点翻了船。1962年元宵节前夜，身在香港的张爱玲写信给赖雅说：“他们（宋家）不再是我的朋友。”何以弄到这个地步？张爱玲之前的信里也有写：“宋家贷款是痛苦的安排，破坏了他们与我多年的交情。”

1955年，张爱玲去美国前跟电懋公司借了一笔钱，宋淇是保人。1960年2月8日，张爱玲写信给邝文美：

“收到你一月底的信，知道再耽搁下去会使你们误会我是不是不高兴写。其实我上封信里说的都是实话，欠公司的钱与欠私人的一样，怎么能惫赖。我后来再回想离港前的情形，已经完全记得清清楚楚，预支全部剧本费，本来为了救急，谁知窘状会拖到五年之久。目前虽然不等钱用，钱多点总心松一点。如果能再多欠一年，那我对公司非常感激，因为我仍旧迷信明年运气会好些。这是根据十三年前算的命。”

给张爱玲的信里写了什么，是不是传达出代公司向张爱玲催债的意思。张爱玲说“后来再回想……”“已经完全记得清清楚楚”，是不是一度记忆模糊？而她托邝文美向公司致意，请求再宽限一年，想来也是艰于启齿。

一年之后这笔钱并没还上，1961年2月21日，张爱玲写信给宋淇夫妇，说：“我这朋友极少的人，在我这方面是不拿你们只当朋友看待的。虽然因为欠着由你们经手的一笔钱，有点觉得亏心，我总认为是暂时的事。”——在她看来，爱一个人爱到跟他拿零花钱的程度，是非常严苛的检验。同样，若无其事地欠着朋友的钱，也是对这友谊的检验。信里她的意思似乎是宋氏夫妇在她眼里不是普通朋友，已经通过这检验，但她还是“有点觉得亏心”。

张爱玲生平最怕的，就是欠人钱。《小团圆》里，情人给女主一笔钱，明明白白地讲：“经济上我保护你好吗？”虽然数额不是“520”或者“1314”，但很显然，是不用还的生活费。

可她做不到不还，尤其在他失势之后，她总觉得他句句话都在暗示自己还钱。他明明骂同事“良心坏，写东西也会变坏的”，“九莉知道是说她一毛不拔”。

两者之间好像没有这么强的关联吧？

她对这笔债务太耿耿于怀了，不管什么事，她都能曲曲折折想到“还钱”上来。但她心如铁石地想：“吓不倒我。”

她铁了心不还钱，不是她贪婪，而是在她的债主排行榜上，情人名列第二，第一位是她妈。

当年九莉从父亲那里逃出来，投奔她妈，花了她妈不少钱，读书，看病，听上去都是当妈的义务，但她妈并不这么看。她妈是个界限感很强的人，人生计划里原本没有养育她这件事，九莉投奔过来是突发事件，母亲觉得女儿害自己破费了。

这个叙述有现实基础，张爱玲《私语》写：“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

九莉把金子还给母亲时，母亲哭了，当年抱怨归抱怨，并没有指望她还。但九莉轻松了，她不想做那个一直被审视被怀疑是不是“值得”的人。

情人的钱，后来当然也是还了。但欠电懋的这笔钱有点难办，张爱玲原本寄希望于给电懋写《红楼梦》剧本挣点钱，但电懋担心邵氏抢拍《红楼梦》，拿到张爱玲写的剧本后迟迟没做决定。宋淇权力有限，夹在张爱玲和公司之间，有点难做人。他不是长袖善舞之人，表情就有点严肃，敏感的张爱玲解读为“每天都有生气的反应”，联系到那笔债务上去。

这种无言的对峙，一直延续到张爱玲离开香港时，不过张爱玲在香港的最后十来天是住在宋淇家的。张爱玲跟赖雅说：“他们不相信我的剧本，我不相信他们付费，拒绝多花钱住旅馆。一团糟，却为此生最不愉快五个月的适当结局。”

宋淇之子宋以朗回忆：“我需要让出睡房给她住，我住客厅喂蚊子。她给我的印象很简单，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子，深度近视却不戴眼镜，看东西需要俯前，喜欢吃隔夜面包。另外整天躲在房间写作，偶尔出来一起吃饭，与小孩无甚交流。”

就是互相躲着呗。另外，连人家小孩都不愿敷衍，这是真的不想好了。

这笔钱后来什么时候还上的不得而知，但张爱玲回到美国后，和宋家的友谊渐渐还是恢复了。应该是因为宋氏夫妇一如既往地赤诚待她，继续帮她接洽各种业务。

1962年底，宋淇离开电懋，张爱玲的同学翁美丽的丈夫正好也在电懋，张爱玲开始跟他合作，这件事让宋淇不太高兴，但待她之诚未有改变。1965年，宋淇热诚地将张爱玲推荐给出版商平鑫涛，解决了张爱玲后半生的经济问题。

1966年，张爱玲委托夏志清帮她谈电影版权，说：“这件事不能找宋淇，他为了从前我写剧本的事夹在中间受委屈。”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想明白的。

张爱玲处理人际关系，惯于决绝，对母亲，对弟弟，对炎樱，皆是如此。她小说里的人，像《半生缘》里的世钧和曼桢，《多少恨》里的虞家茵，《金锁记》里的长安，也是稍有嫌隙就想着撤退。

她和宋氏夫妇的关系是难得的例外。因宋淇和邝文美无条件地对她好。张爱玲在他们这里，得到了在亲人和情人那里没有得到的爱和信任，让她放松下来。在处理这一段关系时，她变得有弹性了，可以承载不完美的那部分。那一番波折，宛如淬火，让他们彼此知道了对方的底线，从此莫逆于心。

谁说朋友间不能借钱？借钱，不但是考验，还是修行呢。

1985年，宋淇长期收不到张爱玲的信，有点着急，托在美国的水晶打听，为了说明情况，将他和张爱玲的通信附上。哪想水晶没去找张爱玲，而是写了一篇《张爱玲病了》，赫然引用了宋张两人通信原文。宋淇大为震惊，和邝文美各写了长信，百口莫辩地解释、道歉。

这次张爱玲回信了，说：“有一天在夕照街头走着，想到Stephen（宋淇）也说不定此刻已经不在人间了，非常震动悲哀。我说过每逢遇到才德风韵俱全的女人总立刻拿她跟Mae（邝文美）比，之后，更感叹世界上只有一个Mae。其实Stephen也一样独一无二，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兼完人与多方面的Renaissance man（文艺复兴时代的博雅之士）。”

她没有提水晶，但已经回答了宋氏夫妇的担忧，这回答就是宝玉说给黛玉听的那三个字：“你放心。”

人世无常，像你们这样的人再难觅，任何事和你们一比，都无足重轻了吧。

（羽惊林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