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隆基：缔造兰州大学黄金时代的教育家

1959年元月的最后一天，是江隆基先生到兰州大学任校长的第一天。从这一天起，他的名字紧紧与兰州大学缠绕在一起，而这座西北孤独的高校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

倾心教育：革命中成长的教育家

江隆基，字盘安，又名江泮庵（亦作半庵），1905年12月24日出生在陕西省西乡县白杨沟村的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

江隆基的父亲江廷瑜憨厚耿直，豁达正派。他虽然只读过几年的私塾，文化知识浅薄，但却知书达理，有着浓厚的传统礼教观念，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他经常教育孩子要忠孝仁爱。江隆基兄弟四人日后都成为了大学生，其中还有两个出国留学，在那个年代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乡里人将江廷瑜一家称作“四进士之家”，将他们兄弟四人称作“白杨沟的四进士”。

1920年，江隆基考取了陕西省立第二中学。高中时代的江隆基开始阅读诸如《新青年》《独秀文存》《社会科学浅说》等大量进步书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熏陶下，青年时代的江隆基已由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成长为探求中国政治前途的自觉先进思想者。在教务主任、“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新思潮启蒙运动中最先进、最英勇的战士和旗手”杨明轩的指导和关怀下，他在二中组织了“青年励进会”，并在《二中旬刊》担任编辑。

毕业后，怀着对五四精神的深深向往，江隆基于1925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兼容并蓄，学术自由”的校园氛围对江隆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除了努力学习专业知识，还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并且积极参加学术演讲会，以开拓自己的视野，锻炼自己的能力。在这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他与大哥裕基合用一份每月60元现大洋的助学金留学日本，考入明治大学经济系。学习期间，兄弟二人合译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新经济学大纲》等多部著作。由于参加党在东京地下组织的活动，1929年9月，江隆基在参加银座大示威时被当场拘捕。在被关押的三个多月里，江隆基经历了多次审讯，表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在爱国将领杨虎城资助下，江隆基于1931年远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经济系学习。作为德国最高学府和欧洲学术研究中心之一，柏林大学拥有“尊重个性”“注意学术多方面的研究”“创造力的培育”等诸多优秀传统。耳濡目染下，他勤奋学习，并且对西方的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他与王炳南等组织了“留欧华侨反帝总同盟”以及“东亚革命分子联合会”，江隆基任总同盟书记和联合会执行委员，广泛宣传抗日救亡，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1936年11月，江隆基学成归国，参加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1937年1月，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复杂形势下，他出任陕西省立西安第二初级中学校长。这是他走上学校教育工作的开始，也是他奉献于教育事业人生历程的开始。在江隆基看来，做教育要“以诚恳的态度和不倦的精神去循循善诱，谆谆告诫，使乖戾者知所改悔，优秀者更加勉励”。

在西安二中，江隆基以“民主精神”办学，聘请了一批专业知识强、思想进步的教师到西安二中任教，同时针对旧教育中存在的某些弊端，从改善师生之间的关系、鼓励学生自治、废除体罚教育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民主管理的措施。

担任西安二中校长的这段时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逐步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时候，他特别提出了在学校的教育中加强“国难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要融合到抗日救亡的活动中，为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服务。在教学内容中，在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各门课程中，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大量增添“国难教育”的内容。

此后，他先后任民族革命大学教授，陕北公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延安大学副校长（主持工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等职。1949年5月，西安解放，江隆基先后出任西安军管会教育处长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

1952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北京大学的领导，派江隆基出任北京大学第一副校长，协助马寅初主持管理校务。此后两人在工作当中精诚合作，肝胆相照，成绩斐然，成就了北京大学发展历史当中的一段佳话。

1958年，江隆基被调往兰州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整顿教学：奠定兰大发展基石

1959年1月，江隆基出任兰州大学校长。这其实是他二进兰州大学——第一次是在1950年，他作为主管西北五省区的教育部长来兰州视察工作，并帮助解决了兰州大学一些教授离校的问题。

江隆基到兰州大学刚刚三天，他对老伴宋超说：“比原来想象的还要困难。”经过一个多月的知情况、听意见的摸底调查后，他发现，兰州大学的广大教师、学生和干部的热情很高，但教学秩序非常混乱。江隆基深有感触地说：“这哪里还有学校的样子，这要给党的教育事业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啊！”

1959年3月19日，江隆基给全校师生做工作报告，这是江隆基到兰州大学后首次与全校师生员工见面的报告会。在报告中，他围绕“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提出要正确认识政治与教学的关系、生产劳动与教学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教与学的关系。他还要求同学们培养优良的学风，并且向同学们介绍了科学的学习方法。江隆基的首次报告持续三个小时，给兰州大学广大的师生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曾任兰州大学校长的徐躬耦教授回忆说：“师生们听罢报告后，在分别讨论中，都觉得报告实事求是，说服力强，从而提高了认识，受到了鼓舞。江校长领导兰大从乱到治，为学校大踏步前进打下了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基础，从而得到了师生员工的崇高敬仰。”

江隆基以自己治学的理念，围绕着“提高教学质量”，开展了稳定教学秩序、完善规章制度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工作。他首先确立了学生们稳定的作息时间，保障学生每天有九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八个小时间的睡眠时间。每周六晚和星期日是自由支配时间，一般不开会，不布置任务。

同时，针对教师授课中的排课调课以及补课，保证教师的业务时间及活动时间，教职工的请假考勤，教材的供应和管理，学生的考试、考查及评分、成绩登记，学生的助学金管理，学生的奖励和惩罚，学生的实习、生产劳动的考核，学生的宿舍管理等等都相继订立了管理制度和规约。

江隆基提出“教学大纲是决定课程内容，贯彻教学计划和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在他的主持下，兰州大学开始了全面修订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的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兰州大学的各专业的教学大纲、教材编写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全校有14个专业（文科3个、理科11个）基本完成了教学大纲的修订，其中全校117门专业基础课，已完成111门。

江隆基来兰大后不久，就了解到许多教师上课，既没有讲义，也没有教材，学生只靠记笔记，教材奇缺。江隆基就提出要教师们自己动手，编写教材。他说：“编写教材也是教师提高业务水平的重要途径。”在江隆基的积极倡导下，全校170门基础课，有98%的课程都已有了确定的教材，除了选用推荐教材和兄弟院校教材外，29%使用的是学校自编教材，有的教材还成为部荐的全国通用教材。

为了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江隆基提出了老教师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要走上教学第一线，意思就是请这些教师要担任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据统计，到1961年，全校九个系123门课程调查，由教授、副教授和讲师担任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课堂讲授的占总课程的44%。就当时全校教师的职称结构来看，几乎是所有老教师和有经验的教师都走上了教学第一线。

而听课，是江隆基提出的另一个重要举措。他说，听课是了解教学、检查教学、督促教学、提高教学的一个基本方法。在学校的教学秩序基本稳定后，他首先带头深入课堂听课。不论工作多忙，他都坚持每周至少听一次课，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至今，校园内还流传着江校长听课的故事。

当年还是年轻助教的林家英教授有这样的回忆：“一天，上午第三节上课铃声一响，我跨进（旧）文科楼三楼靠北的一间教室，准备给中文系同学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按平日习惯首先环视课堂秩序时，突然发现江隆基校长正安静地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真没想到，作为一校之长能在百忙中深入教学第一线，来听一位青年教师的讲课。紧张、感动的情绪一时交织于心。幸而那时我已有几年的教学实践，能够及时控制住紧张的情绪，按计划从容地讲完两个课时的内容。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当第四节下课铃声响起后，我收拾好讲稿准备回家时，江校长已从教室最后一排向我走来，含着微微的笑意对我说：‘谢谢你讲的课！’这始料不及的一声‘谢谢’，不但让我再次感到紧张、感动，同时也增加了一份惊喜和温馨！”

在江隆基的倡议下，学校的党政领导，各系的总支书记和系主任、教研组主任等都陆续开始深入教学第一线听课。有的系还组织安排了集体听课，召开教学经验讨论会，总结和推广好的教学经验。很快全校出现了教学新面貌。

可以看到的是，教师和学生开夜车的多了。每当夜幕降临，学校的各个教室，都挤满了上自习的学生。甚至在熄灯以后，也会看到学校的路灯下，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在借着灯光看书学习。每天早上的早操以后，更是一片琅琅的读书声。当时任化学系办公室副主任的邓自修有这样的记述：“除了课堂教学外，教师几乎都‘泡’在资料室和实验室，晚上化学楼的灯光通明。节假日，化学楼西大门的大槐树下，总摆着二三十辆自行车。有的教师在实验室一呆就是一整天。有这样一群业务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教师，有这样一种热爱事业、追求卓越的精神，创造高水平的成果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1960年，兰州大学被定为全国重点综合大学。次年，江隆基通过向教育部呈文的方式把之前割裂出去的中文、历史和经济三个系重新要了回来，使兰大日后成为名副其实的综合大学。短短七年间，江隆基在兰州大学建立了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提高了学校的教育和科研的管理水平。他还保护了一批学术人才和科研成果，确立了兰大日后的优势学科，培育了后来成为兰大精神文化基石的优良校风。他将兰大带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因此有人这样评价：江隆基是兰州大学迈上新台阶的奠基人，他对于兰州大学的贡献，犹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

仁者爱人：尊重教师，爱护学生

曾任兰大中文系主任的张文轩先生在《我所知道的江校长》一文中写道，当时学校有三部小轿车，是配给江校长和林、甄二位副校长的。林校长与江校长资历差不多，甄校长是少将出身，但他们非有重要公务，平时都不乘坐，而学校师生有紧急事情，则可以免费乘坐。一天深夜，班上一位同学突发高烧进入昏迷状态，生命垂危。班长向校办值班人汇报，没到五分钟，楼下就开来一辆小轿车，同学们赶忙把病人抬上去，车飞也似的开向兰医二院急诊室，病人得到了救助。后来，同学们从司机口中得知，这是江校长的车，江校长在接到校办电话后立即下令让司机来接人的。后来，那位因病被救的同学，成了研究《资本论》和人口学的大专家，他说：“我那晚上的命，是江校长给的。”

赵俪生教授是我国知名的历史学家，江隆基对赵俪生的工作和生活十分关心，使他能安心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与中国土地制度史的研究和中国通史的教学。

朱子清教授，是我国微量化学分析创始人之一，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有机化学家。朱子清早年留学美国，曾获哲学博士学位。之后赴德国留学，同诺贝尔奖获得者H.维兰德一起学习有机化学，后又师从微量化学分析的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F.普雷格尔学习微量分析。1935年学成归国。先后在南京应用化学研究所、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暨南大学化学系、同济大学化学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等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50年代初，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贝母植物碱的研究”中，因发现著名的“变形流体”骨架而享誉国内外，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1955年他响应祖国号召，支援大西北，来到了兰州大学化学系任教。江隆基到校后，支持他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不仅为他配备科研助手和实验设备，还派人照顾他的生活，给他买粮、买油、买煤，还帮他到医院看病。朱子清不顾年迈，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和教学中。他对天然产物进行了大量的化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为开发和利用中国西北地区天然资源，发展有机化学理论，促进有机化学、植物化学、药物化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