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者真容

我问过归元寺的和尚，也问过长春观的道士：为什么同为忌荤食素之人，两者的体态在世人眼中却差别这么大？他们的回答与我在心中琢磨出来的答案并没有多少出入，即，主要原因在于修行方式不太一样。

和尚修行多以念经打坐为主，参悟佛理，修身养性，种菜，扫地，化缘，运动不多，以致心宽体胖；而道士呢，除了静坐悟道外，还要时常外出历练，练艺防身，讲究养生保健，甚至还发明了服气辟谷之术，以期羽化登仙，因此大多数道士都显得精瘦清癯。当然，这些可能还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原因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

在中国文学史上，王维素来以“诗佛”著称，按照我的理解，这个称谓不仅是指他诗文里弥漫出来的自然散淡平和之气，以及饱满的佛光禅意，也应指向他的为人处世方略、以静制动的人生态度。

我相信“相由心生”，于是，便在典籍里、网络上查找他生前的画像，结果大多千篇一律：微胖，蓄须，愈到晚年愈呈富贵体貌。在盛唐庞大的诗人群体中，王维可能是最为特别的一个：他几乎是在朝为官时间最久的诗人，更是少有的在世时就已经声誉显隆的诗人，也是经历了“安史之乱”却几乎不着一字的诗人。

唐代薛用弱《集异记》里有一则很有名的故事，讲述了青年王维初入京城时的一幕：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年轻的王维随岐王李范入宫拜见一位公主，席间，公主命人演奏新曲，曲调哀怨悱恻，举座莫不动容。

公主问：“此曲何名？”一旁的王维随口回答：《郁轮袍》。趁公主好奇之际，岐王向她推荐说，这个年轻人不得了啊，不仅精通音律，而且诗文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公主在看了王维的诗之后，更加惊讶道：这些诗我都耳熟能详了，还以为是古人所作呢，原来是你写的呀！于是公主答应在来年的府试中大力推荐他。

果然两年之后，王维高中进士。尽管这段故事出自野史，可信度有所折扣，但唐人孟棨《本事诗》中则记录了王维入宁王府，创作《息夫人》一诗的经过：“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其出口成章的才华令举座惊叹。这件事让我们相信，王维早年确曾与京城王公贵戚们有很多交集，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在权贵圈中如鱼得水的人。

王维生于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1年，与李白同年生），幼年丧父，母亲崔氏笃信佛理，表面上看来，他当属于孤寒门第的士子，但太原王氏和博陵崔氏都是当时的名门望族，与京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维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天资聪颖，诗、书、音、画样样得心应手，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他才十七岁，在入京之前就享有了一定的诗名。在盛唐时期所有诗人中王维算是出身门第非常显耀的一位了，因此也拥有一般士子难以企及的人生起点。

王维的求仕之路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一试及第之后，玄宗皇帝任命他做的第一个官职是太乐丞，掌管皇家音乐，这对于精通音律的王维来讲算是人尽其才了。

王维果然不负众望，在任上创作了大量的“歌诗”，由宫廷乐手谱曲配以舞蹈在宫中表演，他与当时最负盛名的歌手李龟年有着非常默契的合作关系。

“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著名的五言绝句《相思》，其实还有一个诗名：《江上赠李龟年》。由此说明二人的关系很不一般，他俩一起合作了很多歌诗，深得精通音律的玄宗喜爱。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原本顺风顺水的王维不久就出了事，原因是，他私自排演了一个只能给皇帝看的“黄狮舞”，因此触犯了天规。

当然，真实的原因恐怕还是一向单纯、缺乏心机的王维平日里与岐王、宁王他们走得太近，引起了皇上的猜忌，因为那时候玄宗已经觉察出了一些政坛隐患，决定控制诸王对王位的不断威胁了。

王维获罪后被贬到了山东济州，任司仓参军，看似一帆风顺的仕途陡遇第一次挫折。好在王维性情随和，也没有把这件事当作人生过不去的坎儿。

几年之后，他离开济州回到长安待命，不久，被改官河南淇上，但他也没有在这个官位待多长时间，就弃官在当地隐居了起来，后来又回到长安闲居。

公元734年，王维的弟弟王缙任职登封，王维再一次跑到嵩山就近隐居起来。这段时间居无定所、时隐时现的生活状态，反映出王维骨子里其实是一个闲散的、向往自然的散淡之人，他对为官之道还不太精通，也可能是兴趣不大。

“田舍有老翁，垂白衡门里。有时农事闲，斗酒呼邻里。”（《偶然作》）早年的王维骨子里对陶渊明沉醉自然的生活状态是十分钦羡的，也向往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过上这种躬耕田园的生活，只是此时，他对自己就这样轻易放弃仕途仍存不甘之心。

直到开元二十二年，胆识过人的张九龄出任中书令，王维感觉到命运之门又一次向他打开了，于是作《上张令公》干求：“学易思求我，言诗或起予。当从大夫后，何惜隶人馀。”他希望得到张公的援引。

随后在张九龄的举荐下，王维出任右拾遗，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灿烂一刻。“不宝货，不耽乐，不弄法，不慢官，无侮老成人，无虐孤与幼”（《送郓州须昌冯少府赴任序》），经历了贬黜之后的王维积极追随贤相张九龄，克己奉公，政治觉悟明显提高了许多。

然而，宦海沉浮，尔虞我诈，没过几年，张九龄在与李林甫的权力斗争中落败，被罢相，出为荆州长史，这对王维是个莫大的打击。“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寄荆州张丞相》）

公元737年，李林甫开始把持朝政，不久，王维被派到河西节度使幕中兼判官，劳军两年多后回到长安任殿中侍御史，不久又被派到南方主持“南选”考试。

总的来说，王维这一时期在动荡的宫廷权力之争中基本上处于随波逐流的状态，从早年的开朗活跃到后来的抑郁消沉，他过上了半官半隐的生活，有人称之为“朝隐”。

隐文化在传统中国文化里向来根深蒂固。传说在远古时代，有个叫许由的人，品格清奇，他听说尧想让位于他，就赶紧跑到河边去清洗耳朵。没料到在河边遇到了一个比他品格更清高的人，叫巢父。

当时巢父正准备牵牛去河边饮水，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许由说明了原委，巢父恼怒地说道：你把河水都洗脏了，我的牛怎么饮水呢？！于是就把牛也牵走了。

这种决绝的、不干世事的人生态度，后来经由老庄思想的一再推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古代文人理想生命人格的体征。“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张载《招隐诗》）显与隐，出与入，济世与修身，显达与守穷，从来就不曾疏离过这一特殊群体的成长路径，甚至在同一位儒生士子身上，我们都能同时看到这两股相互矛盾的力量在相互拉扯、搏击，此消彼长。

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自不必说，单看谢灵运和陶渊明二人的命运，就足以窥见这种力量是怎样附依在他们身上的了。

谢灵运出生于豪门世家，有充足的资金满足其游山玩水的愿望，素来性情任纵，为官时常常在朝堂放言高论，批评朝政，结果被贬为永嘉太守，愤懑之下开始学佛，试图通过游乐的方式排遣满腔郁闷之气，却仍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宁静，最后被流放至广州，随后被污为谋逆罪而杀头，死时年不足五旬；陶渊明呢，在官场宦海几进几出，最后面对家族亲情和世人的腹诽等各种压力，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归隐，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同为诗人，同为归隐者，他们留下来的作品却显露了不同的心迹。如果说谢灵运的隐逸生活并没有为他换来内心的宁静，那么，陶渊明则真正做到了与田园山水共融共通，无论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们都能从中感受到某种难以言喻的祥和之气。相比之下，谢诗只能让我们随同他的足迹领略人世间各种美景风情，感叹一番人生之艰、山水之美，却难以让人获得生命的归宿之感。

王维早年的确是非常推崇陶渊明的铮铮傲骨的，也写过“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献始兴公》）的诗句，但他后来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认为陶渊明虽然高洁，终受“乞食之惭”：“倾倒强行行，酣歌归五柳。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偶然作》之四）他觉得陶渊明可以这样愧对家人，固穷守真，但自己却不能也没有必要去效法：“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这种志趣上的变化，既与王维礼佛之后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有关，更与他本人优柔寡断的性格本身有关。

已经有无数史家学者指出，王维其实是一个内心懦弱的人，也是一个善于保全自身的人，虽然不至于圆滑世故，但他的性情远不似陶渊明那么果敢决绝。对于陶渊明来说，田园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地，也是他精神意念中的净土；而对于王维来讲，田园只是他修身养性之所在。在我个人的感觉里，王维之所以能多年沉浮宦海，而不致毙溺，除了性格的原因，也有既得利益者的考量，甚至说他是一个古典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也不为过。

所以，王维的隐，从来都没有真正彻底过，哪怕是在后来的乱世阶段，在被安禄山俘获后，他宁愿吃药“佯喑”，装聋作哑，也要接受安禄山授予他的给事中的官职。

尽管如此，作为开元天宝年间最负盛名的宫廷诗人，王维的诗歌成就依然获得了广泛赞誉。他的朋友苑咸称为他“当代诗匠”，唐代宗李豫盛赞他为“天下文宗”。在天才辈出的唐代，只有王维能够与李、杜并肩，各行其道，最终发展出了唐诗的又一极。

中国文学史上，很少有人像王维那样具有如此全面的艺术才华，因为精通音律，所以他的诗歌中有很强的韵律感，极易歌咏，也便于传播；因为擅长绘画，所以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几乎所有的诗篇，哪怕是极其严苛的短制，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尤其让人惊佩的是，越是短制绝句，他发挥得越是从容、高妙，后世称他为“绝句大师”，广受追捧。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王维和李白一样，都是为盛世大唐而生的诗人，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端肃，一个放浪，他们迥异的形象存在不仅满足了时代气象，也满足了后人对盛唐的无限想象。但与李白塑造出来的醒目的诗人形象不同，王维为我们贡献出来的是诗歌文本的内在潜能，即，如何在这样一种有限度的诗歌形制中，让汉语语言产生出强大的情感张力。

在王维传世的作品中，五律占据了绝大多数篇幅，七律并不多，但后人都认为，王维的七律其实最能体现和代表盛唐的七律特征：“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积雨辋川庄作》）叠字的用法在汉魏乐府诗中很常见，但在之前的七律中并不常见，王维却能很好地把握汉语的声形之美，使诗意的传递毫无阻遏之感。王维炉火纯青的语言锻造能力、敏锐的视觉听觉感受能力，以及长时间沉浸在语言内部耐心把玩的专业态度，让汉语之美浓缩在精妙的短制中，又得到了舒缓的释放。

在王维那里，诗歌被严格控制在技巧范围之内，但这技巧又高妙得完全不着痕迹，极于工，却免于刻意，既拙朴又精致。如同他矛盾的性格一样，他的诗也是某种矛盾的产物，但却有效地避开了诗意与诗艺之间相互抵消的命运。

王维曾经写过一首典型的应制诗《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在这首奉旨唱和的诗里，诗人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才华，既彰显了皇家富贵气象，又避免了阿谀的唱腔：“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非大才难以为之。一般来讲，应制诗是对写作者才华的某种考验，相当于戴着镣铐跳舞，倘若没有过人的才华，很可能会流于平庸，但王维就在这首诗里显示出了非凡的语言功力。

每当我在心烦意躁、意乱情迷的时候，只要打开王维的诗，随便翻读几句，内心就会变得安宁纯粹，仿佛人世间真有空谷足音，至少曾经有过这样的胜景可慰人生：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