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说自己是读书人

作者: 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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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不可以随便讲自己是读书人。我和书发生关系,是因为这些年写了几篇文章,凑成书,人家就说:你是写书的,抵赖不掉。有人忽然把我说成是优秀的散文家,这真是要命——我不过当了写作的客串,但要我对人家说“我是读书人”,这句话说不出口。

大家大约知道我们这拨人的经历。我是69届的初中生,66届的小学生。有一位著名文学家和我同届——王安忆女士。1983年我在纽约第一次见她,她和她妈妈茹志鹃女士来美国访问,说要见见我,就见面了。一见面,发现她居然是写小说的,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届读书最少。

我还有一位老朋友,是阿城。他也就是初三毕业,但是你们要是和他谈话就会发现他什么都知道,科技知识也懂得很多,读书之杂、之多,记忆力之好,惊人。我年轻时交到这些朋友,有什么问题就问,没看过的书听他们讲讲,我觉得好像我也读过了。

我碰到王安忆,发现她和我同届,我们立刻有个默契:我们都没读过书。但是,我画起画来,她写起小说来,莫名其妙都混到一点名气,很奇怪的一件事。道理很简单,就是,“文革”结束,非常荒凉。断代,没有人,我们就混出来了。

可是另一面,我们能够读到的书,全是在那段年龄(十四五岁一直到二十岁左右),为什么呢?书店关闭了。偶尔开着的书店,大家不能想象,架子上只有三种书:一种是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而且是经过选择的,并不是所有马列书都让你读;然后就是鲁迅的书,也是经过选择的,有单行本放在那里;再有一种书,就是革命小说。有一本广东作家写的《欧阳海之歌》,在座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应该听说过;还有一本是《金光大道》,作者是浩然。浩然去世了,他长得很好看,但他后来很失落,其实他写得蛮好的——就是这么几种书。后来稍微多一点了,医疗书,什么《赤脚医生手册》之类的。所以这样的书店,今天不能想象。当时的书店和菜场一样,菜场里面没有菜,就那么几种,还要排队,还要凭票,极度匮乏的年代。

可是总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最近北岛让我们回忆上世纪70年代,其中有个很著名的作家专门谈这个问题,就是“文革”时期我们这些人怎么偷书、抄书。这份书单,可以大约报给大家听听,比如说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作家德莱塞、海明威、杰克·伦敦,英国作家狄更斯、哈代,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这是50后青年的共同经历,看翻译小说,小说范围不用讲,整个中国当时就那么多翻译书,一大部分还是解放前翻译的,现在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翻译的,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会看竖排本,看繁体字,后来去美国一天到晚要看对岸的反动报纸,台湾的竖排本和繁体字,我没障碍,都认得。

中国文学四大名著,当时在我玩的几个小朋友那里借不到,所以非常惭愧——我不知道今天的70后、80后、90后在几岁读的《红楼梦》《水浒》《三国志》——我实话告诉大家,我到40岁出头才读了《三国志》《水浒》《红楼梦》,非常难为情,而且差不多忘记了,不是读书的年龄了,记不住了,只记得我在大都会博物馆临摹名作,天天临,当中出来抽烟,就摸出《三国演义》读,读到关公被拉出去杀头,眼泪下来了,心里好委屈,其他就不记得了。

我到纽约时,英文还没有好到可以直接读原文,就看台湾翻译的各种哲学和文论,比如叔本华、尼采、本雅明、罗兰·巴特、德里达。这些书应该在年轻时看,慢慢到三十多岁,就有分析能力了。可是我三十多岁刚刚读。现在大学教哲学、教文论的年轻教授也就三十出头,他们高中时代就看这些书,记忆力好,概念清楚。我比他们大二十岁左右,站在他们面前,怎么好意思说我是读书人?

我刚才说的这些书,交给今天任何一个大学本科生、一个高中热爱文学的青年,尤其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说,“哥们儿,我读过这些书”,他面子上不笑我就不错了。这是最起码的书单。我到现在还经常认不出字,母亲给我写信还纠正我的错别字。我母亲不算读书人,抗战时上到初中,打仗了,再没机会上学,出去参加抗日救亡剧团,十五六岁就走了。她是民国时期老知青,在浙江上的是乡镇中学,老师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教古文,教英文,所以我母亲识的字比我不知多多少。她喜欢看字典,很生僻的字都认识。诸位想想,当时一个民国初中生,居然认识这么多字。她说,她没想到儿子怎么会出版书,哪页哪页,错别字,哪页哪页,有笔误,她都知道。

我说自己不是读书人,也有点说反话的意思——前面一句是老实话,后面一句是反话——读书是很安静的事情,房间里有人,一点声音没有,肯定在读书,现在变成看电脑。看电视有声音,吵得要命——论教养,你如果真是读书人,你不会讲出来,不会告诉别人。你读书也好,弄艺术也好,不要弄成一个身份——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会画画,你会做两行诗,或者你会弹钢琴,不要和人家说。这是我到国外才学会的。国外很牛的人站在你面前,害羞得要命,明明弄了四五十年这个专业,他拼命躲,不讲,我才知道:原来教养是这个样子。但我们这边不是。

我出国前,从没当面听到哪个人说:我是读书人,我是知识分子。很少有人说这句话。1992年回国后慢慢交些新朋友,我发现真有人会说:我是做学问的,我是读书人,我们读书人怎样怎样,我是艺术家,我是雕刻家,我是诗人,我是作曲家……我听了,好害臊: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呢?而且名片上还印着“某某画院二级画师”,然后打电话来:丹青啊,我通过一级画师了,咱们吃饭、喝酒。这等于名片上告诉你说:我是处长,我是局长,我是厅长。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会变成一种风气:一个人的身份那么重要。

我相信胡适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陈寅恪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我是研究学问的”。陈寅恪,大家知道,游学列国,懂二十多种语言,可是我画《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看他的资料,他任教填表时,就填两种语言,一是梵文,另一种好像是德文,把自己很多学问抹掉了。他到香港逃亡,本来去医病,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了香港。日本人占领后,想让他出来做事,他不肯,日本人到他家去交涉,说你要出来,家里就有粮食送过来,他不肯。结果大概有一点粗暴了,危险了——具体什么情节,我忘了——忽然他就和日本人当场交涉,讲起日语来,很流利的日语。他太太都吃一惊,不知道他日语这么好。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不到要出事儿了,你都不知道他会讲日语,这就是教养。

但我在胡适的书里看到过“我们读书人”这句话,我相信他讲演时也说过这句话,这是另一回事情,是政治语言,是抗争的姿态,他这句话针对当时的国民党,意思是说,你们是武人,是弄政治的,国家的事情不能你们讲了就算了,你们要听听读书人怎么讲。但他平常不会跟人说,我相信,北大、清华当时一大堆教授像周作人、辜鸿铭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这是最起码的教养,随便哪个小镇上稍微知书达礼的人,他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

可是今天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因为我们大面积丧失了读书的传统,我们有过巨大的断层。等到水泥地荒草慢慢长出来,大家高兴了,有一种身份确认:你是做生意的,你是当领导的,我呢,读书人。但是这句话背后有大尴尬——今天的读书人,说实话,不是在社会上被尊重的一群人,他最后剩下一个不那么丢脸的身份,一个雅号——“读书人”,此外他什么都不是。他知道社会其实看他不起,他的心里会对自己有个交待:我没钱,我没权,可我是读书人。今天,一个房地产商走过来,一个所谓老总走过来,说“不好意思,我是做生意的”,也许他很诚恳,表示自卑,但谁都知道,那才叫身份。我常在各种场合遇到有钱的主儿,年纪很轻:“陈先生,不好意思,我是做生意的,是个俗人。”我知道他其实蛮得意,他的地位比别人高,他的收入别人不能比,他在这个社会是真正被尊敬、被巴结的人。

我对书充满感激,对阅读充满感激,什么感激呢?就是一本好书会让我安静下来,让我有内心生活。人每天爬起来,走出去,都是为了谋生、应酬、作假、不得已。片刻的安静,都是书带来的。法国人蒙田曾经讲过一句话,大意是:人类的一切灾难,是因为人回到家里还是安静不下来。我很庆幸没变成在自己房间安静不下来的人。现在我在这里做秀,不要脸,可是只要回到旅馆房间,两分钟,一根烟,我马上安静下来,可以看报纸、看书,开始写我中断的稿子,这和我多多少少还在读书的习惯有关系。

每一本书都会变成你自己的房间,它让你躲进去,给你庇护,让你安静。还没出道的年轻人,可能租一间房间还比较困难,或者和爹妈、或者和同学一起住,都渴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我们在插队的时候,桥底下睡过觉,田野里睡过觉,两三个男孩挤在这么窄的床上,也睡着了,那时真渴望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但是我的青少年时代非常快乐,现在想想,就是因为有书。有了书,你就好比有了自己的房间,每一本书就是自己的房间啊。

(李明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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