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说自己是读书人

一个人不可以随便讲自己是读书人。我和书发生关系，是因为这些年写了几篇文章，凑成书，人家就说：你是写书的，抵赖不掉。有人忽然把我说成是优秀的散文家，这真是要命——我不过当了写作的客串，但要我对人家说“我是读书人”，这句话说不出口。

大家大约知道我们这拨人的经历。我是69届的初中生，66届的小学生。有一位著名文学家和我同届——王安忆女士。1983年我在纽约第一次见她，她和她妈妈茹志鹃女士来美国访问，说要见见我，就见面了。一见面，发现她居然是写小说的，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届读书最少。

我还有一位老朋友，是阿城。他也就是初三毕业，但是你们要是和他谈话就会发现他什么都知道，科技知识也懂得很多，读书之杂、之多，记忆力之好，惊人。我年轻时交到这些朋友，有什么问题就问，没看过的书听他们讲讲，我觉得好像我也读过了。

我碰到王安忆，发现她和我同届，我们立刻有个默契：我们都没读过书。但是，我画起画来，她写起小说来，莫名其妙都混到一点名气，很奇怪的一件事。道理很简单，就是，“文革”结束，非常荒凉。断代，没有人，我们就混出来了。

可是另一面，我们能够读到的书，全是在那段年龄（十四五岁一直到二十岁左右），为什么呢？书店关闭了。偶尔开着的书店，大家不能想象，架子上只有三种书：一种是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而且是经过选择的，并不是所有马列书都让你读；然后就是鲁迅的书，也是经过选择的，有单行本放在那里；再有一种书，就是革命小说。有一本广东作家写的《欧阳海之歌》，在座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应该听说过；还有一本是《金光大道》，作者是浩然。浩然去世了，他长得很好看，但他后来很失落，其实他写得蛮好的——就是这么几种书。后来稍微多一点了，医疗书，什么《赤脚医生手册》之类的。所以这样的书店，今天不能想象。当时的书店和菜场一样，菜场里面没有菜，就那么几种，还要排队，还要凭票，极度匮乏的年代。

可是总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最近北岛让我们回忆上世纪70年代，其中有个很著名的作家专门谈这个问题，就是“文革”时期我们这些人怎么偷书、抄书。这份书单，可以大约报给大家听听，比如说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作家德莱塞、海明威、杰克·伦敦，英国作家狄更斯、哈代，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这是50后青年的共同经历，看翻译小说，小说范围不用讲，整个中国当时就那么多翻译书，一大部分还是解放前翻译的，现在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翻译的，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会看竖排本，看繁体字，后来去美国一天到晚要看对岸的反动报纸，台湾的竖排本和繁体字，我没障碍，都认得。

中国文学四大名著，当时在我玩的几个小朋友那里借不到，所以非常惭愧——我不知道今天的70后、80后、90后在几岁读的《红楼梦》《水浒》《三国志》——我实话告诉大家，我到40岁出头才读了《三国志》《水浒》《红楼梦》，非常难为情，而且差不多忘记了，不是读书的年龄了，记不住了，只记得我在大都会博物馆临摹名作，天天临，当中出来抽烟，就摸出《三国演义》读，读到关公被拉出去杀头，眼泪下来了，心里好委屈，其他就不记得了。

我到纽约时，英文还没有好到可以直接读原文，就看台湾翻译的各种哲学和文论，比如叔本华、尼采、本雅明、罗兰·巴特、德里达。这些书应该在年轻时看，慢慢到三十多岁，就有分析能力了。可是我三十多岁刚刚读。现在大学教哲学、教文论的年轻教授也就三十出头，他们高中时代就看这些书，记忆力好，概念清楚。我比他们大二十岁左右，站在他们面前，怎么好意思说我是读书人？

我刚才说的这些书，交给今天任何一个大学本科生、一个高中热爱文学的青年，尤其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说，“哥们儿，我读过这些书”，他面子上不笑我就不错了。这是最起码的书单。我到现在还经常认不出字，母亲给我写信还纠正我的错别字。我母亲不算读书人，抗战时上到初中，打仗了，再没机会上学，出去参加抗日救亡剧团，十五六岁就走了。她是民国时期老知青，在浙江上的是乡镇中学，老师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教古文，教英文，所以我母亲识的字比我不知多多少。她喜欢看字典，很生僻的字都认识。诸位想想，当时一个民国初中生，居然认识这么多字。她说，她没想到儿子怎么会出版书，哪页哪页，错别字，哪页哪页，有笔误，她都知道。

我说自己不是读书人，也有点说反话的意思——前面一句是老实话，后面一句是反话——读书是很安静的事情，房间里有人，一点声音没有，肯定在读书，现在变成看电脑。看电视有声音，吵得要命——论教养，你如果真是读书人，你不会讲出来，不会告诉别人。你读书也好，弄艺术也好，不要弄成一个身份——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会画画，你会做两行诗，或者你会弹钢琴，不要和人家说。这是我到国外才学会的。国外很牛的人站在你面前，害羞得要命，明明弄了四五十年这个专业，他拼命躲，不讲，我才知道：原来教养是这个样子。但我们这边不是。

我出国前，从没当面听到哪个人说：我是读书人，我是知识分子。很少有人说这句话。1992年回国后慢慢交些新朋友，我发现真有人会说：我是做学问的，我是读书人，我们读书人怎样怎样，我是艺术家，我是雕刻家，我是诗人，我是作曲家……我听了，好害臊：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呢？而且名片上还印着“某某画院二级画师”，然后打电话来：丹青啊，我通过一级画师了，咱们吃饭、喝酒。这等于名片上告诉你说：我是处长，我是局长，我是厅长。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会变成一种风气：一个人的身份那么重要。

我相信胡适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陈寅恪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我是研究学问的”。陈寅恪，大家知道，游学列国，懂二十多种语言，可是我画《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看他的资料，他任教填表时，就填两种语言，一是梵文，另一种好像是德文，把自己很多学问抹掉了。他到香港逃亡，本来去医病，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了香港。日本人占领后，想让他出来做事，他不肯，日本人到他家去交涉，说你要出来，家里就有粮食送过来，他不肯。结果大概有一点粗暴了，危险了——具体什么情节，我忘了——忽然他就和日本人当场交涉，讲起日语来，很流利的日语。他太太都吃一惊，不知道他日语这么好。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不到要出事儿了，你都不知道他会讲日语，这就是教养。

但我在胡适的书里看到过“我们读书人”这句话，我相信他讲演时也说过这句话，这是另一回事情，是政治语言，是抗争的姿态，他这句话针对当时的国民党，意思是说，你们是武人，是弄政治的，国家的事情不能你们讲了就算了，你们要听听读书人怎么讲。但他平常不会跟人说，我相信，北大、清华当时一大堆教授像周作人、辜鸿铭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这是最起码的教养，随便哪个小镇上稍微知书达礼的人，他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

可是今天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因为我们大面积丧失了读书的传统，我们有过巨大的断层。等到水泥地荒草慢慢长出来，大家高兴了，有一种身份确认：你是做生意的，你是当领导的，我呢，读书人。但是这句话背后有大尴尬——今天的读书人，说实话，不是在社会上被尊重的一群人，他最后剩下一个不那么丢脸的身份，一个雅号——“读书人”，此外他什么都不是。他知道社会其实看他不起，他的心里会对自己有个交待：我没钱，我没权，可我是读书人。今天，一个房地产商走过来，一个所谓老总走过来，说“不好意思，我是做生意的”，也许他很诚恳，表示自卑，但谁都知道，那才叫身份。我常在各种场合遇到有钱的主儿，年纪很轻：“陈先生，不好意思，我是做生意的，是个俗人。”我知道他其实蛮得意，他的地位比别人高，他的收入别人不能比，他在这个社会是真正被尊敬、被巴结的人。

我对书充满感激，对阅读充满感激，什么感激呢？就是一本好书会让我安静下来，让我有内心生活。人每天爬起来，走出去，都是为了谋生、应酬、作假、不得已。片刻的安静，都是书带来的。法国人蒙田曾经讲过一句话，大意是：人类的一切灾难，是因为人回到家里还是安静不下来。我很庆幸没变成在自己房间安静不下来的人。现在我在这里做秀，不要脸，可是只要回到旅馆房间，两分钟，一根烟，我马上安静下来，可以看报纸、看书，开始写我中断的稿子，这和我多多少少还在读书的习惯有关系。

每一本书都会变成你自己的房间，它让你躲进去，给你庇护，让你安静。还没出道的年轻人，可能租一间房间还比较困难，或者和爹妈、或者和同学一起住，都渴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我们在插队的时候，桥底下睡过觉，田野里睡过觉，两三个男孩挤在这么窄的床上，也睡着了，那时真渴望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但是我的青少年时代非常快乐，现在想想，就是因为有书。有了书，你就好比有了自己的房间，每一本书就是自己的房间啊。

（李明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