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前夜，先驱们的抉择

1921年的中国，外有“公理难敌强权”之耻，内有军阀割据混战之乱。外侮内乱，内外交困，这是历史最真实而残酷的一面，但在一批进取青年的坚持下，中国天地焕然一新。如李大钊所言，苟延残喘之垂老中国，得以变成行健不息的青春中国。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后来这份刊物成为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讲坛”。1920年初，陈独秀受邀到武汉演讲，因宣传社会主义革命被北洋政府盯上，面临被捕入狱的危险，李大钊等人计划把他转移出北京。

时值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扮作一名下乡收账的商人，驾着一辆骡车出发了。他坐在骡车外面的车把上，陈独秀穿上油迹斑斑的衣服，坐在车里面扮作一名大厨。李大钊是河北乐亭县人，讲北方话，沿途住店的一切交涉事宜都由他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唯恐暴露其安徽口音。也就是在这辆骡车上，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从此便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1920年3月，李大钊领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领导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担任书记。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

1921年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与陈独秀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但在两位先行者的影响下，一批批先进分子成为共产主义战士。

毛泽东：“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

1918年4月，毛泽东同蔡和森等人一起成立了新民学会，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后来，新民学会成员决定筹集资金送成员赴欧洲求学，探索救国之路。

作为湖南青年赴欧洲求学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有人到了法国后向他发出邀请，但毛泽东依然选择留在国内，他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

当时毛泽东“正在寻找出路”，但“思想还是混乱的”。

1921年元旦这天，长沙下了一场雪，新民学会举行了一场为期3天的新年大会。作为学会创始人，刚刚过完27岁生日的毛泽东，把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供大家讨论。

何叔衡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毛泽东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趁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他们将在那里和志同道合者共同燃起照亮昏暗中国的红色火把。

周恩来：“思想颤动于狱中”

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的一个没落封建家庭，家与国的双重衰败，让他有了深刻的人生感悟。

1919年9月，周恩来同邓颖超等人一起创立了“觉悟社”，立志要“睁眼看看是什么世界，沉下心想想怎样为人”。

1920年1月，天津学生因抗议日本人在天津的不法行为，与警察发生冲突。周恩来作为学生代表被捕，被关押了100多天，正是在狱中，他有了更加平静而深刻的思考。后来，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识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虽然思想逐渐成熟，但周恩来当时的境遇十分困难——入狱期间他已被南开大学除名。好在校董严修十分器重他，全力资助他赴欧求学。1920年12月中旬，周恩来抵达法国马赛。为何要去欧洲求学？周恩来说：“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抵达欧洲之后，周恩来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对他偏向社会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0年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张申府受邀前往法国里昂大学任教。1921年春，经张申府与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党的一大召开时，周恩来正忙于呼吁北洋政府不要以出让铁路“筑路权”为代价与法国签订借款协议，没能赴沪参会，但从加入党组织的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先进分子的殊途同归

“一些老同盟会会员，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研究员李颖在出版的《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一书中写道。

吴玉章回忆，他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办法非改变不可”。他说：“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给我启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途径……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

“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抛弃资本主义的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抉择。”李颖说。

无论是北京的李大钊，还是上海的陈独秀；无论是立足本土的毛泽东，还是海外求索的周恩来；无论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林伯渠，抑或是协助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他们来自五洲四海，却有着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打破千百年来压迫人民的一切旧制度。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燎原之势起于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虽仅有50余人，但正是有了这些信仰坚定的进取青年，才有了如今焕然一新的中国。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