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尘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号称“俄罗斯文学的深度”，他与列夫·托尔斯泰一道，被认为是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两座高峰。他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群魔》《白夜》《地下室手记》，至今仍是毫不过时的文学经典。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分析浩如烟海，但在文学之外，这位作家也不乏丰富之处。

我们不妨从一个名字说起。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开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简短而有力的文字写道：

献给：安娜·格里果利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安娜是他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前的对象相比，安娜不算是最漂亮的，家境也不算好，但她具备细心、耐心和慈悲的珍贵品质，在陀氏面临种种困难的时刻，是安娜的悉心陪伴，让陀氏不至于跌入人生的谷底。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面临癫痫症和债务危机的违约风险。1865年夏，出版商斯捷尔洛夫斯基与陀氏签订合同，他仅仅以三千卢布的价格，就购得陀氏三卷本全集的版权，陀氏当时急需用钱，没有细看合同条款就签了下来，可是条款里有一条极为严苛的规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须在1866年11月1日前交出一部长篇新作，否则将被追缴高额违约金。如到12月1日仍不能交稿，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将永久转归出版商所有。”

186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埋首于《罪与罚》的创作，《罪与罚》中译本有42万字，我们就可想而知它的俄文体量。一般这么长的作品，很多作家两三年都不见得写完，但陀氏不但要写它，还要被迫在一年内写出另一部长篇，否则他的所有著作就会被出版商据为己有，甚至，他可能因为违约面临牢狱之灾！幸运的是，当时仅有18岁的安娜·斯尼特金娜出手相助，答应无偿为陀氏担任速记员。

1866年10月2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仅耗时26天就在安娜的帮助下完成了小说《赌徒》。11月1日，书稿送至出版商家中，由当地警察署长签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此躲过违约危机。

“世上最纯粹的人”

1866年年底，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安娜在认识不到半年后就决定离婚。11月3日，他第一次登门造访安娜和她的母亲。仅仅五天后，11月8日，他向安娜求婚。次年2月，他举办了自己人生中最后一次婚礼。

安娜·斯尼特金娜出于1846年8月30日，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纪念日，一所属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房子里。有趣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葬身的季赫文斯基墓园也在这里。从小，安娜就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她参加节日弥撒，聆听教堂钟声，为自己出身于修道院感到光荣。据安娜的回忆录记载：“父亲的祖先是小俄罗斯人，高祖父姓斯尼特科。曾祖父卖掉了波尔塔瓦省的庄园，移居彼得堡之后，就把自己的姓改为斯尼特金。……母亲的祖辈是瑞典人，属可敬的米利托佩乌斯家族。她的曾祖父曾任路德派新教的主教，叔伯们则是学者。”

安娜的母亲是一个俊美高挑的女人。她“身材修长、匀称，五官长得十分端正，女高音特别悦耳”。她生于1812年，19岁时曾和一位军官订婚，但后者在参加匈牙利战役时不幸战死，安娜的母亲悲痛万分，一度决定终身不嫁。几年后，当地喜欢说媒的妇女特地为她举办了一次聚会，有两个中意她的年轻人应邀而来，但是，当有人问起安娜的母亲对那两个小伙子是否欣赏时，她说：“我倒比较喜欢那个总是有说有笑的老头儿。”她指的就是安娜的父亲。

与安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往相似，她的母亲一眼看中的也是一位年长的男人，两人初次见面时，“小老头儿”已经42岁（他生于1799年）。他们本来只是有一搭没一搭聊天，安娜的父亲并不是具有强烈目的性的男人，和别的男人相比，他少了很多攻击性，多了一些可爱和仁慈。他年过四十，面色依然红润、年轻。他们在相处后都不由自主地在意对方、偏爱对方，于是，他们陷入爱情，哪怕母亲信奉的是路德新教，父亲信仰东正教，父亲为了跟母亲结婚，宁可违反家庭的意愿，即使和几个亲人断绝关系也在所不惜。因为在当时，夫妻之间要求信仰相同，但为了心中认定的人，父亲宁愿忍受家人的质疑。母亲不愿父亲为难，决定改信东正教。据安娜回忆：“对于改变宗教信仰一事，她始终没有后悔过。‘要不然，’她说，‘我就会觉得自己跟丈夫和孩子们之间十分疏远，而这使我感到痛苦。’”

多年以后，安娜与心目中认定的人相遇，宛如朝拜宗教一般献身爱情。在某些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德行良好的丈夫，他挥霍钱财，与人出轨，脾气说好听点叫真性情，说不好听就是难相处。屠格涅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生平遇到的基督徒中最邪恶的一个。”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个朋友曾抱怨：“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既不善良，也不快乐。他心术不正，善妒而又堕落，一辈子都在使性子，发脾气……”但安娜发自内心深爱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共同生活的14年使我深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上最纯粹的人。”

天使与恶魔的集合

当安娜在大教堂降生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正连载在期刊《彼得堡文集》上，时任杂志社主编的涅克拉索夫对别林斯基兴奋地说道：“又一个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更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俄罗斯文学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沉溺于研究西化思想，加入了激进的彼得堡拉舍夫斯基小组，被年轻人们视作反抗专制的勇士、俄国文学年轻一代的表率。1849年4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因革命活动而被捕，直到行刑前的最后一刻，沙皇宣布大赦，俄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才免于过早死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年少时有过两段匆促的感情，一次迅速分手，一次遭遇少女拒绝。处女作《穷人》发表后，他在一次彼得堡评论家举办的文学聚会里迷上了评论家的妻子，此人名叫阿芙多季娅，在当时的陀氏眼中，“天下再没有比她更漂亮的女人”。阿芙多季娅美颜多姿，众人为之倾心，她虽然已婚，追求者倒是不少。与那些追求者相比，陀氏虽有才华，长相和性格却并不很合她的心意。

在被阿芙多季娅拒绝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度沉浸在失恋般的痛苦中，白天和夜晚，他都会想起那副美丽面孔，又为自己被拒绝的事实而自卑和沮丧。直到有一天，他在酒馆认识了正处在一段不幸婚姻中的女人玛丽亚·伊萨耶娃。玛丽亚的丈夫长期酗酒，对妻子施行冷暴力，身处压抑的关系里，玛丽亚就像陷入阴冷地牢般，渴望逃离，又缺乏勇气。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见钟情，鸿雁传书，并屡次大胆地邀请后者到家中做客。然而，玛丽亚同时又是一个歇斯底里，和陀氏一样用情不专的人，在神经质这一点上，他们也颇为相似。于是，当陀氏在信中得知玛丽亚的丈夫去世，迫不及待地写信向她求婚时，玛丽亚却一口拒绝了他，坦承她在异地有了别人。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那一晚，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一次回想起被拒绝的时刻，可是几个月后，玛丽亚又对陀氏写信说，自己最爱的人还是他。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容易降智，哪怕是再成熟的人，恋爱也可以让他变成孩子。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例外。1857年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顿涅斯克的一处教堂迎娶了伊萨耶娃，他希望能与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直到死去。但造化弄人，1864年4月15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在莫斯科去世。

除了伊萨耶娃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遇到安娜之前还有一段深刻的恋情。那是一段亨伯特与洛丽塔式的关系，天使和魔鬼的危险结合。阿波利娜里娅·普罗科夫耶菲娃·苏斯洛娃，这是一位早熟的少女，一个令作家本人魂牵梦绕的名字。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她击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们的感情始于1861年彼得堡的一次文学演讲。演讲过后，女学生苏斯洛娃向作家寄去了一封诱引的求爱信。那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刚满40岁，苏斯洛娃则只有22岁。一边是出了名喜欢年轻女孩的作家，另一边是迷恋深渊的性感少女，他们在聚会里故作正经，聚会结束便到夜里偷欢。他们拥抱、亲吻，想用彼此的身体，在暴雨中震颤，在危险中沉沦。少女犹如献给魔鬼的祭品，供他享用，又被他凌辱。在《地下室手记》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借“地下室人”之口说：“爱情嘛，乃是自愿赐予被爱者任意施虐的权利。”而他们的关系就是虐待与爱抚之间的反复纠缠，陀思妥耶夫斯基毫不讳言，自己在这种征服与施虐的关系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极大满足。这位在小说中屡次书写奴役的作家，自己却也享受奴役他人的感觉，而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中，既是暴露他人的恶，也是在解剖自己，展现自我的恶。

陀思妥耶夫斯基沉浸于少女美好的身体，但后者越发难以容忍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她害怕作家对她只有性，没有爱，她也厌倦了一次次充当性爱中被奴役的角色。此时，二人在观念上的差异也变得格外明显。当陀氏向保守疾步而去时，苏斯洛娃正在被革命的烈火所吸引，她厌恶陈旧的一切，渴望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愤怒一击。

1863年6月，苏斯洛娃公开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抗。她接受了西班牙籍医学院学生萨里瓦尔的身体诱引，以此作为对施虐主人的挑衅。她当然知道萨里瓦尔只是一个脑袋空空只想做爱的萍水过客，但她享受这种逃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痛苦中产生快感。主人和奴隶，在这一刻产生翻转。又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受到了背叛的滋味。而他何尝不是跟许多人一样，一边享受背叛，一边又被背叛所伤。

1863年8月底的一天，苏斯洛娃对匆匆赶来巴黎的作家说：“你来得太晚了。”

多年以后，苏斯洛娃曾在日记里回忆道：“每当回忆起两年前的生活，我便开始憎恨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第一个扼杀我信念的人。”

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苏斯洛娃扮演了不可动摇的重要角色，是他许多女性形象的现实来源。比如《白痴》里的娜斯塔霞、《群魔》里的丽莎、《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卡琳捷娜。《赌徒》的女主人公干脆就是作家对苏斯洛娃的称谓：波丽娜。

有趣的是，《赌徒》正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安娜听作家口授速记的。她当然知道波丽娜的原型对丈夫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她在回忆录里对苏斯洛娃只字未提。

一个可疑的爱情神话

与安娜结婚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情生活终于安定，他的写作之路也在稳步向上。但积压在他面前的，还有赌瘾、敌人、供养家庭，还有巨额债务。

在赌博这件事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小说有多好，赌运就有多烂。再加上他因为其他原因所欠下的债务，有一段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心俱疲，却还要维持专栏小说的连载。最拮据的时候，他甚至不得不典当家里的首饰和衣物，跟妻子一起跑去欧洲，借度假的名义躲债。他在信件中感慨道：“屠格涅夫如果知道我写作的条件恐怕会被吓死。”安娜在回忆录里透露了当时俄国几位名作家的小说稿酬：

“当时，富裕的作家们（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冈察洛夫）知道他们的长篇小说将会被各杂志抢着刊登，因而他们可以拿到一印张500卢布的稿费;可是穷困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即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说他穷困，是因为他当时欠了一笔巨额债务）却得把自己的作品主动提供给各杂志，而主动提供作品的人总是吃亏的，同样这几家杂志给他的稿费就少得多。比如，他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的稿费是每印张150卢布，长篇小说《少年》则为250卢布，直到他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他才拿到每印张300卢布。”

在这种处境下，《俄国导报》的主编米哈伊尔·卡特科夫决定向他伸出援手。卡特科夫曾经与陀氏主办的杂志发生过激烈论战，但这丝毫不影响卡特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华的尊敬，他不计前嫌、慷慨大方，在陀氏还没有写下一部作品时，卡特科夫就慷慨地为他预支了1000卢布。

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他从年轻时的西化自由主义者，逐步转向为民族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者。沙皇解放农奴的行为，令他对俄国的君主政体产生了臣服之心。在国外的生活以及对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乃至极左派的厌恶，让他后半生坚定了“反虚无主义”和“反暴力革命”的思想底色。19世纪60年代，俄国虚无主义大行其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触到很多青年，都被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俘获，他恰恰是厌倦了这种局面，才在《罪与罚》里书写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如何被无政府主义所害，又在《群魔》里塑造了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的狂欢与堕落。长篇小说《群魔》中，斯塔夫罗金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我渴望作恶，我同样也感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