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清官能吏的政绩观

古代一些官员在为官过程中，非常重视民情。他们秉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了解存在的问题、解决疑难杂症、化解各种纠纷，做一些打基础、作铺垫、利长远的事情，最终做出了政绩，赢得了百姓爱戴。

以民为本

侯鸣珂在同治四年被任命为陕西孝义厅（今柞水县）同知。当时孝义厅遭灾，户户断炊、饿殍遍地。

侯鸣珂上任之后，一方面向朝廷汇报灾情，请求赈济，等到赈济下来之后，他带领车队将粮食运送到各地，拯救灾民两万多人；另一方面，侯鸣珂号召百姓搞生产自救，与百姓一块上山挖地、下田插秧。

侯鸣珂更以俭朴的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他给自己和家人定下的规矩是：“一日三餐，不得过斤；洋芋、苞谷、糠菜各三一，不得妄加细粮。”

侯鸣珂所在厅衙有一个叫余言吉的小吏，不甘忍受俭朴生活，向百姓勒索了十斤猪油，自己留下一半，将剩下的一半暗地里送给侯鸣珂夫人。

侯鸣珂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将余言吉削职为民，责令其妻将猪油还给百姓。

侯鸣珂率先垂范，赢得了百姓爱戴。等到侯鸣珂离任之时，当地百姓为了感谢他，敬送给他“仁德如春”巨匾。

求真务实

林则徐在各地为官过程中，其治水之功常被百姓称赞。他在江苏主政时间较长，其在江苏治水业绩亦颇为显著。

当时江苏涝灾严重，林则徐就如何疏浚除涝进行调查。林则徐发现，疏浚河水直通海口这个方案花费太大且没有切实效用，故采取就近疏通到河的方案，既疏通河水，又可以利用此水灌溉农田。

林则徐建议，在河口建闸坝，既防潮汐泥沙进入，又可使所积之水从所建之坝归海。闸坝建好之后，林则徐亲自把关，如遇堤坝“有崩塌的危险”，便下令逐段“挑砌加固”。水利工程完成之后，在以后的水利应用中受到检验，成效显著。

林则徐根据江苏不同地区、不同水情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应对之策。在高堰，他多设闸放水，减轻压力；在太湖，他侧重在下游进行疏通，防止侵占良田；在海州，他注重疏导防涝，因地制宜，成效明显。

注重“潜绩”

严象祖在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被授吉州判官。上任之后，面临盗寇猖獗的情况，有人提出“清野”之策。严象祖认为，如果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固然会消灭盗贼，会出一时政绩，但会产生危害百姓的后果。严象祖通过“严保伍、结士兵、联厢禁”这样强基础、壮实力的举措，最终平稳地消除了寇乱。

嘉庆年间，阮元出任两广总督。当时岭南地区比较偏僻，文化不发达。在粤近十年间，阮元看到广东“束书不读，不立文字之流弊”，决定大兴文化之事。当时在粤兴文，虽然推进过程比较艰难，但是非常重要，阮元下决心着力打造文化政绩。在粤期间，阮元修《广东通志》，创学海堂，建三水行台书院，培养汉学人才，开广东近代文化兴盛之端。

清正廉洁

清廉自守、刚直不阿是古代清官的基本标准。

东汉名臣杨震，先后担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等职，一生廉洁奉公广为称颂。前往东莱郡上任时，杨震路经昌邑县。昌邑县令王密闻知，即前去拜谒。

王密是荆州人，杨震在荆州刺史任上，曾举荐他为茂才。王密以此为起点步入仕途，从而出任昌邑县令。他为了报答杨震的举荐之恩，当天晚上，怀揣黄金送给杨震。

杨震却不为所动，断然拒收，并且严肃地问王密：“我了解你王密，你却不了解我杨震，这是为什么呢？”

王密婉言道：“夜深了，无人知晓此事。”

杨震却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王密满脸惭色，只好告辞。后人因此而称杨震为“四知先生”或“杨四知”。

昌邑县老百姓为了纪念杨震拒金的廉行，后来特地在他辞金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四知庙”，此庙又称作“四知台”或“辞金台”。

保护生态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是古代政绩评价的重要标准。我国历朝历代的政绩考察均可见生态保护和治理的内容，督促政府官员注重绿化，治理环境。

明嘉靖年间，黄河泛滥，泥沙阻塞河道，几名负责官员均治水无效，后朝廷派刘天和治理河道。

赴任后，刘天和以“不耻下问”的态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了解。当时已有引黄河或浚闸河两种方案，他相度河道之远近、工役之巨细，权衡利害之轻重，仅十天便拿出了施工方案。治河计划得到朝廷的允准。

刘天和率民疏通汴河，又疏通山东数十条支流，仅用两三个月就完成治河工程，同时上疏减免平民赋税。

刘天和在一年间动员百姓植树上百万株，在观察黄河泛滥与植被分布实情的同时，总结历代植柳固堤的经验，提出了“植柳六法”并广泛应用。之后，河堤两岸所形成的茂密防护林有效抵御了风浪冲刷和雨水侵蚀。刘天和的绿化、水利建设经验也为明清官员所继承和发展。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