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赤子艰险归国路

“祖国需要你们”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临行前，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郭沫若给远在英国的李四光带了一封信，邀请他早日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回到祖国，李四光选择一条“曲线回国”的线路——他只身从英国到法国，再辗转到瑞士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这才通知妻子、女儿从英国剑桥来到瑞士汇合。最终在新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在意大利热那亚乘坐客轮，于1950年5月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得益于李四光的回国，新中国开始了地质事业的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恢复经济急需技术人才。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号召，表达了对海外人才的渴望和尊重，并代表新中国政府邀请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据统计，当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及已就业的教授、学者共约7000人。

梁园虽好，归去来兮！

1949年夏天，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专程回国，他在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周恩来就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自清末以来，中国学子赴西方先进国家留学的热潮迭起。二战期间，因欧洲受战争破坏严重，日、德是敌对国，学生、学者们大都选择去美国留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讲学、考察、参观”等方式出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与日俱增。这批留美人员总数超过5000人，主要集中于美国东部和中部的大学。1948年底，国民政府停止向留学生提供“官价外汇”，这使得公派生失去了经济来源。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曾一度依据移民法律对许多留学生下过驱逐出境令。尔后出于本国战略利益，美国司法部下令各移民局禁止一切受过“科学训练”的中国留学生离境，明令警告已经掌握了专业知识技术的中国留学生“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违反该项法令将被处以5000美元以下的罚款或5年以下的徒刑，也可以两者并罚”。直到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就侨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才取消这一禁令。

身处异乡，留学学子深感“异乡人”的苦闷，民族自尊心异常强烈。钱学森的博士生、留美学者郑敏哲曾说：“那时留学生是听不进坏消息的，只要有人说中国不好，我们这些中国人就一定要跟他顶牛。这种感情是原来的文化培养出来的，无法逃避。”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海外学者为之振奋，回国效力、与家人团聚成为海外留学生回国的内在驱动力。

早在1945年，周恩来在重庆就建议成立进步科学家团体“中国科协”，之后陆续成立“留美科协”、“留英科协”、“留法科协”等，这些实际上是“中国科协”的海外分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协”向海外各分会发出号召：“诸学友有专长，思想进步，政府方面亟盼能火速回国，参加工作;我们谨此向你们伸出热情的手，欢迎你们早日归来，共同为人民服务，为我们新中国的生产和文化建设而努力。”

“留美科协”由徐鸣和同样在美的薛葆鼎组织管理，其主要工作不仅是给想回国的会员提供服务，并且要动员非会员回国。“留美科协”以召开讨论会、座谈会、学术报告会，出版《留美科协通讯》等方式，宣传新中国的政策。1950年暑假，美国东部与中西部夏令会以“建设一个新中国”为主题召开。当时《华侨日报》的负责人唐明照给留美学生介绍新中国的政策，解答了留学生的疑惑和关心的问题，进一步提振了留学生归国的信心。

“我这次回国，完全是凭着我的良心，新中国是大家的，建设新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因此我决定早日回去，尽我的能力为建设中国而工作。”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留美科协”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发出肺腑之言。华罗庚时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1950年初，他以到英国讲学为名给全家人弄到船票，然后毅然舍弃了洋房、汽车和半年的薪水，带领妻儿4人在旧金山登上一艘邮船，踏上了归国旅途。2月，华罗庚一家到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之心：

朋友们：

不一一道别，我先诸位而回去了。千言万语，但愧无生花之笔来一一地表达出来。但我敢说，这信中充满着真挚的感情，一字一句都是由衷吐出来的。

坦白地说，这信中所说的是我这一年来思想战斗的结果。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同样的苦闷，这封信可以做你们决策的参考……

中国是在迅速地进步着，1949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在1950年，我们有了比1949年好得多的条件，因此，我们所将要得到的成绩，也会比我们现在所预料的更大些、更快些。

在信末，华罗庚真切地呼唤：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1950年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在留学生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一时间，要求回国的海外留学人员倍增。

带回先进设备和一脑袋的知识

新中国成立前夕，整个中国的科研机构只有40多个，科研人员不到1000人，科技成果寥寥无几，新型学科近乎空白。有些海外归国的知识分子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从国外携带所需的科研设备回国。

1950年8月底，赵忠尧和邓稼先、涂光炽、庄逢甘、鲍文奎等100余名留学人员踏上归国行程。当邮轮抵达日本横滨时，赵忠尧、罗时钧（生物化学博士）、沈善炯（航空工程博士、钱学森的弟子）三人被要求携带行李从三等舱到头等舱接受检查。此后，三人便被押送下船、上岸讯问，遭到扣押。经中国政府的交涉，约两个月后，赵忠尧等人方得以途经香港，回到了祖国。

与赵忠尧同船回国的邓稼先，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当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邓稼先说：“我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20世纪50年代，从美国回国有抵欧坐火车和乘船两种方式。乘船一般由旧金山上船，途经檀香山、横滨、马尼拉、香港、天津方可到达北京。而且只能乘总统轮船公司的船，别的轮船公司一概不给办理，并且还要达到规定的人数才能办理过港签证。乘火车要经过西欧、东欧到苏联西伯利亚，然后南下入中国国境，最后到达北京。乘火车需要取得途经国家的过境签证，到莫斯科后再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把原来的旧护照换成新中国的护照。因此，不论是乘火车、乘船，回国需约20天至60天的时间。

1951年，30岁的谢希德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即以赴英国结婚为理由，申请离开美国。在英国剑桥，她与丈夫曹天钦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1952年8月底，他们告别剑桥，登上“广州”号海轮离开英国，经过苏伊士运河、印度、新加坡、中国香港到达深圳。

“离深圳码头只有几十米远了，我听到了岸上扩音器传出雄壮的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谢希德晚年回首这段往事，仍然记忆犹新，心中激起翻滚的波涛。这次从美国取道英国之行，她虽然经历不少曲折，耗费许多精力，但回国的目的总算达到，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当伉俪二人从广州转车到上海火车站停下时，就看到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同志们到车站迎接。魂牵梦绕的上海，熨帖了盼归游子的心灵。随后，谢希德在复旦大学任教，在半导体物理和表面物理的理论研究方面成果卓著。

据统计，1949年8月至1957年底，陆续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约有2500多人，其中主要是来自北美和欧洲的回国人员。他们在“五年规划”的过程中、“两弹一星”等领域发挥了极大作用，是新中国建设极其珍贵的人才资源。在20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建设了包括兵器、航空、船舶、电子等大中型企业1000多家，初步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和科技体系，建设了比较完备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