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探望”破局亲情空窗期

探望权纠纷案件的执行，“执”的是法，“行”的是情，情法结合方能呵护离异家庭孩子的身心。当婚姻难以维持，骨肉亲情无疑是最深的牵挂。当探望权行使遇到困难，“云探望”可见屏如面，让亲情不因时空隔离而疏远。

婚姻触礁

李芸和吴凯原先都在上海工作，两人于2016年结婚，次年生下儿子小刚。他们买不起上海的房子，蜗居在外环区域的租赁房，夫妻俩互相体恤，三口之家其乐融融。

2020年3月，吴凯抱着挣大钱的心态，打算跳槽到小贷公司。李芸经过了解，得知有关部门已经部署整顿非正规的金融平台，苦苦劝说丈夫不要冒险。吴凯决心已定，固执己见地认为：“我们目前每月只能拿到万把元工资，想在上海买房子，不知猴年马月呢！”李芸说：“这次摇号，说不定我们能安排到公租房。”吴凯断然表示，他必须辞职去搏一搏，公租房面积不大，地点又偏远，儿子以后读书不方便。

吴凯万万没有想到，他上班的第一个月，小贷公司老板就推翻了之前许诺的高工资，只支付给他每月5000元的底薪。老板表示：“能者多得，你抓紧开展融资业务，干得好的话，一年半载就能在上海市内环买下学区房。”吴凯虽然非常失落，但老板画的大饼又充满诱惑，于是，吴凯决定努力打拼，实现买房子的“小目标”，让妻子刮目相看。

李芸在上海一家公司做文员，月薪不高，她过日子精打细算，好不容易积攒下20多万元，准备等拿到公租房之后用于装修。但是，吴凯跳槽后，每个月只愿拿出3000元作为家用，他对李芸说：“我在外面跑业务，不能太寒酸，等收入增加了，我的钱就全部交给你打理。”念及丈夫也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李芸只好让步。

融资业务开展得很不顺利，吴凯几乎天天拿着广告单沿街做“地推”，却收效甚微。公司老板动辄向他摆脸色，于是，吴凯向广州老家的亲戚求助。亲戚碍于面子，凑了30多万元应付吴凯。对此，李芸并不知晓。

2021年1月，年关将至，小贷公司急等资金周转，分摊给吴凯20万元的指标，吴凯四处求助无果，让李芸拿出全部家底。吴凯说：“只是暂时垫付，三四月份就全部归还，届时还能拿到不少利息，何乐而不为呢？”任凭丈夫怎么说，李芸就是不同意拿出仅有的存款，二人因此争吵不休。

这年3月下旬的一天，几个陌生人上门追债，李芸这才知道，吴凯为了完成老板下达的指标，竟然向社会人员借了高利贷。因为公司老板说过摊派的任务过了春节就归还，因此，吴凯与出借方约定的借期只有45天。哪知，春节之后，小贷公司老板声称外面的资金没能收回来，吴凯还高利贷的计划因此落空了，只得东躲西藏回避追债人。不承想，放贷人找到了他的家庭地址。

为了家庭的安宁，李芸不仅拿出全部存款，还向同事借了钱，连本带利结清了吴凯欠下的高利贷。孰料，事隔七八天，李芸又看到吴凯手机短信收到的催债信息，原来他还向亲戚借了钱。李芸再也忍受不了内心积压的愤懑，她向吴凯提出，要么从小贷公司追回全部款项，并且辞职另找工作，要么办理离婚手续，儿子轮流抚养。吴凯赌气地说：“离婚就离婚，儿子跟着我！”

隔断亲情

吴凯在李芸草拟的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二人约定儿子小刚暂由李芸抚养，等小刚上小学时，再让父子共同生活。小贷公司的融资归吴凯，吴凯所欠的债务自行偿还。吴凯搬离出租屋，另找他处居住。协议签署后，李芸约吴凯去婚姻登记处履行手续，吴凯却以债务需要平均负担为由，拖着不办。

2022年5月，李芸下班后去幼儿园接儿子，老师告知，小刚已经被其父亲接走了。李芸拨打吴凯的电话，手机关机。第二天，她赶到小贷公司，老板声称，吴凯结清了20万元，辞职了。据说他不打算做“沪漂”了，返回老家发展。

吴凯的老家在广州市，李芸认为他带走儿子就是为了要挟自己分担债务，于是打电话给吴凯的母亲。吴母对小刚是否在广州没有回答，据此，李芸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李芸三赴广州，终于在民办幼儿园见到了小刚。吴母告诉李芸，吴凯在广州找了不错的工作，并劝说李芸离开上海到广州，一家三口团聚。“小刚快要到读小学的年龄了，离不开父母。”李芸说清了夫妻感情变化的原委，表示自己与吴凯再也回不了头了。考虑到小刚抚养权的归属尚未确定，自己在上海的工作也很忙，她就给小刚买了电话手表，教儿子学会使用信息、语音和视频，叮嘱儿子要和她保持联络畅通。

2022年8月，李芸起诉到广州某基层人民法院，她主张与吴凯离婚，儿子的抚养和债务问题按照双方已经签字的协议执行。诉讼期间，吴凯多次让小刚与李芸通视频。“妈妈，您到广州上班吧，我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小刚的哭泣，让李芸很心痛，但是，她想到已经破碎的婚姻，又不得不硬着心肠说：“妈妈不能丢下这里的工作，过段时间，妈妈把你接到上海好不好？”吴凯起先还能忍耐，眼见与李芸没有复合的希望，于是打出了底牌——30多万元债务必须各半承担。

历经离婚冷静期和多次调解无果，2022年11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准予李芸和吴凯离婚，小刚随吴凯生活。至于债务承担问题，一审法院指出，虽然吴凯提出向其亲友举债，系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吴凯为了工作需要冲业绩以及应酬客户而形成，但没有证据表明该负债征得李芸的同意，吴凯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还确定了李芸探视儿子的时间和方式。

“云探望”破局

吴凯不服一审判决，以共债共担为由提出上诉，此后，李芸再也打不通小刚的电话。李芸联系吴凯的母亲，吴母回答，吴凯父子已经搬离了她的住所，吴凯具体在哪里工作自己也不清楚。

为了看到儿子，李芸数次向单位请假，前往广州寻觅吴凯父子，不仅自己很苦恼，也给工作带来了不便。2023年1月中旬起，李芸利用年假，来到广州市，住在旅店，每天去吴母家附近蹲守。

除夕这天，李芸看见吴凯带着小刚回家探望老人，她按捺住内心的波动，等待儿子单独出来的机会。果不其然，1个多小时后，小刚独自到楼下玩耍，母子得以相见。小刚说他也很想妈妈，但电话手表被爸爸没收了。

2023年2月初，李芸到一审法院请求对探视权给以先予执行。但是，李芸和吴凯的离婚诉讼正在上诉中，也就是说，准予二人离婚且确定李芸对小刚探视权的一审判决尚未生效，依据该判决实施强制执行缺乏法律依据。而李芸又在上海工作，为探望孩子来回奔波确实很累。于是，一审法院专门召开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寻找“破局”途径。

3月5日，准予李芸吴凯离婚的一审法院下达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指出，李芸和吴凯的离婚判决虽然因为吴凯提出上诉而没有生效，但这并不是中止探视权的事由。吴凯采取将李芸母子的微信、电话拉黑，以及没收孩子电话的方式，导致李芸无法探视小刚。李芸以没有生效的一审判决文书，申请强制执行对儿子的探视权，也缺少法律依据。现李芸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请求裁定吴凯协助其每周末以视频聊天等方式行使探望权，于法有据。

民事裁定还指出，小刚虽由吴凯携带抚养，但仍应依法保障母亲李芸合理的探望权利。小刚亦明确表示愿意与李芸会面，吴凯阻挠李芸行使探望权不仅损害了李芸的合法权益，还对小刚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故裁定吴凯协助李芸每周通过视频方式与小刚会面聊天一次，每次视频时长不少于10分钟。

民事裁定书下达后，法院还发出了《协助探望令》，责令吴凯履行该行为保全裁定的协助探望义务。

2023年12月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保护未成年人典型案例指出，人民法院坚持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综合考虑未成年子女的年龄、鉴别能力和意愿，合理适用行为保全制度发出《协助探望令》，以视频“云探望”方式破解诉讼期间探望权空白期困境，为探望权的实现及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点评

精神探望权可以单独主张

方晓霞（江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探望权，按照我们的常规理解，应当是在离婚后才产生的，由不直接抚养孩子一方享有的权利。但实践中经常出现一种情况，夫妻双方长期异地分居，且带孩子一方在分居期间阻止另一方与小孩接触。那么在协商看望孩子无果的情况下，另一方是否可以单独提起探望权诉讼，以实现看望孩子的目的？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的规定，探望权是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权利。但同时《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八条又规定：“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也就是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居但仍系夫妻关系）父母双方均有抚养子女的权利，同时这也是父母双方的义务。

另外，根据2022年1月1日施行的《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国家重视家庭教育，认为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十分重要，而正确的家庭教育应当是父母的共同作用，不能将探望权狭义地理解为离婚后才产生的权利。当出现一方极力阻碍，导致另一方无法实现上述权利、履行上述义务时，应当赋予该方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实现探望权的权利，这也是对孩子成长最有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