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中华文明
作者： 李忠杰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养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充分肯定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180年前便开始
提及和介绍中华文明的成就
文明，是一个亮丽、悦目、多彩、凝重的字眼。文明，与蒙昧相对立，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积极成果，也是反映人类历史进步程度的标尺。一部人类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180年前，当中国人民还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名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在自己的笔下提及和介绍了中国的文明成就。
1842年1月至2月间，马克思在他撰写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中，第一次提到中国，说的是中国的报刊：“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吧，这只要你们下一道命令就行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提供这种报刊的范本。”马克思在这里提到中国的报刊，显然是赞赏的口吻，而且是作为一种重要的例证来说明其主张的。
随后，在1842年4月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马克思又有三处提到了中国。
第一处：“《国家报》凭借它在统计领域的重要地位，不仅把自己同中国人并列，不仅同宇宙的统计学家毕达哥拉斯并列，它并且表明，那位想用数列来表示动物的各种差别等等的现代伟大的自然哲学家对它也有影响。”
第二处：“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杠同书报的关系，与中国人的直线——八卦——同思维的关系完全一样。书报检查官的八卦是出版物的范畴;而范畴，大家知道，是整个内容的典型的灵魂。”
第三处，是引用的莱茵省议会辩论中某位议员的发言，其中提到了“中国画”。
这些都是马克思最早涉及中国的文字，基本上来源于当时欧洲国家对于中国文明的一些报道和介绍。虽然褒贬不一，但反映了他对于中国文明的最初印象和兴趣。
《自然辩证法》全面列举
中华文明传入欧洲的途径、
时间和过程
中华文明在诞生、发展过程中，以不同方式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既吸收了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也将自己的文明传入西方很多国家，包括欧洲。
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全面列举了中国的一系列发明创造及这些发明创造传入欧洲的时间、途径。其中有：
“蚕在550年前后从中国输入希腊。”
“养蚕业传入意大利，1100年前后。”
“棉纸在7世纪从中国传到阿拉伯人那里，在9世纪输入意大利。”
“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1180年前后。”
此外，恩格斯还提到了“破布造纸”、“木刻和木版印刷”、“铜版雕刻术”、“火枪枪机”等。
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恩格斯明确指出：“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是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
《德国农民战争》是恩格斯1850年写的。1875年再版时，恩格斯特意又为这段话加了一个注解：“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从阿拉伯人那里同火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的。”恩格斯的这段评论和判定，无疑为中国古代文明增添了光彩。
1857年，恩格斯在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炮兵》一文中，非常具体地论述了中国火药的发明及其发展和在军事上的应用过程。
恩格斯指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发明火药并用它朝一定方向抛射重物的，是东方国家。在中国和印度，土壤中含有天然硝石，因此当地居民自然早就了解了它的特性。中国很早就用硝石和其他可燃物混合制成了烟火剂，用于军事和盛大的庆典。”
关于火药和火炮在军事上的应用，恩格斯认为在中国早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资料证明，公元1232年，即宋朝年间，“确实第一次大量使用它们”。当时被围困在开封府的中国人，“曾经使用抛射石弹的火炮来抵御敌人，并且还使用了爆炸弹、炸药筒和其他利用火药的烟火剂”。
接着，恩格斯论述了火药和大炮如何传入和应用于欧洲的过程。“阿拉伯人从中国人和印度人那里学会了提取硝石和制造烟火剂。在阿拉伯，硝石有两种名称，意思是中国的盐和中国的雪。”
恩格斯进一步论证：“火炮起源于东方这一点，还可以从欧洲最古的火炮的制造方法中得到证实。”恩格斯还说：“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知道利用和制造爆炸弹的方法，这方面的知识可能就是后者传到欧洲各国的。”
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后，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社会生产力和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古代最具历史意义的创造，是四大发明，即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这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突出标志，也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所作的最重要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文章中都提到了这些发明，高度评价了这些发明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充分肯定了这些发明传入欧洲后，对欧洲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变动所起的巨大促进作用。
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中，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由于对中国古代重大发明有一个提炼过程，最初曾称“三大发明”，后来经英国来华传教士和著名汉学家艾约瑟深入研究后，在三大发明一说中加上了造纸术，遂成四大发明。所以，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这些发明时，用的是三大发明。
印刷术在欧洲的出现，不仅变成了新教的工具，而且把学术、教育从基督教修道院中解放出来。恩格斯指出：“书刊印刷业的兴起和商业发展的需要，不仅打破了僧侣对读书写字的垄断，而且也打破了他们对高等教育的垄断。”从此，欧洲的学术中心由修道院转移到各地世俗的大学，先进的思想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交流和传播。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欧洲近代文明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有欧洲自身的社会条件，但外部条件也起了不可否认的作用。中国文明进入近代时落后了，但中国古代文明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初期传入并应用于欧洲后，恰好适应了当时欧洲从封建生产方式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不仅提供了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而且能广泛应用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学等各个领域。如果没有造纸术和印刷术，人们很难想象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如果没有指南针，人们很难想象有航海业和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以及由此而开辟的世界市场。
所以，中国古代文明为近代欧洲文明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中国古代三（四）大发明称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
（曹世明荐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