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回村自救:人生缓缓,自有答案
作者: 李玉
慧敏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可跳出龙门,从医学院一毕业,她就失了业。
她决定考公,结识了“志同道合”的男友,结果,男友一上岸,把她甩了。在父母眼中,慧敏成了村里吃白食的“废物”,她的焦虑症也越来越严重。
以下是慧敏的自述:
小镇做题家,毕业即失业
三年前那个早会上,我和同事们面对面站成两排。销售经理挥着手,亢奋地带着大家喊口号。到最后的训话环节,经理说:“在我的团队里,管你是什么学历,都给我像只大公鸡一样,支棱起来!”
说这话的时候,他颇有深意地盯着我,其他人也齐刷刷地看向我。这里面,大家都是中专毕业,只有我是所谓的高学历。显然,这话是说给我听的。
作为村里唯一考上医科大的大学生,原本我以为毕业就能进医院穿白大褂,结果,招聘现场一看,医院岗位的硬性要求是硕士学历,有些还要985院校的。我放低要求,给私立医院投了几十份简历,只去面试了两个。
对方告诉我,他们想招影像学专业的。影像学,能做诊断又能搞操作,而我所学的影像技术,出来却不能做诊断。这就是区别。
见我迟迟没有工作,我妈隔三岔五打电话来问:“怎么还没去医院报到?”我心里嘀咕:现在又不包分配,人才这么多,医院门槛那么高,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我妈唉声叹气了一番,最后又转了一千块钱给我。
为了不再找父母要钱,我不再紧盯医院,找了家做医美的自媒体公司。每天,我硬着头皮跟同事阅读爆款、拆解思路、找热点话题,常常熬到晚上十点多。从写字楼里走出来,冬天的风刮得脸生疼。就这样还是被女领导骂:“能不能有点自己的思想与格局。”
我谦虚地向她请教。领导没什么耐性,往我微信上甩出一长串文章,说:“好好揣摩。半个月,必须给我策划一个爆款。”
我很焦虑,每晚都睡不踏实,还常常没有来由地恐慌、害怕。我怀疑自己得了焦虑症,在网上找了自测表,测算得出60分,证明有轻度焦虑情绪。半个月后,我因发稿太少,被公司劝退。
来不及抱怨,房东催房租的电话很快把我拉回现实。等我把身上仅有的钱交了以后,只剩250元。后来,我就进了这家饮料公司做销售。虽然底薪才2000元,但一旦打开销路提成很高。我重新燃起希望,骑着电动车,载上一箱箱饮料,见到便利店、小超市,就厚着脸皮钻进去。
隔了一个月,我依然没有接到单子。领导便在早会上拿“高学历”来寒碜我。
那天,我又在一家超市吃了闭门羹。骑电动车拐出路口的时候,脑子有点短路,不知怎的,就跟一个疾驰过来的外卖小哥撞上了。
我感觉身体被重重抛了出去。等旁边有人把我扶起来,我慢慢缓过神,发现头盔破了个洞,脚肿了,手掌全部擦破了皮。
我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觉得自己好惨,好不容易从小镇做题卷出来,最后却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一瘸一拐回到公司,领导给我结了当月的工资,挥挥手要我离开。用他的话说,就是“少给社会添乱”。
没有钱再租房,我回到农村老家,准备考公。那是桂阳的一个偏僻山村。站在家门口,看着那扇不锈钢门,我迟迟挪不动脚。
记得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父母在院子里给我办升学宴。乡亲们跟我妈客套说:“慧敏以后当医生,我们看病少不得要去省城麻烦她的。”
“乡里乡亲的,不麻烦。”我妈一点也不谦虚。
现在,“麻烦”不会找上门来,我倒成了家里吃白饭的大麻烦。
我妈虽然没说什么,但她总是搓着满是老茧的手不停叹气。村里人见我整天在家,问我爸:“慧敏毕业了吧?怎么没去医院上班?”我爸支吾着含糊过去。
我拿出备战高考的劲头,买了行测和申论,每天天还没亮,就挣扎着爬起来,铆足了劲刷题。
当年三月,因为合适的岗位很少,我报了市卫生局的一个岗位。成绩出来,1比3的比例,我连笔试都没过。
第二年3月,我降低了岗位目标,报考了县市监局的一个岗位,很幸运地到了面试环节。结果,还是被刷了下来。
有个同学告诉我,他一个朋友考司法局,笔试面试都过了,体检时,因为突然被敲了一下隐私部位,没有思想准备,吓了一跳,出现了点状况,结果就这样被淘汰了。
回村休息了一段时间,有邻居悄悄问我妈考上没。我妈不作声。
“这也考两年了吧。”邻居装模作样地叹口气,出主意说:“慧敏二十六了吧?找男朋友没,可别耽误了。”我妈轻轻“嗯”了一声。
邻居接着又说:“我有个亲戚,要不介绍一下。”
我妈这时抬起了头。我并不抗拒婚姻,也想通过恋爱让自己积极一点,于是接受了相亲。
考公两连败,又遭人退婚
男孩比我大两岁,也是农村“跳龙门”考出来的大学生。相亲那天,他告诉我,他也在考公,上个月,手里的生活费花光了,就出来送货。
因为有相似的经历,我们很有话聊。顺理成章的,我们成了“考公战友”,互相转发最新资料、讨论习题,互相打气。半年后,家里给我们订了婚。订婚不久,我们再次一起进了考场。他冲我说:“我感觉你比较旺我,这次我们一定能成功。”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考了三年,这次他顺利上岸,当了森林警察,而我却再次失败了。
在长沙一家咖啡店,他委婉地说,他父母要他找个体制内的对象。他反复跟我讲他心里的纠结,但我已经没有心情再听下去。我坐在那里,不停地打嗝,忍不住地挠手上起的小红疹子。
分开后,我糊里糊涂去了医院。我自己判断,我的焦虑情绪已经有了躯体反应,出现了皮肤过敏、打嗝、恶心等症状。精神科的医生让我去做了脑电图,确诊是轻度焦虑症。
医生要我放轻松,多运动多休息,给我开了药。我最后似乎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一直盯着他身上的白大褂,想象我穿上的样子。
考公失败又被退婚,我的事很快在村里传了个遍。我爸天天黑着脸回家,在院子里跟我妈抱怨:“村里都说我家养了个吃白食的书呆子,这张老脸往哪里搁?”
妈妈跟着长叹一口气,说:“不行我再托托人,主要是没个工作,托人相亲也不大好开口啊。”这些话愈发让我喘不过气来。
睡不着的时候,我坐在房间那扇狭小的窗户下,盯着长毛的月亮,一看就是一晚上,最后不得已吃了药,才能入睡。
有次,我照常去村里的水井洗衣服,远远就听到一群人叽叽喳喳地议论,“像慧敏那样的大学生有屁用,还不如毛小娟。”村里的毛小娟和我同龄,读书时就喜欢去网吧打游戏。初中没读完,她跟着个男人开网店,狠狠赚了一笔,在省城买了两套大房子,还开上了奔驰车。
我哥也隔三岔五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出去找活干。
他说:“人家背地里都说,你肯定是没拿到毕业证,不然怎么找不到工作?拜托你争点气,好不好。”
我拿着电话吼起来:“关你屁事。”挂断电话后,我躲在被子里哭了一场。
我把考公的书摊在桌上,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床上、地板上,到处是我脱掉的头发,有时我会控制不住地咬指甲、抖脚,心跳也会加速,感觉自己像被挤压的气球,随时都会爆炸。
这是焦虑症越来越严重了。精神不集中时,我就用笔尖戳自己手背,强制自己翻看那一圈圈红色蓝色的笔记。
有次做饭,我失手把滚水泼在了自己脚上。妈妈一边找来地榆粉洒在疮口上,一边念叨:“你这是发瘟了啊。”爸爸站在一旁,说:“认命吧。”
后来,我妈翻衣柜找东西,翻到我去精神科看病的单子,左看右看,才意识到不对劲。
“焦虑症是什么病?是不是说你读书读傻了?”我爸抖着检查单子,埋怨我妈:“看,都是被你惯的。”妈妈和他吵起来:“还不是怪你,嫌她没工作没钱,还催着她嫁人。”我不想听他们互相抱怨,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自打知道我得了焦虑症,我妈不知道从哪弄来的草药,都是些黄色、褐色的树根,用砂罐熬出黑乎乎的汤汁,非逼我喝,说喝了就好了。
正月里,堂嫂、表姐们来我家串门。母亲煮了一壶甜酒,让我陪客人唠嗑。看她们围着桌子慵懒地嗑瓜子花生,说说笑笑,我十分羡慕。堂嫂说起我的病,她觉得十分不解:“你这是钻牛角尖钻过头了。”
“我不就想有份稳定工作吗?”我垂下头。堂嫂边嗑瓜子边絮叨:“我没有读什么书,说不出所以然。反正我就那一亩三分地,要低头走路,也要抬头看天。春种茄子夏种瓜,蛇有蛇路,鳖有鳖路,干吗非要一条道走到黑。”
我愣住了。堂嫂的话让我开始反思:是不是因为自己医科大毕业,就非要找有编制的工作才算得上体面?其他的工作做不好,是不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期待太高了?
回村自救,人生另有答案
雨天,妈妈去帮人家摘烟叶,滑了一跤,扭伤了脚踝。爸爸给她敷跌打膏药,要她在家好好休息,可她没坐几天,跛着脚又要去帮人家绑烟叶。看着妈妈的背影,我突然觉得堂嫂说的没错。
我一路小跑追上去,打着陪护的借口,跟着我妈一起去绑烟叶。妈妈要去的电烤房建在村子外,杉树搭的棚子下,早有几个婶娘、阿婆坐在板凳上绑烟叶。看到我,有人笑着叫我“唐医生”,有人轻声和旁边人嘀咕,说“好钢没用在刀刃上”,也有人直接说要跟我比画比画。
我盯着那一堆堆烟叶,心想:去他的,笑就笑吧。我拿起三片烟叶背靠背,紧紧贴在杉树棍子上,把麻绳一绕一缠,两只手左右开工,一个上午就绑好几十根。一个婶娘看到我的速度,认真地数了数,笑着说:“哎哟,唐医生就是不同,绑起烟来都比我们快。”虽然“唐医生”三个字听着刺耳,但那些虚伪的赞叹倒也叫人振奋。
那天,我挣了一百一十块钱,递给我妈。她把钱塞到我手里,说:“是你挣的,就自个儿留着。”
夜里,我摸着那些钱,感觉自己还有用,并不是别人嘴里说的“吃白食”。
我每天跟着妈妈去干活。有时跟着一群四五十岁的婶娘们,一起坐在棚子里绑烟叶;有时去烟田里摘烟叶,等烤完烟后,又跟着一起去插田。忙碌的农活让我没时间去关注别人的眼神。
那一个月,我一粒药都没吃,紧张的神经也随着汗水一点点释放,每天晚上能吃一大碗饭,常常累得倒头就睡。
婶娘们还是喜欢叫我“唐医生”,她们谦虚地向我讨教:“最近总是腰痛,是不是肾结石?”
“我家那老头子,这几个月都没胃口,会不会是得什么癌了?”
我不敢轻易做出判断,但还是根据自己所学,尽可能地跟她们解释,并建议她们最好去医院照个彩超或者CT。
有天,一个婶子拿着她的彩超片子让我帮忙看看,说自己乳腺上是不是长了毒瘤子,还非说她不相信别人,就相信我。
我拿到灯光下认真地看过后,告诉她应该是乳腺结节,但还是每年都去复查一下比较好。我还告诉她,平时割点夏枯草回去熬开水喝,清热解毒专散乳腺结节。
她放心地舒了口气,回头还给我送来一个大西瓜。
九月的一天,太阳很炙热,我爸的朋友刘老板来我家收小竹子,我爸正好不在家。我便帮他把竹子卖了,可没有人帮忙装货。村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外地打工,条件好点的也去县里买房了,留下的大都是不愿去城里生活的中老年人。
刘老板一个人跳上跳下,累得气喘吁吁。我看不过去,搭了把手。装完货后,车子还空了半截,刘老板去村里逛了一圈,发现砍小竹子的人并不多,他嘟囔着今天这一趟跑起来不划算。
我们这里主要是种植烤烟,收这种竹子的人很少,砍的人自然也不多,可这种小竹子山上遍地都是。我眼睛一亮,试探着问他,如果我帮他在附近收货,价钱上可以给我多少利润。
“主要是看竹子大小,最小的竹子给你五分,大的一角或两角都可以。你收多少货,我就要多少货,直接送到我的仓库里去,省得我亲自来回跑。”刘老板说。
那天,我跟着他去了他在县城的竹木加工厂。那是一个占地四五亩的工棚,里面小竹子堆得老高,旁边还有杉树、樟树、柏树……
刘老板指着工棚里的竹子、杉树,给我简单介绍说:“小竹子是大棚蔬菜种植基地用来搭菜架子的,比如黄瓜、苦瓜、丝瓜这些都用得着。现在到处都搞大棚种植,野生小竹子需求很大,因为退耕还林,野生小竹子也越来越少。杉树、樟树、柏树的用处就更不用说了,做高档家具、工艺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