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跨过“伤医门”：此生奔赴“天下无盲”

4年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勇不幸遭遇暴力伤医事件，两周后才得以脱离生命危险。

4年后，经过涅槃重生般的康复训练后，陶勇又拿起了手术刀，继续其悬壶济世之旅。

在陶勇获评第九届“首都十大健康卫士”之际，本刊特邀他撰写此文，向关心他的朋友分享他这4年多来的心路历程——

“你上热搜了！”那突如其来的伤医事件

2020年1月20日，临近春节，医院里依然人满为患。

早上临出门时，妻子叮嘱我，母亲今晚准备了我最爱吃的香菇米线，让我早点回家。

当天是我坐诊的日子，坐在就诊台后，我查了一下当天的门诊量，比前一天还多十几个。护士跑过来和我说，还有几个病人请求加号。我笑了一下，香菇米线看来是吃不成了，能多让几个病人踏实过年，也不枉母亲的一番苦心。

整个上午看诊还算顺利，看了一大半的患者。想着也许晚上能赶回去吃饭，所以我中午没去食堂吃饭，简单地泡了一包方便面，吃完后稍微休息了一下，大概一点钟便开诊了。

很快就轮到第四位患者了。她拿着过往厚厚的一沓病历，我挨个儿认真翻了一会儿，想找出其中的关键问题。

这时候，我隐约看到有一个人进了诊室，径直走到我的身后。我也没多想。这样的情况在医院太过常见——虽然有导诊护士，但有时病人也会趁其不备，跑进来插队问诊。

猛然间，我感觉后脑遭到狠狠一记重击，整个脑袋磕到办公桌上，一种木木的昏眩感袭来。我下意识抬手护住头，那时我的右手还拿着病人的病历，所以本能地用左手向后脑摸去。

紧接着又是一击，力度更胜之前，我听到旁边的病人大叫一声，这才意识到我被袭击了，便慌忙站起来往外跑。

我直奔楼梯处，楼道里瞬间传来厉声尖叫，人群四散。我眼睛的余光看到自己的白大褂已是殷红一片，头还在嗡嗡作响，眼前金花闪烁。

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拼命奔跑，跑到楼梯口的拐角处时，发现这是一个死胡同，刚要转向，对方已完全近身。

重击再次袭来，我整个人被击倒在地。我大声呼救间，看到一个白色身影扑了过来，同那人扭打在一起，我趁机爬起来往扶梯处跑去。

这时的我已经神志不清，迎面看到一位护士，她惊愕地看着我，然后迅速扶起我，连扶带背地将我拖进一个办公室，然后将门反锁。

她又惊又急：“您受伤了，赶紧躺下！”然后，她扶我躺在办公室的看诊床上，接着麻利地拿出酒精、纱布、剪刀开始为我消毒包扎。

事发太过突然，很多细节已记不清楚。事后恢复的过程中，我才陆续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对方提的是一把大型菜刀，沉重锋利，我在就诊室就被砍了两刀，一刀在我后脑部位，另一刀在我的左臂小臂处。在我逃到楼梯拐角处时，我被砍翻在地，后脖颈又中一刀，左手可能在下意识挡刀时被横着劈开，右臂也中了一刀。

在这短短几十秒钟里，先后有多人对我出手相救——同在诊室的一位志愿者为了喝止行凶者，在我跑出去后，后脑被砍了两刀；而一位正坐在诊室门口候诊的病人家属的手背，也在为我阻挡行凶者的时候挨了一刀；那个冲出来与歹徒英勇搏斗的，是坐在我斜对面诊室的杨硕大夫，他的头部左侧被刀劈中，眼镜碎裂在地，左耳被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还有一名姓赵的快递员，他抄起过道上的广告牌冲上来与歹徒对峙，还不时地劝歹徒冷静。

没有这些仗义出手者，我很难死里逃生。

我被紧急推往了急救室，开始手术。打过麻药后，我就进入了昏迷状态。

手术持续了约七个小时。我的左臂与左手受伤最为严重，神经、肌腱、血管两处断裂。积水潭医院手外伤专家陈主任被请到我院，果断做出了救治方案。

我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中午，麻药的药劲还未散去，整个人晕晕沉沉，脑袋像被套了一个坚硬的铁壳，勒得头痛欲裂。

一直到第三天，我的状况才逐渐好转。

迷迷糊糊中，我看到妻子来了。她没我想象的那样悲伤，就好像我们平时见面一样。她笑着对我说：“你知道吗？你都上微博热搜了。”

这个傻姑娘，也真是符合她的性格，大大咧咧、简单直接。我苦笑了一下，特别想问她家里的情况，可是当时的我完全没力气开口。

妻子好像知道我要问什么，柔声地告诉我，女儿暂时拜托朋友照顾，父母也安顿好了，一切都好，让我放心。

我心酸不已，但也动不了，只能向她眨了眨眼。妻子红红的眼眶出卖了她的乐观，我知道她一定昼夜未眠、哭了很多次。

ICU不能久留，妻子陪我聊了一小会儿，便被请了出去。

犯不着理解：把苦难当肥料滋养自己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头痛仍在持续地折磨着我。这是脑水肿造成的，我整个脑袋像扣了一个完全不透气的钢盔。我知道这个过程谁也帮不了我，只能靠自己一点点扛下去。

一直到第五天，我的头痛终于有所缓解。有了意识后，我开始有了身体的运转需求。妻子给我熬了一锅鸡汤，用保温瓶带进病房，打开后，香气扑鼻。可如此美食，我却难以下咽，勉强喝了几口，便再也吃不进去。

“你上新闻了，很多热心的人都非常关心你。”妻子缓缓道来，“很多人想来看你，但因为新冠疫情，没法进入医院。他们送来的鲜花，摆满了整整一个楼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疼痛在各位医师和护士的护理下一点点缓解，头上的水肿消退，但是伤口的痛开始立体清晰起来。由于根本无法入睡，我不得不吃一些止痛药才能睡得安稳。

当警察大哥告诉我行凶人的姓名时，我完全愣住了，实在找不出他伤害我的理由——

他是我三个月前接诊的一个病人，生下来双眼高度近视，一年前右眼视网膜脱离，曾在别的医院做过三次手术，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

找到我时，他的眼球已是萎缩状态，视网膜全部脱离，并且僵硬。我反复告诉他，最好的医治结果，只能是保住眼球，保留一点视力。但他不想放弃，坚持想试试。

当时，我腰伤复发，疼痛难忍，但还是坚持把他的手术完成。我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么一个成功案例的病患，差点要了我的命……

医生的工作几乎是每天单调的重复——坐诊，做手术，巡查病房，回答问题——这和多数工作没有什么两样。

刚工作不久时，我曾经遇到过一位29岁的小伙子，他是黑龙江佳木斯人，刚结婚就得了白血病，做完骨髓移植术后骨瘦如柴。

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眼睛也出了问题，病变位置很危险，不治会失明。如果治，有可能治好，也可能立即失明。并且，即便治好了，他的视力仍是手术前的0.6，对这种感知不到效果的手术，医生很难从患者那里得到好评。

进退失据时，我扪心自问，学医的初衷是什么，如果追求明哲保身，我又何苦学医？说服了自己后，我就去救他了。

最后的结果是，我找到了他眼底病变的原因，把他的眼病彻底治好了。

从医多年，我救助的患者不计其数，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患者砍成重伤。

妻子见我陷入迷茫，及时开导我：“别想那么多。有些事，犯不着理解。”

妻子名叫范莉，年长我1岁，从事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我叫她“范姐”。范姐的口头禅是“犯（范）不着理解（姐）”。

范姐为了将我从不理解的痛苦深渊中解救出来，带着我一起回忆上学期间的趣事。

我们俩有个共同的朋友，是打小就认识的那种。上学期间，他就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聪明，老师刚在黑板上把问题写出来，他就能快速地给出答案，我们送他一个外号“聪明哥”。

初二那年，小镇上来了转学生，外地人，口吃很严重。“聪明哥”想帮“口吃哥”矫正口吃的毛病，试了很多办法，无济于事。“聪明哥”完全不理解“口吃哥”，说话这么简单的事，他怎么就做不到呢？

像遇到了一道难解的题，“聪明哥”非攻克它不可。常规办法不奏效，那就用奇招。“聪明哥”决定先自己学“口吃哥”说话，学会后，再带着“口吃哥”回归正常。

很快，“聪明哥”就学会了口吃，却像一脚踏进了沼泽地，再也出不来了。

因为害怕自己的孩子也学成那样，很多家长都非常担心，老师也三番五次和大家强调，不许去学。

唯有范姐的爸妈不太担心，因为他们了解自己的女儿，那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理解不了的事，犯不着理解，根本不可能去钻牛角尖。

经范姐如此一开导，我心情好多了。我想，我并不愿意接受苦难，但一旦遭遇，不妨将苦难变成肥料，来滋养自己。

重拿手术刀：在初心之路上继续前行

我从德国留学回来后，就和范莉结婚了。家里凑了一点，在北五环外买了一套50平方米的小房子。我们每天大多数时间都消耗在路上。

结婚一年后，妻子怀孕了。孩子出生后，若父母过来带小孩，一个一居室是根本无法居住的，但我的薪水却根本没法换大房子。

想着妻子陪我蜗居多年，包揽了全部家务，如今还为我担惊受怕，我心里不是滋味。

就在黯然神伤时，我忽然收到了一条微信邀请，通过后，那个人给我发了一段视频。在视频里，我看到了一个开餐馆的胖男人，以及他与妻子、女儿的合影。在视频的最后，还有一段他蹦极的经历。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谁，直到他说：“陶大夫，12年前，你救过我的命。”我才隐隐约约想起来，他是那位白血病移植手术后眼底病变的患者。他说，当年他想清楚了，如果失明，他就会去跳楼，是我的一次勇敢的努力，把一个跳楼的人变成了蹦极的人。

妻子知道后很高兴，说：“我说有些事犯不着理解吧。”我也乐了。是啊，救死扶伤，这种价值感是无与伦比的。

2021年2月，那个将我砍成重伤的人，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之后，我的生活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只是走在路上会忽然被人认出来；或者在医院的时候，会突然有陌生人跑来跟我合影；不时会有陌生电话打来，邀请我参加一些活动。

有时候在家里视频录像或现场直播时，妻子总会提醒我注意一下形象，换件好看的衣服之类的。言外之意，她希望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公众人物看待。

这些我并不拒绝，就算不是公众人物，我也希望自己的形象好一些。但“公众人物”这个头衔我实在愧不敢当，我始终认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正好拥有一些医学专业知识，可以为病人做些什么。

我28岁从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35岁成为主任医师，36岁担任教授和博导，曾每天接诊上百位病人，最多一天做过89台白内障手术。

医学就是我的信仰，我要向光而行。

我的左手受过贯通伤，短时间内无法拿手术刀。但我还是想做点什么。

早在我遇袭之前，我就着手写《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用》一书，这是我近十年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我想赶快完成；再者是持续推进公益计划，让盲人享有该有的权利，能独立并快乐地生存于这世间……

因为有着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做，我抓紧点滴时间开始工作。妻子坚持以实际行动支持我，我也照常和家务绝缘。每当孩子要打扰我的时候，她总是很配合地把孩子带到另一个房间去做作业和玩。

过了一会儿，我便会担心孩子会不会一直看书看电视，把眼睛看近视了，时不时走出房间，反复提醒孩子要注意“20-20-20”法则〔使用电子产品时保护视力的口诀，看屏幕20分钟以后，要抬头远眺20英尺（6米）外的地方20秒以上〕。

在左手功能逐渐恢复的过程中，我拿起了“科技这把更厉害的手术刀”，促成了“眼内液精准检测技术”在全国700多家眼科医院的落地，帮助8万名疑难眼病患者查明了病因。

2022年4月，我成功地帮一个小姑娘降下了眼压。她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被我保住了。那天，我们并排在一起，向公众展示我们两人三只做过手术、已经变形的手。我在微博上写下如下话语：病魔没有打败她，人性之恶没有打败我。一起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