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月的滚烫云知道：北漂夫妻返乡开书店

2009年之前，孙晓迪做编辑，爱人高明做记者，两人生活安逸。为了梦想，他们双双去了北京。2017年，夫妻俩回到沈阳，开了一家书店。为什么开的是书店而不是其他？

以下是孙晓迪的自述：

为了文艺梦想，我和爱人辞职北漂

高明和我恋爱时，是沈阳一家省级报纸的调查记者，立志用笔做一个战士，揭露天下一切不公。

与他相比，我的梦想有些普通，想出书当作家。

那时我在青岛出版社做编辑，闲暇时也发表小说。那是2009年，北京是所有青年的圣地。对于文艺青年来说，“北漂”是个神圣的字眼。

高明想去北京写更深刻的调查报道，我想去北京实现文学梦，但我们在青岛犹豫了八个月，靠一个朋友才终于下定决心。这个朋友叫关飞涛，之前和高明是一个报社的，后来辞职去了北京。

十月的一个周末，关飞涛来青岛出差，和我们见了一面。在台东一家饭馆，关飞涛跟我们讲北京的种种见闻。他在一家全国性媒体，能够参与每个重大新闻，天南海北到处采访，而隶属于地方报社的高明，却没有资格报道外省事件。

关飞涛行程很紧，吃了一顿饭就匆匆离开，留下心中起了滔天巨浪的我们。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睛，拍拍高明，说：“咱们去北京吧。”

三天后，高明独自踏上了火车。两个月后，我也从出版社离职，去跟高明会合。

如果一直在青岛，我的人生会非常安逸。我和高明，一个出版社编辑，一个报社记者，都是国企。我们的工资加在一起每个月一万五，看好了海信璞园的房子，才七千一平方米，两边家长使使劲，可以全款买下来。娘家威海离青岛二百公里，爸妈每周都可以开车来看我们。我妈会来给我包饺子，我爸会来帮我收拾屋子。要是我们生两个孩子，他们就会搬到青岛。

然而，我们去了北京。

高明刚去时，住在关飞涛家的客厅。屋里很冷，没有多余的铺盖，只能直接躺电褥子上。关飞涛的老婆怕高明被烫着，又在上面放了一张凉席。后来一屋子人全感冒了，用酒精灯烧醋杀菌。

我去北京的时候，他们三个换了新住处，居住条件好了很多。高明带我去首都图书馆办借阅卡，去北师大听王蒙的讲座，还坐了很久地铁，去万圣书园买书。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迈入万圣书园时的震撼，那是我知道的最好的书店的模样。

我们毕恭毕敬地流连着书台，一句话也不敢讲。高明在那里买了胡续冬的《胡吃乱想》，又送给我看。我们提醒对方不要平庸，坚持理想，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努力奋斗。

我们去北京的时候带了一些积蓄，这笔钱不到三个月就花光了。靠着做调查记者的履历，高明顺利应聘到一家知名报社。试用期工资两千八，工作内容是跑日常新闻，比如哪里发生了车祸、哪里的红绿灯不亮了这种不到五百字的小豆腐块。

高明以前发表的深度报道，都被我剪下来放在一个文件袋里，来北京写的那些稿件我也尝试这么干，被他阻止了。北京给了高明一个下马威，他想实现抱负，但没有机会，而且工资也让他感到屈辱。

好在我挣钱上的运气很不错。本来只想找个少儿出版社打工，却由一位发行商引荐，开始做自由编辑。前辈建议我和出版社谈高价格，他的建议是两万块四十页，合作的出版社一口答应。

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过去后，高明的试用期结束了，他没有被报社录用。那时我又和好几家出版社达成合作意向，一个人忙不过来。高明振作精神，决定和我一起创业。

我们开始组建工作室，搬到通州。客厅被布置成工作室，客卧分给了三个漫画家。他们画完漫画会给我的杂志免费画插图，以此抵消房租。美术编辑每天来我家上班，高明负责对接客户。

随着收入增加，我们把住处和工作室分开，再告别拥挤的八通线，后来把两个地方的距离控制在走路五分钟之内。最后工作室和住处全在青年路，朝阳大悦城成了解决三餐的食堂。比事业成功让我更得意的是——我在工作间歇努力投稿，终于得到一家图书公司的青睐，出版了一本小说。

故事到这里结束就好了，梦想照进现实。可惜在北京待了不到三年，我和高明就回了沈阳。

因为房子。

我们去北京的第二个月，交满五年社保才能买房的限购政策正式出台。我对高明说，如果我们去得再早一点，一定能在北京买到房，彻底扎下根。

北京的房价在2010年是两万五，难以想象五年后会涨到何种地步。我妈早就斩钉截铁地跟我说，要和高明结婚，必须得有房子。

其实我和高明在一年之前就登记了，没有和他们说。这在我家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之前他们见过高明，也很喜欢这个东北青年，但结婚是件大事，要看日子，要两家一起商量，最重要的是得有房子。

我的任性彻底打乱了他们的计划，我爸痛批我们“胆大妄为、目无尊长”，我妈很生气，“光登记不算结婚，举行婚礼才算，在那之前先把房买了。”

想立刻在北京买房，只能去燕郊，我们没有这样做，婚礼前一个月，我们买下两室一厅的房子，位于沈阳南边的新区，没有贷款，三家全掏了钱。

命运就在这里发生了偏移。

京城居大不易，回到沈阳亦不容易

两年后，我和高明回沈阳收房。买房时我没有感觉，但是收房时，我竟然被房子击中了。

其实只是一个位于十六楼的毛坯房，北方慷慨大方的阳光，从蓝得一尘不染的天空中直射下来，洒向水泥地，形成一块又一块金色的、明亮的方块。我站在那些方块里，幻想着住在这里的样子，心里有好几个瞬间都不想回去了。

回北京后我什么都干不下去，满脑子都是我的房子。主编少儿杂志让我疲惫烦躁，如果回沈阳，随便赚点钱就好了，不需要这样拼命。

我们在北京一年开销几十万，有一次和家里通话，我爸问了问房租，担心地说光两个地方的租金就顶他一年工资，“你们的压力太大了。”

假如连父母都觉得我在北京很难，我是不是就可以回沈阳选择轻松一些的生活？反正我的工作都能在网上完成，我甚至不用开工作室不用雇人，做回自由编辑，大部分精力都可以放到写书上。

高明没有在我们的人生大事上做过任何决定，他总是说：“迪迪，听你的。”其实他不想回沈阳，他喜欢北京，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

收房的半年后，我的脸开始长白癜风，每隔一个月就长出一块指甲大的白斑。医生说是压力导致。那时工作室的规模日渐壮大，我手里握着至少十本杂志，还有出版社在等我抽出空当。我有三个文编和三个美编，还想再雇一个助理。

我情绪化，总在办公室哭哭笑笑，又喜欢事无巨细一把抓，不相信员工可以独立完成任务。高明因为和我总是吵架，早就不管工作室的任何事务。

我挣扎于繁杂纷乱的日常工作，在每个焦虑难眠的夜晚，反复回忆来北京的初衷。

我哭着摇醒高明，把委屈难过一股脑倒给他。“我是为了当作家来的北京，不是当一个少儿读物包工头。如果一直干这个，我为什么要从青岛出版社辞职……”终于在那个我说想回沈阳的晚上，高明为我擦去腮边的泪水，“好，我们回去。”

2012年8月17日，我喜滋滋地回到沈阳。我对会为这个决定付出何种代价，一无所知。

苦果很快递到了我的嘴边。首先是我的事业。虽然是全国性的工作，但地方出版社经常去北京，我可以顺便和这些主编见面，拿到更多订单。

但在沈阳，他们见不到我，想不起我，也不会把新项目交给我。这倒也罢了，我一心想写小说，并不在意事业下滑，最可怕的是另外两件事。

高明在沈阳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北京时，他做过杂志主编、电视台编导，去互联网公司干营销总监，北京是一条宽广的大河，高明有的是机会翻出浪花。但回沈阳后，高明被限制在一个水洼里。

回沈阳第一年，他帮我干了一段时间少儿杂志，这份琐碎枯燥的工作不适合他，而且也越来越少，少到我自己干也不过一个月花两天时间。

第二年他去了一家做地产的传媒公司，总经理是他在报社时带过的徒弟。这位徒弟非常尊重高明，“师父你帮帮我，去我公司玩玩，给嫂子挣个买包的钱。”高明被徒弟“请”到了公司，一开始很兴奋，要把徒弟的公司带成沈阳地产媒体NO.1。

可惜高明想多了，徒弟真的是让他去公司“玩”的。没有实权，没有项目，唯一的作用是应酬时坐在徒弟身边增添徒弟的名气。“这是高总，刚从北京回来，XX您知道吧？对对，高总跟他合作过。”

为了和徒弟还能当朋友，高明离开了他，去了另外一家传媒公司。这家老板给了高明一个很高的职位，工资也很可观，并且在全体会议上宣布高明只对他负责，但高明还是没事做。

当然高明理解的“做事”和那家公司在做的不一样。在高明的认知里，签下客户的首要条件是“活儿好”，为此需要不停打磨方案，拿出最过硬的业务能力，这也是北京给他的经验。

而那家公司并不在意业务，他们信奉关系的力量。只要交情到位，就能拿到大单。人们热衷于谈论人名和宏图愿景，酒过三巡、面红耳赤之际，明面的义气和暗里的回扣促成了一次次合作，至于要不要做好，该不该做到业内第一，都不重要。

又过了一年，高明成立了一个负责新媒体的部门，下属是七个漂亮女孩，全是高明亲自招来的。

高明决定带着女孩们拍短视频，老板说好，用力拍高明肩膀说：“公司全力支持！”但女孩们很快就不能只做新媒体，还得跟着其他领导谈客户。当女孩们只能用下班时间给高明拍短视频时，高明对她们说：“去好好喝酒吧，我这里没前途。”

女孩们满脸委屈地来，高高兴兴地走。没有人再来之后，高明就会离开工位，走到河边，坐到一张长椅上，沉默不语地看二十分钟水面。

那时，在家对着电脑苦苦构思小说的我不知道高明在看水面时会想什么。

高明终于在年底辞了职，开始创业，不得不听命于一个父亲拥有十几亿资产的富二代。这个比他小十岁的男孩，有一颗超越父亲的心。他投资了高明的公司，要求高明靠短视频一个月赚100万。

高明带着他谈客户时，男孩忍受不了乙方身份，几次都严厉出口，要收购对方，让甲方成为自己的全资子公司。一切都可怕而混乱，高明不知道该如何让这个年轻的投资人满意。

三个月后，他们分道扬镳。这短短的创业让高明对自己产生了很深的怀疑。

至于我，虽然仅剩一个客户支撑收入，但是另一件可怕的事情也发生了：我写不出东西了。

依然澎湃如昨，开家书店对抗生活

三年前，我不顾六个员工震惊到发白的脸色，风驰电掣地解散工作室返回沈阳，把在北京一年赚的钱全用来装修新房，一心为自己打造出绝佳的写作环境。我布置了书桌，买了新座椅新电脑新键盘，觉得大作家之路近在咫尺。

在沈阳的三年里，我也确实出了三本书，但没有一本比处女作让我有成就感。我渐渐地写不出一部完整的作品，很多故事在脑子里日夜翻涌，兴致上来我还能写个几千字，但我写不出一个故事，每一个都在一万字之后陷入停滞。我盯着白花花的文档，感到恶心和反胃，毫无写作的快乐与激情。

怎么会这样？我在家里发疯地转圈，感到不可思议。我在北京忙着开工作室、忙着编杂志、忙得觉都不够睡时，都写出了满意的作品。现在我明明得到了一切，可我最想要的，没有了。

我最热爱的梦想，我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的写作，在我住在大房子、又安逸又清闲的时候，没有了。

争吵开始频繁出现在家里。在北京租房住时，我们几乎不红脸，而在自己的房子里，我和高明摔了太多东西。成套的瓷器、碗、水杯、花瓶，高明在盛怒之下，连键盘都会被摔成碎渣。都是些很小的事，但是一点就燃，每个人都充满了委屈和怒气。

在高明铁青着脸摔东西时，我的心里不停重复几个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为梦想去北京，为房子回沈阳，满心以为会得到幸福和自由。我会写书、做饭，把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我的爱人事业有成，忙时飞来飞去，闲时读书喝茶，与我畅谈人生。事实上我每天披头散发，连碗面条都没心思做，高明苦闷低沉，在家里只是打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