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扫地工：人生是几万次太阳升起

[编者按]仲楠自称是最倒霉的博士生。虽然28岁就拿到博士学位，却患上严重的肝病，从肝炎到肝衰竭，不得不做肝移植手术。

找不到工作，他回到农村老家扫胡同，一个月只有800块钱。他却觉得，很满足。

最倒霉博士，毕业就病重

我妈总是说我从小就“与众不同”，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我学习成绩很好，211本科毕业后又一路保研、保博，28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第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小胖墩”，身材明显比其他人圆润臃肿。

读博的最后两年，由于科研压力大，毕业论文写作费时费力，我开始长期熬夜写作，睡眠变得很不规律，运动时间也被大大压缩。

我以为是脂肪肝发作，便去校医院看诊。校医院给我开了些保肝利胆的药。一两个月后，腹部隐痛又有加剧，我却总侥幸地想，说不定过几天就好了。

就这样拖到毕业，我顺利拿到一所一本大学的副教授录用通知。毕业典礼结束后，我在家稍做休整，就启程去学校办入职手续。

下午三点，七月的太阳格外炙烤，我满头大汗地走进体检中心拿检查结果，彩超检查显示我的肝脏、脾脏肿大，提示有严重的肝炎。

体检主管大夫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说他们医院检查设备水平有限，建议我去当地人民医院做一下深入检查，以免耽误治疗。

我瞬间如坠冰窟，心狠狠揪了一下。入职体检搞砸了，我怎么向父亲说明情况？他还在宾馆里等我的消息。现在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走回宾馆的，只记得父亲在房间里，用他粗糙的大手替我擦干眼泪的画面。

当天晚上，我在手机上预约了人民医院消化科专家号，次日做了增强CT，被告知结果会在24-48小时内出来。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我在宾馆艰难地挨到了次日晚上。

零点，手机忽然亮起来，检查结果发送过来了。我用颤抖的手打开CT报告，只见上面赫然写着“肝硬化失代偿期，侧支循环建立，腹腔见少量积液”。

一阵疯狂搜索后，我弄明白了这种病的性质：“极其严重的终末期肝脏疾病，药物治疗难以逆转，只能尽量延缓疾病进展。”

我看了看另一张床上刚睡着的父亲，不忍心叫醒他，更不知道该怎样告诉他这个晴天霹雳。犹豫再三，我拨通了姐姐和导师的电话，把检查结果告诉了他们。

不知何时，父亲已经起床站在了我的身后。等我打完电话，他轻声说：“现在发现也是好事，‘早发现，早治疗’嘛。外面冷气开得太大，别冻着了，回屋里睡吧，明天再说。”

离开医院时，我和父亲都没再说太多话，回宾馆收拾了行李，沉默地离开了这座令我梦碎的城市。

回到家后，我们决定立即去省城医院就诊。看完检查结果，主任医师程教授表示，我的肝硬化主要是由于脂肪肝长期迁延发展，加上熬夜和饮食等因素造成的。但我毕竟还年轻，也没有病毒性肝炎，长期维持现状甚至缓慢逆转的希望也还是有的。

回到家后，除了按时吃药、增强运动，我还调整了自己的饮食：主食减半，不再碰任何油炸食品，坚持少盐少糖。半年下来，最大的收获是，我的体重减轻了几十斤。

与此同时，命运转轨带来的失落与焦虑也时刻折磨着我。眼看着与我同年毕业的同学、朋友们各自步入职场开启了新的人生阶段，疾病缠身的我没能让家里享福，反而需要爸妈辛苦奔波，为我四处求医问药。

好在早期治疗以吃药为主，我没有给家里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但看着他们为我担忧奔波，我知道我的病已经是他们心上的大石头。

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我不由得会一遍遍想：我还会好起来吗？还有机会重新获得稳定的工作吗？与焦虑相伴而来的，还有深深的孤独感。虽然原本我也不是个社交达人，但朋友还是不少的。可生病以后，我逐渐从原有的社交圈子里“消失”了。

由于心情低落，身体健康状况起伏不定，我越来越不愿意发布文字或动态，因为除了吃药、治病，生活里再没有新鲜事发生，自然而然也与朋友们减少了互动。

生病的事情我很少对外说，大部分同学或朋友自然都不知情。每当朋友们问起我的近况，我总是犹豫，该不该把自己糟糕的处境和盘托出。有一次，读博时的室友问起我入职后的感受。看着他发来的消息，我其实很想告诉他自己因病尚未入职，但就是开不了这个口。

向人承认我病重，还因此失去了工作，是个狼狈的事实，我最终只是用“还行”两个字草草敷衍过去。

埋头写作，重拾生活热情

为了对抗这种焦虑和孤独，我决定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重拾我对生活的热情。

那时，我正想找些事情填满每天的时间，与我曾有过合作的国内知名出版社恰好发来稿约，请我参与一部书稿的编纂；此后不久，母校的一位教授也邀请我参与某部丛书的编撰工作。我全情投入到我擅长的领域，生活重新变得忙碌和充实起来。

与此同时，我与外界的沟通也日渐增多。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共完成几十万字的约稿，有了数万元的稿费收入，虽然不多，也足以应付我治疗疾病的花销了。

我还接受B站某位UP主朋友的邀约，为他撰写了十几期文案。看着自己分享的知识与见解被制作成通俗的视频，得到观众的反馈，着实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有次朋友告诉我，某期视频的播放量超过五十万次，视频下面的头条留言说：“感谢作者精彩讲解，总算把这个困扰我多年的疑惑给解开了。”

虽然在家有事可做，但不幸的是，逐月复查的结果却并不乐观：腹水没有消除，生化指标反复波动。随着脐疝的加重，我没办法像之前那样每天进行慢跑、深蹲等锻炼，只能缓慢走路。

起初每天还能走一两公里，后来渐渐缩短成一两百米，甚至每挪动一步，腹部肌肉就疼痛不止。为了保护腹部，我的腰也变得越来越佝偻。食欲明显变差，最严重时甚至多喝几口水都会觉得腹胀难忍。

父亲认为不能再拖下去，带我去家乡的三甲医院住院。大夫给我用上了利尿针，不到一个星期，体重骤降二十公斤。眼见腹水有所缓解，脐疝也没有再发展，我便出院回家疗养。

可是刚转过年，腹水就卷土重来，脐疝加剧，肚子越来越胀，每天被迫躺在床上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无奈之下我又住进了医院。有天傍晚，我的脐疝突然溃破，腹水从肚脐处喷射而出，流了满床满地。父亲只能包了一辆救护车，将我转送到北京某知名医院。

脐疝修复术并不算特别大的手术，但手术打击却进一步加重了肝脏的损伤，各项肝功能指标都出现了恶化。李大夫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已经出现了肝衰竭，必须尽快进行肝脏移植，否则时日无多。”

肝脏移植手术风险非常高，所需费用足有百万。躺在病床上，我仿佛听到了死亡判决书。我不想连累亲人，不想人财两空，一心只想着怎样与这个世界“体面告别”。

然而，父母和姐姐不能接受。父亲斩钉截铁地说：“必须做移植手术，我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等死！哪怕砸锅卖铁，把头磕到地上，也要筹钱救你！”

在最绝望的时刻，我的亲戚、导师、朋友和同学们听说了我的情况，都慷慨解囊，四处为我筹措资金。许多素未谋面的好心人看到我的求助信息后，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姐姐帮我寻到了新消息，河南的郑大一附院也可以做肝移植手术，且费用相对低廉一些。我们一家人下定决心去郑州接受肝移植手术，我要为自己搏一次。

回老家，做幸福的扫地工

起初，我以为只需等待一两周，最多一个月。然而秋去冬来，冬去春回，手术依然遥遥无期。

等待的每一天，都是险象环生。第一个月，由于我免疫力差染上感冒，不停地咳嗽，震裂了脐疝手术的刀口。大夫只能将已缝合的伤口重新打开，用引流条为我清理脓血。

腹水加剧一段时间后，我逐渐感到严重的头晕，血压降到40甚至30的水平。大夫说，这是感染性休克，于是我开始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两条胳膊四条输液管路的注射治疗，持续了半个多月。

每当负责手术通知的小王医生走进病区，告诉某位病人“喝蓖麻油”，病友们就知道，他大概率幸运地等到了肝源。

不过，“喝蓖麻油”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手术，因为肝源捐献者的家属临时撤回捐献意愿，或是肝源病理检测不合格，甚至肝源半道被急救病人“截胡”，都有可能使捐肝失败。

除夕的晚上，医院给我们这些“留守病人”发了些速冻水饺。吃完饺子，爸爸从我病床下拿出铺盖，和其他家属一样，将它直接铺在病房走廊的地板上，慢慢睡去。

看着睡着的父亲，我忽然发现，我活下去的核心动力是还没做够他的儿子。

3月底，一个寻常的傍晚，父亲去病房楼外买晚餐，我独自躺在病床上发呆。小王医生忽然快步走进病房，来到我床前说：“明天下午三点手术。你是老病人，流程想必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晚上赶紧喝蓖麻油吧！”

理性告诉我，喝了蓖麻油，变数仍然很多。尽管我竭力保持平静，晚上仍激动得睡不着。

粗大的麻醉针头扎进胳膊，大夫偶尔跟我聊两句，直到我丧失意识。后来我才知道，手术足足进行了八个半小时，晚上11点半才结束。术后第三天早上，在父亲和姐姐的搀扶下，我艰难爬起来，提着身上的各种管子踏出了新生后的第一步。

每走一步，疼痛都足以让我哆嗦好几下，我却一点都不想停下来。

我望向窗外，春光正好。整整九个月的住院时光，终于可以暂时画上休止符。

出院后，起初是每星期复查一次，一个月后变成了两周一次。康复的进程很缓慢，许多事情都需要注意。比如饮食要严格遵循医嘱、吃药绝不能漏服，不能接触猫和花鸟……

尽管如此，乡居的日子比病房里好了千百倍。身体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经济压力。治病期间欠下的外债要还，每个月的复查费用不菲，还有每月固定支出的三四千元药钱。为了贴补家用，父亲回乡后马不停蹄地重操旧业，干起装修的活计，一天也不肯歇着，妈妈操持起了家里和地里的事情。

看着他们操劳的身影，我很想尽快做点什么贴补家用。在我心里，重返校园去做博士后，是最合适的选项。离开校园的日子，我才发觉，读书、科研是我难以放下的志趣。

由于我毕业就生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仍属“应届毕业博士生”，所以做博士后不存在程序上的障碍。按照主治大夫的说法，我康复至少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为了让那一天顺利到来，我给自己制订了早晚各5000步的运动目标。恰在此时，村里了解到我家的情况，帮助我们申请了农村低保，还告诉我说：“村里有临时公益岗，主要工作是每天早晚两次打扫村里的胡同。”

每个月有八百元补助，大概需要做六到九个月，村干部问我愿不愿做。我没有犹豫，带着真诚的感激立即答应了。搞卫生又不算重体力劳动，还能锻炼身体，何乐而不为呢？

就这样，我在村里当起了公益岗清洁工。村里给我发了一把大扫帚，算是岗位的“标准制式劳动工具”。不过我很快发现，仅仅一把扫帚是不够用的。

我负责的区域有四五个胡同，胡同里最大的卫生挑战有两项：落叶和羊粪。

我告诉自己，博士扫胡同，也要扫得愈发干净才行。干了一段时间后，我逐渐习惯了清扫工作，也摸到了一些清理窍门。扫落叶要顺着风的方向，否则辛苦扫完又被吹跑了。打扫羊粪的时间要选在老大爷放羊后半小时内，此时“羊粪蛋”还未完全黏附在地上，清理起来比较省力。

养羊的老大爷会时不时跟我侃侃国际大事，开彩票店的叔叔会跟我探讨下他的炒股策略，我时常叹服于他们的敏感程度，哪怕身在乡村，他们的心中照样有一个完整的世界。

晚班时间从五点钟左右开始，这时候胡同里最常见的是小孩放学。每当经过我身边，他们总会对孩子说：“人家是博士，你们也要好好念书，念上博士就好咯。”

我刚开始还惊讶于大爷大妈们不嫌弃我处境落魄，后来才逐渐了解到，在他们的观念里，“村里能挣钱的多了去了，博士可就你一个，这就是古代的翰林学士，能进族谱！”

从小学到博士，二十余载寒窗苦读，离开农村到城市，从象牙塔出来就进病房，现在，兜兜转转又回到了生养我的这个小村庄。命运真是难以捉摸。万幸的是，充斥在我内心的，只有感激和释怀。

我或许失去了很多，但重获健康，已经没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了。

这天，结束清扫，抬头东望，草木葱茏，旭日高升。我脑海里忽然涌现出八个字：山险万重，轻舟已过。

编辑/刘绮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