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人间拾荒，贩卖满眼星光

10年前，一向热爱生活的退休教师刘永南病倒了，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是抑郁症。除了女儿刘若瑄，刘永南谁也不交流了，生存意愿几乎为零。

心疼父亲并害怕失去他的刘若瑄，尝试了很多办法，想将父亲从抑郁的泥淖中“打捞上岸”，却一次次遭遇失败。直到那天，刘若瑄擦桌子时，无意间触碰到了躺在角落里，上面覆盖了一层尘土的二胡，绝望的她顿时燃起了新的希望……

时过境迁，女儿刘若瑄用饱含深情的文字与细腻动人的笔触，还原了这段感人至深的父女亲情——

怒怼“穷”父：没钱能干什么

父亲是河北省保定市农村的正式老师，从懂事起，作为女儿的我就是父亲的心头肉。

小时候，父亲经常用右手把我双脚攥在他的手心，左手慢慢扶住我的身体，然后用手使劲往高一举，我就像坐飞机一样飞上天。然后父亲又猛地弯曲放下右手，我又飞回来，来回几个回合，我兴奋地咯咯大笑。而这时，大我五岁的哥哥，总是默默地掀帘进屋，不再出来。

我玩的也和小伙伴不一样，夜晚，父亲拉着二胡，教我唱《红灯记》《林海雪原》《万马奔腾》等。我能拿毛笔时，父亲又攥着我的手，一笔一画地教我写毛笔字。

过年的春联，全村都是父亲写的，唯有我家是我写的。看着歪歪扭扭的大红春联，来拜年的人都不敢看第二眼，可父亲时不时总要跑出去端详一翻，像看一幅颜真卿真迹一样。

20世纪90年代初，我上初中，要离开村子，去到离家五里外的地方。我骑着父亲的自行车，感觉我有点儿与众不同。同学们的车子都是崭新的，即便不是很新，女孩子骑的都小巧玲珑。

父亲的车是辆红色大二八，颜色虽然鲜艳，可样式很老土。刚开始我还和同村的同学结伴而行，后来，我就慢慢故意晚去，放完学，又第一个冲向车棚，蹬起来就走。总之，和同学错开时间。

那年冬天，漫天纷纷扬扬的雪洒下来，都没了脚腕儿。晚上不好骑车，我把车放在车棚，准备走回去。同村的小梅看见，摇下车窗，招手让我上车。她爸爸是银行行长，每天有专车。

我很想上去，我没有坐过私家车。但自尊心极强的我，却连忙摆手，笑着说：“不用了，你们走吧。一会儿就到家了。”小梅不理会，想要下车拉我，我推托不掉，只好打开车门，刚想往里钻，坐在副驾驶的小梅爸爸看了我一眼，说：“小刘，把脚上的雪跺跺再上来。”

我使劲地跺了两脚，和小梅一同坐在后边。屁股刚一着座子，竟然是热的。我诧异地问小梅是不是哪里出现问题，小梅爸爸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告诉我说，是加热座椅。

我双腿并拢，眼睛轻扫着打量车内，司机竟然悠闲地用一个脚，踩两下，就控制了开车。小梅看我的表情变化，一如当年父亲掀开锅时，小梅看到那十二生肖馒头般不可思议。

下车后，随着车门“砰”的一声，我的心也随之颤了一下。

我多么想有一个这样有钱的父亲呀，那样我就不用骑老干部车上学，同学们看电影我也可以积极参加，哥哥也不用为了省高中学费而死活不肯上学。

这一切都是因为父亲，因为父亲没本事。妈妈照顾一家老小，没有工作，全靠父亲当家。好不容易被领导看上，当上了校长，不到三个月就被撤职。原因是上、下级都有意见。对上边不知道逢迎，对下边，自己以身作则，光干活，底下人也得干。

想到这儿，我委屈地冲回家，借题发挥般地把我的不满全部一股脑儿地砸向父亲。父亲愣了半晌，随后张嘴说道：“其实，钱不是主要的，知识才重要。”我一听这话，还没等父亲继续说下去，就像一头发怒的野兽一样，边哭边嚷：“钱怎么不重要了？没钱能干什么？”

父亲深深地吸了吸鼻子，我像一个斗鸡一样恶狠狠地望向父亲。从滴滴答答掉落的泪水中，我看见父亲眼圈泛红，他继续说道：“你还小，等到了我这岁数，就知道，人这辈子，身体健康，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那才是幸福的。”

我听了这话，简直肺都要气炸了。还没等眼泪流净，我就自顾自地笑起来，就差指着父亲的鼻子说“如果能有钱，这辈子我宁愿少活十年”了。

第二天，从父母屋子的门缝里飘出一股烟味儿。我推开门，屋里没人，在床的一角，堆了一地的烟头，父亲从不抽烟。

有那么一刻，我愧疚不已，恨不得扇自己两巴掌。而青春期的孩子哪肯认输？我随后想，看我的吧，我将来一定混出个名堂。

刚读懂您：您却轰然倒下

到初中毕业时，父亲想让我考高中或教师。但我偏偏就不选这两样，我报考了中专，学的是会计，而且学校不在本市，我要离家远远的。

我中考的分数和公助生差几分，需要花8000元钱，那时父亲一个月工资刚300多元，妈妈随即为难地说：“要不别上了。”父亲说：“上，砸锅卖铁也得上。”

我和父亲揣着全部家底和借来的钱，到学校报到。上学后，我利用课余时间做了两份兼职的工作，能缓解一些经济压力。凭着这点儿优势，我在同学当中很是嘚瑟了一番，认为挣钱也不过如此。

乃至于毕业上班没几天，我给同学打的第一个电话，就问：“在哪儿发展呢？”被同科室的老大姐讽刺道：“这小屁孩儿，这才哪到哪？就敢说发展。”

我也是真够讽刺，毕业分配的单位，最后一个上岗，没过两年，竟然第一个下岗。

重新投入到找工作的行列，我干过药品推销员，网管，发过传单，当过食品厂的会计，每份工作，都由于学历低和各种原因，没有大好的前途，还尝尽各种心酸。但在父亲眼里，我不管做什么，都是他最出色的女儿。

后来，我代理了一个家电品牌，生活总算才有了起色。刚开始，为开源节流，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儿，扛货，送货，库管，会计……这边汗流浃背，累得要死，那边卖场有事儿，一个电话，换上职业装，就得笑吟吟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生意场上，看似风平浪静，每一天却都如履薄冰，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一张假面具。

随着生意逐渐好转，身边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车子也一部比一部高级。回想当年第一次坐车的情景，感慨万千。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有自己的车，谁知现在没车都迈不开步。即便单双号限行，或有严格的规定，我也能保证有体面的出行工具。

可我一点儿都不快乐。我疲于应付每天的饭局，不喜欢成人之间客套，更讨厌商场的尔虞我诈。尽管做到这步外人眼里看似很成功，但只有父亲能看出我心底的挣扎。

每次回家，父亲都说：“别太累，注意身体。”他从不在意我取得的成就，他只关心我快不快乐。

在34岁那年，我决定考教师资格证，当老师，为自己当年青春期的叛逆做个了断。父亲很欣慰。

由于白天工作忙，只能加班加点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路过五关斩六将，一年后我拿下了小学语文教师资格证书。父亲也正好退休。

不过，上天还是开了一个玩笑，有规定35岁不能应聘教师资格。虽然有这样一个结局，但我还是和自己和解了，也算完成父亲的心愿。

父亲从单位退下来，每天家里都能听见父亲吹拉弹唱的声音。他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无法自拔。家里大大小小的乐器，单独放了一间屋，二胡，板胡，扬琴，应有尽有，一个人就能办一台晚会。

但这一切声音，被不断闯进来的村民打断后，就再也没有响起过。

最先到家里来的，是和父亲年龄相仿的一位乡邻。按照国家对民办代课教师给予教龄补偿的指导意见，各地对民办代课教师，只要找出任教时的两位同事，或学校领导，有证明人，签字，按手印，就可以核教龄，领工资。

因为时间太长，印象都是模模糊糊，只要够人数签字，就可以。但偏偏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他让这位乡邻回忆当年代课的时间，随后上家里二楼，一页一页地翻日记本，并把那段时间的日记本，都拿出来让会计看。

乡邻随后不耐烦地说：“咱们村的孙老师都签字了，你给我签上就算完了。”父亲不解地说：“你让我证明，但我找不出来你当老师的任何资料，怎么签字？”乡邻又狡辩了几句，耿直的父亲依旧不签。

离去时，乡邻狠狠地在地上啐 了口唾沫。父亲沉默了，半天没动地方。

以后的每天，都有村里的人来找父亲签字，但绝大多数人，都想鱼目混珠，但偏偏被父亲拿着日记本识破。他跟人一遍遍核对工作时间，离去的人要么一次次把家里的地踢得尘土飞扬，要么把家里的大门狠狠地甩上。

父亲心里也有点儿接受不了，原来都是恭恭敬敬左一句刘老师好，右一句刘老师好，就因为没签字，村里的人翻脸比翻书还快。

随后，父亲不再出门，常常把自己关在屋里，也不和家里人说话。平时哥哥嫂子故意和他没话儿找话儿，到父亲这里就没了下文。父亲和我也疏远了，尽管眼神中裹着关切，但话到嘴边，没说出口，就回去了。

妈妈说父亲整夜整夜不睡觉，一个人，睁着眼睛，有时一坐就是一宿。

我想给父亲开点儿睡觉的药。失眠的药属精神类，必须本人到场。我带父亲找到神经科刘主任，经检查，说父亲得了抑郁症，可以住院，但没相匹配的病房，只能和重症精神病在一起。

我和父亲查看病房，都是手脚被捆住的人，护士因什么事儿，哈哈大乐，吓得我一激灵，分不清到底谁是精神病，还是护士是假扮的。这里不适合父亲住院，我随后带父亲出了病房。

回家的路上，看着父亲蹒跚的脚步，我鼻子一酸：父亲啊，我刚读懂您，您却倒下了。

胡声悠扬：谢谢这一路星光

刘主任建议回家，多运动，边吃药，多观察。父亲时好时坏，他每天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在自家的小二层的楼梯来来回回锻炼身体。没想到，抑郁症还没好，父亲又在下楼时一脚踩空，将头给磕破了。

送到医院后，大夫三次下达病危通知书，说颅内伤严重，水肿，不适宜做手术，只能靠输液消炎。人醒不醒得过来，就看病人自己的造化。

我不甘心就这样束手无策地等待结果，拿着片子想找神经科刘主任，让他帮忙再看一下。

刘主任说，这种病，即便治好，也有可能是植物人。我说：“没关系，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我就是有父亲的人。如果父亲需要什么器官，你们就只管往我身上取好了。”主任抹了一把脸，不知是擦汗水，还是在拭泪水。

父亲创造了奇迹，等到30多天出院时，只留下双手抖、眼睛塌、肢体不协调的后遗症。

出院回家的路上，父亲碰到许多没给签过字的村民，都上来关切地询问病情，神情却是掩盖不住的幸灾乐祸。

我试着将这些人挡在父亲的视线外，但我的努力无济于事。父亲能清晰地接收到那些满含仇怨与敌意的“问候”，他的头更低了，背更驼了。

医生告诫我，必须让父亲经常活动，否则，身体萎缩加快，机能退化明显。

家里地方小，也转不开，村子正中间有一个小广场，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爱在里面扎堆，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健身器材，正好父亲可以锻炼。

见我执意扶自己出门，父亲摇摆着双手，说：“我这样怎么出去？让别人笑话死。”我说：“不要管别人，身体健康最重要。”我去拉父亲，父亲躲向一边，眼中出现痛苦的神情。

但我坚持拽着父亲的手，出了家门口。一路上，父亲碎碎念，身子抗拒地往后挺，像极了傍晚在外边没玩儿够被家长抻回的孩子。我的鼻子一酸，但随即狠下心来：“必须出去！”

等我们走到半道，父亲突然说他想上厕所。我像泄气的皮球一样，这是父亲找的借口。等我们再回到家中，天也黑了。第一天，以失败告终。

第二天下午，我早早地把行头准备好，让父亲找不出任何一个纰漏的环节。到了公园，有人马上围上来。过去的“刘老师”，现在变成人们口中的“老刘”。人们调侃着，我随意答着话。父亲由于帽子戴得低，装着看不见旁边的人。

我把父亲的帽子一下抬到额头上，让他露出脸。他怯生生地又盖下来，我接着又抬上去。父亲争不过，只好硬着头皮回应别人的问话。

每天出门，对父亲都是一种挣扎。每次往回走，他都如释重负。到家后，都是亲人，不用刻意伪装，他又变回沉默不语、眼神空洞的那个人。

父亲就这样将自己禁锢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多想打开他尘封的心灵之门啊，只有这样，他才有望真正战胜疾病，重新焕发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