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飞冲天“争气机”从未离开云端

军事论坛上，有军迷用50个字去概括这个热血又漫长的故事：“我们用了20多年，几十万人参与，打破无数不可能后，打造出第一款由我国独立自主设计研制的第三代战斗机。”

这只是短短的一句话！

可只有从成都市中心出发，来到三环外的黄田坝，航空工业成飞和航空工业成都所静默于高楼马路之间，歼10等战斗机的模型就在路边，置身城市喧嚣之间，这句话的温度才慢慢升上来。

若是再多一点儿耐心，等到黄昏时分，就能看见两个单位的工作人员鱼贯而出。成飞公园内音乐响起，阿姨们在巨大的战斗机模型下跳起广场舞，孩子们追逐嬉戏。人群中一位拎着孙子书包的老人，或许脑子里正在运算着最新的实验数据和方案，那些被载入历史的文字，可能就是他人生最深切的经历……

天空有训练的战斗机正轰鸣飞过。此时此刻，这个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故事才清晰起来。

黄田坝的“普通传说”

今年2月中旬，航空工业成飞的工作人员抱着10多个歼10战机模型找到雷强，拜托他在上面签名。雷强打开包装，脱口而出：“这是歼10B， 2018年11月在珠海航展上亮相表演的。”——这是一种纯粹赤诚的热爱。

从成为歼10战斗机的首批试飞员，到首飞试飞员，再到黄田坝的“惊天一飞”，人生最丰沛的10多年里，雷强参与了歼10战斗机的研发全过程，“最开始没人觉得这飞机能飞得上去，我们试飞员觉得不行，一些专家也说不行。”

雷强话音未落，又有训练的战斗机轰鸣而过。人们停下交流，等待飞机飞远。

黄田坝的人们习惯了这个声音。

传说，黄田坝这个名字是时任四川省城建委主任的马识途先生所取，从“黄土桥过，水田旱地，茅草丛中，飞机坝子”中取了三句中的一个字，谐音黄田坝。

如今，热血初心散落在长久而细致的努力中。在这里，曾被质疑的歼10战斗机一飞冲天，随后，多个系列战机都从这里起飞。这里汇聚了整个战斗机的设计研发和生产制造团队，在军迷心中，如同一座精神岛屿的存在。

这座岛上，大名鼎鼎的就是歼10战斗机。

“我们要有自己的飞机。”歼10战机总设计师宋文骢的话，概括了故事的开端。

在歼10战机成功首飞之前，我国用来保卫领空的，主要还是仿制苏联的作战飞机。研制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战斗机，是中国人打造现代化空中力量的必经之路。

摄影师李勇已经不大记得自己拿到歼10战机第一号摄影证的准确日期了。他在成飞工作了一辈子，办理退休手续时，他要将工作期间拍摄的数十万张照片全部交付。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在歼10战斗机从立项到首飞成功的14年间，全程跟踪记录的每一个瞬间。

“基本上关于歼10战斗机，流传最广的照片都是我拍的。”李勇将这件事视为人生中第一骄傲的事。在拿到一号摄影证后，他有点忐忑地告诉家人，因为拍摄需要，可能自己将没法很好地兼顾家庭。

“这是你觉得对的事，为什么要觉得抱歉呢？”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在此后十多年里，不管白天晚上、刮风下雨，只要现场有需要，大院里一喊，他就会跑去跟踪拍摄到深夜。

那些传奇，也因此被定格下了更加普通人的一面。

照片里，在研制现场时，歼10总设计师宋文骢几乎很少有笑的时候。他在战火颠簸中长大，敌机狂轰滥炸的声音被他刻进记忆里。长大后，他从给战斗机做维护开始，经历了使用、摸透、仿制、小改，再到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过程。被任命为歼10战斗机总设计师时，他已经56岁。面对质疑，他曾说，他这一生没法实现的事，还有下一代、下下一代航空人，中国人总会有自己的战斗机。

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和人生，都成为照片中流动的细节。例如，吃饭时，工作人员的背心上全是拳头大小的窟窿；黄昏下，站在巨大战斗机前的父子俩；试飞前，骑着自行车送战斗机的歼10总工程师薛炽寿；首飞后，众人的眼泪和拥抱。

李勇是记录者，也是参与者。

歼10战机首次发动机试车，叶片就遭到损坏。他在高温下拍摄到的损坏部位照片，成为团队查找原因的重要依据。

歼10总工程师薛炽寿老先生现在已经年近90岁了，他个子高高大大，脾气很好。当年在研发现场，大家都叫他“大薛”。老先生每次说起发动机被打坏这件事都会哽咽：“我和当时的总经理杨宝树去跟组织说，我们接受惩罚，给我们降职责罚，但是组织让我们不要有负担，安心做好这件事。”

“最终，歼10终于成功了。”

惊天一飞

其实，每每忆当年，专家们都会又哭又笑，跟孩子一样。这些专家都已经很少公开露面了，但是每当有人找他们签名时，他们会一边认认真真签上名字，一边顺口就能说出每个战斗机的型号。

他们是时间的宝贝。

年轻时，雷强考了两次空军。第一次考上后，母亲希望儿子放弃。那是个温和柔顺的女人，她的丈夫是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她前半生一直在为丈夫担惊受怕。对于儿子，她最大的期待是平安健康。到了第二年，在知道儿子又偷偷报名并再次考上后，她默默准备好行囊，“那就好好去坚持吧。”她告诉儿子。

雷强的坚持，等来了父子两代人的传承。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的父亲驾驶的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还是从苏联购买的。在他成为歼10首批试飞员时，他说：“我父亲很自豪，很骄傲。”

于雷强而言，在成为歼10战机的首席试飞员之前，他还试飞过其他型号的国产战机。彼时，国际上已经出现了采用电传飞控系统的第三代战机，作为还停留在二代战机阶段的中国试飞员，雷强在国外受训时曾被揶揄：“你们中国还有试飞员？要试飞员干什么？你们的飞机全都是在外国买的，或者是仿制的。”

要有自己的战斗机，就要突破电传操纵技术，实现从机械操纵到电传操纵的飞跃，这是歼10战机必须完成的跨越之一。

“那时候我们看着设计图，觉得这个飞机飞不起来，这是我们飞行员的局限性，因为之前都没见过！”雷强还记得第一次看见歼10的电传操纵系统时的震撼，“第一次发现飞机里的东西，我全不认识。”

这也是第一次，试飞员从设计之初就加入了设计研发团队。

这是一种相互托付的关系。

“我们要去理解飞行员的术语，从中查找有没有设计中潜在的问题。”杨朝旭是航空工业成都所的副总设计师。彼时，在歼10的研发团队中，他是最年轻的带头人之一，负责的是飞控系统控制律的设计，“实际上就是在确保飞机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挖掘飞机的潜能”。

他所在的团队和雷强所在的试飞团队，联系紧密。

“比如说，如果飞机是双杆操纵，将关键电门设计在右手边，那我就需要松开右手去按开关，在松手的一瞬间，驾驶杆脱离控制，很危险。”雷强感触很深，整个歼 10 研发过程中，几乎每个环节，试飞员的体验感都会被重视，试飞员将自己的“后背”交给研发团队，而研发团队也需要第一时间了解试飞员的操纵感受。

因此，在雷强看来，世界上大多同类战斗机的试飞，都由于电传操纵缺陷出过一等、二等事故，但歼10都没出现过，不可或缺的原因，就在于研发团队和试飞员之间的信任和合作。

再后来，他们觉得那是一种类似“团魂”的东西。

曾经，在距离原本首飞时间只有几十个小时前，发动机试车喷口转换瞬间，漏下了不易被人察觉的三滴油。就是这几乎稍纵即逝的三滴油，歼10更改了首飞计划。大家将发动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从庞大烦琐的系统中，找准漏油点位。

属于歼10的“团魂”就是在这样一点一滴的细节中被凝聚。一度被认为无法完成的起落架，被团队在一年内突破，且金额只有预计购买价格的零头不到；中机身数千个铆钉孔不能用钻头钻，只能用手工铰孔，一个孔要4把铰刀才能完成，还要涂密封胶，做气密、油密试验……

“是一种精神在推着大家走。”歼10首飞当天，杨朝旭坐在监控室，当歼10的前轮抬起时，他紧张到闭上眼睛，直到掌声响起，才敢睁开。

“当我飞完，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快，这么多年，二十几分钟就结束了。”雷强回忆当时，依然会哽咽，“这么多的委屈，吃了这么多的苦，总算咱们完成了。”

正是这惊天一飞，直接将中国的战斗机发展史拉入了新纪元。

人生第一骄傲的事

很多年后，几乎所有参与过歼10研发工作的人，都会谈起首飞成功后的激动。

“我们抱在一起又哭又笑。”那是雷强第一次体会到，人的情绪到了临界点，大脑真的是一片空白，说不出话。但对于这群在一起奋斗了十多年的伙伴而言，一个眼神就足够。

首飞成功仅仅是试飞阶段的开始，短暂的庆祝后，更重要的是之后的事——歼10战斗机的交付使用和后续发展。例如定型试飞，就是对性能的全面考核，需要在最严酷的条件下进行。

于是，在无数次的试飞与改进中，又度过了六个春秋。

此时，在漫长的努力和点滴积累下，我国战斗机的科研能力早已不是最初。科研人员熟练掌握了这套现代大型复杂高科技武器的研制经验和手段。宏大的时代背景下，一代人的航空之梦有了更为具象的表达。

李俊就是在这个时候到的航空工业成都所。如今已是副总设计师的他，彼时才23岁。高中时，仅仅是在杂志上看见歼10首飞成功的消息，他就激动到去字斟句酌想要探究第三代战机的性能。高考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西北工业大学的飞行器设计专业。大二那年，申请到航空工业成都所的奖学金，确定毕业后就到成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