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般的成熟：内部传记与晚期风格

夜色中的杜甫，身边一定全是鬼魂。

他用典就是与鬼魂说话，或者让鬼魂代自己说话。

——西川《我是谁》

面对着暮年的杜甫，我们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他是“失败诗人”或“悲剧诗人”吗？显然，杜甫晚期风格的成熟是以挫败、孤独、动荡和灾难为前提的，诗人也由此获得了校正与自我救赎的力量，个人性最终成为共时性和普遍性，诗歌的历史逻辑与人格魅力也由此不断走向完善。

作为耗散和流逝的生命个体，诗人总要面对残酷而又不容回避的时间法则，而其作品的命运也未尝不是如此：“时间腐蚀我们、摧毁我们，而时间更残酷地抹灭庸劣的小说、诗歌、戏剧、故事，不论这些作品道德上如何高洁。”（哈罗德·布鲁姆《史诗》）是的，附着于作品之上的道德优势和时代伦理必然会像粉末一样随风而逝，除了永恒之外一切都是速朽的，唯有伟大的诗人及其重要作品能够一次次挽留住时间，并一次次还魂、复活、生长。

面对杜甫及歌德、里尔克、叶芝、米沃什、特朗斯特罗姆、德里克·沃尔科特这样的伟大诗人，我们必然要谈论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即诗人的晚年作品、晚期风格及迟暮之年的身体危机（比如身体机能的衰退、疾病、死亡的阴影）、精神境遇、生命意识等问题。

一

暮年这一命运的回光返照时刻成就了一些诗人和艺术家，这是生命特殊境遇下携带了预言与寓言双重质地的精神档案。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处理“晚年”题材的诗作、诗人的写作年龄与所谓精神难度、写作难度意义上的“晚期风格”不是一回事儿。质言之，这不单是物理时间的问题，显然晚期风格意味着写作的变革和精神的转向：“与写作年龄对应，《白鹭》是一部老年之诗。病痛折磨，爱的丧失与死的临近，这几乎是所有老年人的现实，沃尔科特写得尤其惊心动魄。也许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爱与死更具张力的缘故吧。”（程一身《诗歌超人的词语钻石》）

我们已然注意到生理或精神层面的“晚年”总会来到诗人这里，对于叶芝这样理性足够强大的诗人而言，这是“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一个人会随着年龄而变得更聪明，艺术家在其生涯的晚期阶段会获得因岁月而带来的独特感知质量和形式吗？在某些晚期作品里，我们会遇到某种公认的关于年龄和智慧的概念，那些晚期作品里反映了一种特殊的成熟，一种新的和解精神与平静。”（爱德华·W.萨义德《论晚期风格：格格不入的音乐与文学》）无论是风格意义上的“平静”还是“紧张”，这都是时间和命运制造的必然命题，诗人也必须对晚年作出应答：“他已几乎度过了一生。 / 他从冬日的北京起飞，穿过黎明灰烬的颜色， / 而在灰烬之上，透出珍珠色的光。 / 在血液的喧嚣中， / 现在，他降临到一个滨海城市， / 就在乘车进城的盘山路上，大海出现， / 飞机下降时的耳鸣突然止息。 / 他看到更美妙的山峰在远处隆起。 / 他恍如进入一面镜子中， / 在那一瞬他听到 / 早年的音乐。”（王家新《晚年》）

我们今天读到的杜甫近1500首诗作中80%以上都是他于47岁之后所作。就杜甫的暮年及写作的晚期风格而言，这并不是一种对日常现实（共同现实）奇迹般的转换而表达出来的新的和解与平静。对于杜甫这样的诗人，这是对生命的晚期阶段和写作的晚期风格予以双重转化与深化的结果，是动荡的羁旅与放逐中对惯性的日常姿态与固化写作风格的调整、反拨、否定甚至超越。伴随这一过程的是无法完全被化解与和解的抗辩、孤寂、焦虑、阴郁、恐惧以及幻灭感，是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深刻的命运冲突以及博弈中的语言焦虑：“它涉及一种不和谐的、不安宁的张力，最重要的是，它涉及一种蓄意的、非生产性的、相悖的生产力……”（爱德华·W.萨义德《论晚期风格：格格不入的音乐与文学》）杜甫的晚期风格也完全符合哈罗德·布鲁姆所认定的想象性文学要想伟大所要具备的三个标准，即审美光芒、认知力量以及智慧。

毫无疑问，晚年是诗人的另一个更为内在化的时间，按照阿多诺的说法这属于“断裂的景观”。在生命的回光返照中时间观和存在意识都由此发生着深刻的裂变，这最终在伟大诗人和艺术家那里形成了精神的难度与写作的难度，并与当时主流的同时代作品形成了巨大反差。以杜甫为代表的这些在晚年爆发出来的诗艺和思想最终赢得了写作的尊严和时间的敬重，在对自我与时间的双重辩难和最终超越中，写作的持续性、矛盾性、复杂性以及精神效力、思想活力也因此画上圆满的句号或惊叹号。

隔着岁月的迷阵，诗人们总是会想到老杜深刻而沉暗的面孔，而其晚期风格往往更加迷人而深沉。一个诗人或艺术家的晚期风格总会在同行那里受到极大的尊重。冯至坦言，相较于歌德早期的作品他更喜欢其晚期的作品：“我数月以来，专心Goethe。我读他的书，仿佛坐在黑暗里望光明一般。他老年的诗是那样地深沉，充满了智慧。”（冯至1932年11月17日致杨晦的信）众所周知，晚年的歌德写下了影响甚巨的自传《诗与真》。无论是杜甫还是歌德，他们的晚期作品无论是作为命运自传还是诗学注释都一并留给了未来的读者：“一个伟大的诗人离去了， / 有人读他的诗，有人写文章悼念， / 而我翻开他的画册—— / 在他的诗中多了一些‘我’， / 也多了几分雄辩，而在他的画中， / 他让我看到树木在热浪中的影子， / 看到岩石的干渴…… / 他似乎只是用一双马眼来观看。 / 而突然间，画框变成了窗口， / 整个荷马以来的大海 / 向我涌来……”（王家新《沃尔科特》）

与此同时，像杜甫、歌德这些具备伟大的“晚期风格”的诗人，他们实则对其他诗人和读者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限于体验方式、人生阅历、诗学趣味及历史感的不足，好多年轻人是不太喜欢或不能接受杜甫的，而往往是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和涉世渐深才愈加发现“晚期风格”杜甫的伟大之处和魅力所在：“中年后，经历渐多，阅历日深，才逐渐理解到历史上经过考验的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自有它的理由存在。我个人在年轻时曾经喜欢唐代晚期的诗歌、欧洲19世纪浪漫派和20世纪初期里尔克等人的作品。但是从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战争的岁月，首先是杜甫，随后是对歌德，我越来越感到和他们接近，从他们那里吸取了许多精神的营养。”（冯至《歌德与杜甫》）

晚期风格对具体的写作实践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被誉为加勒比海地区最伟大诗人的德里克·沃尔科特，他极其重要的《白鹭》是其1992年以长诗《奥麦罗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十八年之后的作品——于2010年结集出版。这部短诗集属于典型的晚年之作，也是这位诗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毫无争议的这部“具有冒险精神并且几乎无懈可击的作品”（安妮·史蒂文森语）是其“晚期风格”的代表作。沃尔科特在诗歌中直面自己的晚年境遇，他写到了糖尿病的侵扰，写到了无尽的孤独及死亡面前的战栗与惶恐……与此相应，词语和事物都泛着命运的微光，而死神的黑色身影已经越来越逼近——

在这个鼓声隆隆的世界里它让你疲惫的眼睛突然潮湿

在两个模糊的晶状体后面，日升，日落，

糖尿病在静静地肆虐。

接受这一切，用相称的句子，

用镶嵌每个诗节的雕塑般的结构；

学习明亮的草地如何不设防御

应对白鹭尖利的提问和夜的回答。

——《白鹭》

沃尔科特这个身患糖尿病的孤独、疲惫的老年形象让我们直接想到了更早时期的杜甫。确实，杜甫晚年的饥饿、疾病、流寓、死亡及相应的诗作更易引起更多人的共鸣：“那一晚，微山湖上，我在一个剧组里拍夜戏，天快亮的时候，大风突起，霜寒露重，我便躲进了一大丛芦苇之中，芦苇丛里竟然还有一条小船，我干脆在船里蜷缩下来，不知不觉便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船舷上飞来一只鹧鸪，低低的鸣叫，将我惊醒，当我惺忪着打量天上的月亮和湖上的微波，再清晰地闻见芦苇根部被湖水浸泡之后发出的清苦气息，不自禁地，我便想起了杜甫，还有他的死。”（李修文《枕杜记》）

暮年晚景是追思和回溯的时刻，此时一切物象、心象都染上了暮年的理性、静穆及死亡阴影中难以掩盖的落寞、孤寂和变形的紧张之感：“死亡有时确实在等着我们，人们有可能更深刻地意识到它在等着。时间的特质因此改变了，就像光线中的变化一样，因为当下竟如此彻底地被其他时节所遮蔽：复苏了的或正在远逝的过去，无可限量的新的未来，无法想象的超越时间的时间。伴随着这样的时刻，我们便抵达了对于晚期之特殊感受的各种境况。”（迈克尔·伍德《论晚期风格：格格不入的音乐与文学·导言》）

二

谈论杜甫的晚期风格就要先谈谈杜甫晚年的遭际，正如王安石所说，这是：“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杜甫画像》）

至德二载（757年）杜甫从长安往凤翔投奔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后因房琯事件而遭贬谪。众所周知，杜甫的晚期风格或诗歌中的晚年大体是从乾元二年（759年）秋天开始的：“乾元二年是一座大关，在这年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其他的诗人；在这年以后，唐代的诗人便很少有超过杜甫的了。”（朱东润《杜甫叙论》）对此，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也深有同感，只是理解杜诗的角度有所差异而已：“在759年，杜甫放弃了华州的官职，往西北赴秦州，在那里待了不到两个月。不再在朝中求官后，杜甫似乎开始将全部精力用在诗歌上，虽然他如同大多数退向个人生活的诗人一样，从未完全放弃政治价值。在杜甫生活的最后十一年中，政治事件和‘外部传记’减少了重要性，诗人的‘内部传记’占了主导地位。杜甫最后十一年的诗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盛唐诗》）

对于晚期风格的杜甫而言，生存与写作都变得前所未有地艰难。

乾元二年七月，杜甫从华州辞官，开始走上没有退路和归路的人生逆旅，举家翻越陇山前往秦州（今甘肃天水）——“乾元元年，复为秦州。旧领县六，户五千七百二十四，口二万五千七十三。天宝领县五，户二万四千八百二十七，口十万九千七百。在京师西七百八十里，至东都一千六百五里。”（《旧唐书·地理志》）此际，身处异地的杜甫满目怅然，前途渺茫。“身危适他州”的杜甫一家苦于没有出路，又不得不在秦州待了三个月后前往同谷：“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同谷，即今天的甘肃成县，唐时为成州治所，成州所辖区域大体为今天甘肃的成县、西和县、礼县、徽县、两当县和康县部分地区。此时已经是寒冬，临行前杜甫与老朋友赞上人告别，生死别离之际凄切之情溢于言表：“百川日东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飘荡，何时有终极。赞公释门老，放逐来上国。还为世尘婴，颇带憔悴色。杨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云，安可限南北。异县逢旧友，初欣写胸臆。天长关塞寒，岁暮饥冻逼。野风吹征衣，欲别向曛黑。马嘶思故枥，归鸟尽敛翼。古来聚散地，宿昔长荆棘。相看俱衰年，出处各努力。”（《别赞上人》）一千多年之后，仍有诗人为杜甫的老年遭际鸣不平，“可是现实的雨已经抹掉那个同谷县令 / 忐忑的脚印。你被势利硌得生疼的传说 / 如今没有一只鸟的后裔，鸣不平 // 我在回不去的同谷路上，躬身捡拾秋风 / 你来时的大雾，却至今未散”（彭志强《雾未散》）。

此后，孤苦无援、饥寒交迫的杜甫又于寒冬辗转入蜀，从栗亭、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到栈道（栈阁、阁道）、飞仙阁、五盘岭、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关、鹿头山、成都府这一路上极其艰难的行旅难以想象。正如杜甫所言“艰险不易论”，一路上“汗流被我体，祁寒为之暄”（《木皮岭》）。在苦寒窘困之际，杜甫一家终于抵蜀，暂住在成都府西浣花溪畔的寺庙之中，“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酬高使君相赠》）。关于杜甫寄住的这所寺庙，一般认为是草堂寺：“草堂寺在府西七里，寺极宏丽，僧复空居其中与杜员外居处逼近。”（卢求《成都记》）

由秦转陇入蜀，杜甫的诗歌气象、精神格局及对人生、自然、家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认知都已发生剧变：“在杜甫的一生，759年是他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最高的成就。”（冯至《杜甫传》）明代陆时雍对杜甫秦州之后的诗风之变评价甚为准确：“老杜《发秦川》诸诗，首首可诵。凡好高好奇，便与物情相远，人到历练既深，事理物情入手，知向高奇者一无所用。”正是在命运、思想及语言、诗艺的反复淬炼下，杜甫的陇右诗（110多首）与成都时期的诗歌迅速提升至另一重境界：“少陵入蜀诸篇，绝脂粉以坚其骨，贱丰神以实其髓，破绳格以活其肢，首首摛幽撷奥，出鬼入神，诗运之变，至此极盛矣。”（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