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伦理的诗性建构

新世纪以来，随着生态危机的不断加剧和西方生态理论的大量引介，中国的自然生态文学迎来了繁荣。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从不同的维度展开自然写作实践，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异常丰富且颇具深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少君、北乔主编的《群峰之上——自然写作十家诗选》（中国书籍出版社2022年版）可以说是近年来自然生态诗歌写作实绩的一次集中展示，《诗选》收入沈苇、胡弦、李元胜、李少君、陈先发、阿信、剑男、林莉、北乔、冯娜等十位诗人的作品，这些诗歌共同诉诸对自然伦理的诗性表达，构成了自然书写的“诗歌盛宴”。十位诗人的诗歌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书写基点，集中传达了新的自然价值观念。基于新的自然伦理观念，诗人的写作面向和抒情姿态发生了转变，新的诗歌审美特质得以滋生。“诗性”地传达自然生态伦理，是十位诗人自然写作的共同审美标尺，也是其对当下及未来的自然生态诗歌的启迪。

一、地域书写与自然伦理的凸显

李元胜认为，相对于古代社会，现代社会面临着“自然的萎缩”，我们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也部分丧失了在自然中获取启发和想象力的能力。“自然的萎缩”是对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总体性概括，当代诗歌的自然书写首先在具体的地域书写中感知自然的残缺与消逝，探寻自然伦理的诗学路径。

在《罗布泊》一诗中，沈苇痛惜于“罗布泊在死去”的现实，曾经的中国第二大咸水湖如今成为荒无人烟的大片盐壳。“游移的湖——/不再游移，不再起伏、荡漾/沙漠深处的走投无路/大荒中的绝域/留下一只沧桑、干涸的耳轮。”在现代人类活动的背景下，一些湖泊正难以逆转地走向消亡，对人类关闭了“凝视”与“倾听”的路径，这在李松涛《拒绝末日》、于坚《哀滇池》等1990年代的生态诗歌中得到了激烈愤慨的抒写。沈苇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弃绝了强烈情感的直接抒发，在貌似客观的形象抒写中洞见生命共同体的真谛，这“沧桑、干涸的耳轮”是“时光的一部分、我们的一部分”，人类和自然之间存在着隐秘而恒久的联系。沈苇敏锐的诗性直觉和灵动凄婉的语言，使其在传达自然伦理价值观念的同时，具有强烈的审美冲击力。美国自然文学的先驱大卫·梭罗曾深情地说，“湖泊是自然景色中最美也是最富表现力的一部分。它是地球的眼睛；凝视湖水，人能够衡量出自己本性的深度”。①沈苇的长诗《喀纳斯颂》在对新疆喀纳斯湖的深情凝视中重审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突然，人的史诗/在大自然面前变成了短章/阿尔泰史诗，是山的史诗/石头的史诗，树的史诗/也可能是鱼的史诗：/一条哲罗鲑和它后代们的史诗//风景无言。它的无言是无言的收藏/群山无言。它的无言是无言的雄辩。”诗人由对自然风景的深度凝视，体悟到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微弱，这虽是老生常谈，实则包蕴着自然伦理价值的转换。自然的“无言”源于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诗性智慧，召唤着后工业时代的人类放弃对大自然颐指气使的态度。

沈苇对“罗布泊”和“喀纳斯”一正一反的书写，彰显了诗人基于独特地域景观的书写策略与价值路径。当诗人面对更细微和具体化的自然地域时，则会在更幽深的路径体悟更具启发性的生态伦理。诗人阿信长期生活在甘南草原，他在《河曲马场》中敏锐而感伤地喟叹，“马在这个时代是彻底没用了”，在漫长的历史中，成群奔跑的骏马、一望无尽的草地、蓝天白云构成了我们对草原的基本认识与想象图景，而在机械化与工业化的进程中，“马”因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急剧减少，这无疑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喻，其中隐含着现代机械对自然物种的戕害与挤压，彰显着“全球化”与“原生态”的剧烈冲突。阿信敏锐地意识到时代遽变对边地动物生命的剥夺，同时也深感这一转变对诗人心态和诗歌生态的深刻影响，他的《速度》一诗是对“加速度时代”中诗歌写作速度的关注与反思：“在天水，我遇到一群写作者——/‘写作就是手指在键盘上敲打的速度。’/在北京，我遇见更多。//遥远的新疆，与众不同的一个：/‘我愿我缓慢、迟疑、笨拙，像一个真正的/生手……在一个加速度的时代里。’//而‘我’久居甘南，对写作怀着愈来愈深的恐惧——/‘我担心会让那些神灵感到不安，/它们就藏在每一个词的后面。’”

阿信以对诗歌的绝对虔诚抵达了对加速时代的反思，他思考的重心是加速时代中写作本身的异化，写作的神圣性被加速时代冲掉了，阿信的“恐惧”正来自于这种神圣性的丧失。诗歌作为一种“慢”的艺术，正面临着加速度的严重冲击，诗歌写作的快速化、浅俗化背后是诗人主体心态的浮躁。阿信以其敏锐、深刻、虔诚击中了“写作”当下的症结，启发我们重建写作的神圣性和缓慢性，只有这样，文学才不至于被加速度稀释，方能获得反思速度、抚慰心灵的精神力量。

充分发掘地域诗学的书写优势，为当下的自然生态诗歌提供了新的主题与审美可能。通读十位诗人的诗歌作品，我们会发现其中显豁的地域美学特征，如沈苇的新疆、阿信的甘南、李少君的南海、冯娜的云南等，为当下的自然生态诗歌提供了独特的地方性美学标识。在阿信的诗中，“马”这一动物不仅是写实，更构成一种象征和讽喻。在《草地酒店》一诗中，阿信将“游客”与“马”进行精神状态的对比，“只有檐下一众游客表情沮丧如泥。/只有院中几匹马神态安详，静静伫立”。这是对当下“旅游经济”的典型叙写，沮丧、惶迫的众生相背后是紊乱的精神生态，与草原的美丽景色所展示的自然生态极不协调。基于对这种图景的“诗的纠正”，阿信在最后两句中写道：“我也有天命之忧，浩茫心事，/但不影响隔着一帘银色珠玑，坐看青山如碧。”阿信的反讽和理想寄托都是以甘南草原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现状为基础的。出生于云南的白族诗人冯娜倾听云南大地上天人共奏的声响，“在云南 人人都会三种以上的语言/一种能将天上的云呼喊成你想要的模样/一种在迷路时引出松林中的菌子/一种能让大象停在芭蕉叶下  让它顺从于井水”，这种地方性语言奇迹般地联通着人与自然万物，谱写着生命体之间的内在和谐。在特定的地域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了天人和谐的自然生态图景，这恰是地方性特有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交融。

二、“自然复魅”与生态伦理重构

自然书写面向浩渺丰富、斑斓多彩的自然世界，优秀的自然诗歌旨在建构人类精神世界与自然世界相互融合的语言空间，它要求诗人在对自然的凝视与倾听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学路径。著名生态美学家曾繁仁认为，生态文明时代自然伦理重建的要义在于“从工业文明时代‘完全’的自然祛魅到生态文明时代‘部分’的自然返魅”，“打破对于人的能力的过分迷信，打破人与自然的对立，部分恢复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与潜在的审美性”。①诗人通过对“自然神性”的体悟与建构重铸自然伦理，“凝视”与“倾听”成为通向自然复魅的诗学路径。

十位诗人对自然保持着热爱的态度，长期浸润于自然之境中，他们得以深入自然的肌理，洞见自然的奥秘。阿信被小草的“生命的语言紧紧攫住”，“聆听其灼热的绝唱”；林莉认为“一株植物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她的《野地》抒写隐秘的自然体验，“雨后，每一根松针都悬垂晶莹的水珠/哦，神隐秘的指尖，湿润、微凉”。自然之物在诗人的笔下闪耀着神性的光辉，这“神性”包蕴着自然的神秘和生命的神圣。这种建立在生命意识基础上的对自然事物的重新认识，是对自然的重新赋魅。北乔在《莲花山，一座巨大的灯盏》一诗中写道，“大地最坚固的肉体/柔化众生的目光/莲花山，以静止/显示人类之外的另一种时间”。在“坚固”与“柔化”的悖论化书写中，莲花山获得了丰富的人性与神性内涵，成为引领人类众生的灯盏。在李少君广为流传的《神降临的小站》一诗中，诗人在空间的逐层推延中抵达“神居住的广大的北方”，在“小如蚂蚁的我”和逐层打开的神性自然之间获得了巨大的审美张力。

对于现代世界带来的“自然的祛魅”，沈苇怀着深深的遗憾与创痛，“曾经，我们把自己放得很低，将大自然与神灵同等对待，认为大自然中住满了各种神灵。山是神灵，水是神灵，一花一木都是神灵。大自然的远去意味着神灵的隐匿，神迹的消失带走了亲爱的大自然，也带走了我们对待大自然的谦卑与真诚，带走了人与自然的心心相印”。如果说沈苇是从时间维度谈论自然神性的消逝，那么阿信则从甘南高原的地域层面谈论自然神性的日常化存在，在高原上“遇到的一个人，一座寺庙，一朵花，一处海子，甚或一只无感无知的甲壳虫，都透着神秘或原初的味道。但我坚信，在平凡的人生与这种神性意味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古老而天然的精神通道，某种看不见的庄严秩序。也许，它藏在某种最平凡的日常生活状态之中，经由某种最不起眼的物质而弥散着”。阿信的观点与歌德关于自然神性的说法不谋而合，“知解力高攀不上自然，人只有把自己提到最高理性的高度，才可以接触到一切物理的和伦理的本原现象所出自的神。神既藏在这种本原现象背后，又借这种本原现象而显现出来”①。这也启发我们，对“自然神性”的体悟与建构不是自然观的倒退，而是一种面向现代社会的精神与诗学建构。

《诗选》中的诗人善于从日常的“不可见之物”触摸自然的脉络与纹理。譬如，对于“风”，胡弦写道，“我知道风吹动时，比水、星辰，更为神秘”；陈先发写道，“风的浮力，正是它的思想”。陈先发通过对“风”的凝视、倾听与思考，获得了进入自然、与自然深度融合的隐秘路径：“我每个瞬间的形象/被晚风固定下来，并/永恒保存在某处/世上没有什么铁律或不能/废去的奥义/世上只有我们无法摆脱的/自然的伦理”。沈苇在《白杨》一诗中表达了与陈先发相似的伦理认同：“风的起义，使它揭竿而起/风与风、树与树之间/一种无名而沉雄的力/在寻找生与死的裂隙……//越过整齐划一的白杨林带/是风暴的耕地和旷野/呼啸或呜咽，都是/大自然出示的绝对权威。”对“风”的体悟与凝思，成为三位诗人自然写作的切入口，他们从“风”这一日常自然现象入手，在细微处体悟自然，从日常生活中重建自然的“伦理”与“权威”。这种自然伦理更广泛地表现为自然活力的激活、生态乌托邦的建构以及古典自然智慧的拓展。“‘风’的语义场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流动的、循环的、多层面的‘生态系统’，一个浓缩了中华民族生存大智慧的生态系统，一个展现了中华古代文明辉煌景观的生态系统。”②沈苇、胡弦、陈先发等诗作对“风”的凝视与玄思，与中国古代的自然智慧遥相呼应。值得注意的是陈先发和沈苇诗句中不约而同的决绝口吻，对自然伦理进行认同的同时隐含着对绝对化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质询。

诗选中的诗人通过各具特色的自然书写践行了自然伦理重铸的诗学使命。诗人们消解以往诗歌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秉持“生命共同体”的思维向度与伦理维度，诗歌中抒情主体的抒情姿态发生显著改变。李元胜在《透过云层的阳光》中深刻体认了“我”只是大自然“神秘的编织”中普通的一部分：“所有仍在呼吸的生命/都被纳入神秘的编织之中/我没有其他的线明亮/也并不比它们更重要。”这种体认消解了极端化的人文思想，在生态伦理的思想烛照下拓展了新的审美空间。沈苇诗歌中的抒情主体是一个充满悲悯情怀、在世界万物面前保持谦卑的形象，在《自白》一诗中，背离人群、返回旷野的抒情姿态已然清晰可见：“我看不见灰色天气中的人群/看不见汽车碾碎的玫瑰花的梦/我没有痛苦，没有抱怨/只感到星辰向我逼近/旷野的气息向我逼近/我正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然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一个移动的点”。返回旷野，是现代人内心深处异常坚定的一种声音。沈苇诗歌中透射出某种独特的领略自然的“神力”，这是一种难得的精神领悟。体悟到生命个体的卑微，融进浩瀚的星辰和无垠的旷野，正契合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沈苇以自己切身的生命体验汇入这一思想传统，在沉稳笃定的语气中彰显生存智慧。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本土化的思想与诗学资源已经在他们的诗歌中获得了某种创造性、个性化的运用，这对于建构本土化的自然诗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博物、凝视与生命诗学

诗人们的自然写作植根于长期而深入的自然观察，他们自觉融合博物学的相关知识与方法，形成了兼具自然基础与审美内涵的生命诗学。沈苇认为，“凝视产生‘物哀’和物心合一。当我们观察一种植物时，这种植物也在观看我们，这是主客交融、物我两忘的时刻。在某个忘乎所以的瞬间，通过显在的形态，经由隐喻和象征，我们是可以与植物隐在的神性和神秘性相通的”。陈先发则将凝视提升到诗歌写作本体的维度，“诗是从观看到达凝视”。胡弦强调自然需要被“深度注视，以便它来告诉你它一直忠实的另外的核心。那里，有另外的构造，藏着它情感的地理学”。胡弦的诗对日常事物有非常细腻的感受力，并且时常触及当下生存的某些根本性问题。《蚂蚁》一诗颇能凸显他的诗歌美学，蚂蚁是如此卑微、渺小之物，它并非典型的诗歌意象，胡弦对它的细腻叙述，既彰显了新世纪诗歌愈来愈精细的感受力，同时也体现了诗人洞见生活的反思能力：“一只落单的蚂蚁爬上我的餐桌，仿佛在急行中猛然/意识到了什么，停住，于是有了一瞬间的静止。/在那耐人寻味的时刻，世界上/最细小的光线从我们中间穿过：它把/圆鼓鼓的小肚子/柔软地，搁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上。”《蚂蚁》是典型的“咏物诗”，但如果放在整个中国诗歌的传统中，它则是“非典型”的。这是诗人的自我反思，细腻中浸透着卑微，卑微中又闪烁着光泽，它通向了对日常万物之存在状态的精神审视。《初春》一诗，非常短，可以作为洞察胡弦诗歌肌理的标本：“砖瓦厂里，老旧的拖拉机突然/发出轰鸣，喷吐浓烟，全身关节/喀吧作响，履带/扣紧尚未解冻的地面……/烟囱、枯草、坯房、树枝上的寒霜，都在震动中/猛然醒来。一辆/开始奋力前行的拖拉机，抖落积尘，着手解决/它和世界之间存在已久的问题。”这是一首即兴之诗，同时也是一首彰显雄心的诗。中国诗歌对于春的书写可谓卷帙浩繁，胡弦通过老旧的拖拉机来表现初春的万物复苏，别出心裁。拖拉机彰显的是人的意志，在深层次上是自然的伟大意志，“它和世界之间存在已久的问题”，充满了张力，它暗示了冬的漫长和人们对于春的期待，自然界内部的生命活力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