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形象：固化、位移与辨异

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诗诗人，在某些方面，他比莎士比亚或荷马更好，起码他更自然和亲切。

——王红公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洪业

杜甫是中国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人，也是受后世评论最多的一位。

——戴维斯（A.R.Davis）

杜甫的诗歌不仅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也同样属于我们的时代。

——冯至

杜甫是几千年来在中国文学中首屈一指的诗歌大师。

——柳无忌、罗郁正

我把这系列文章的总题目命名为“杜甫在我们中间”。这强调的不仅是杜甫诗歌的时代性，而且意在突出其超时代性和永恒性，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能够在“同时代人”的视野下在任何时代境遇和写作情势下与伟大的杜甫相遇，“杜甫的同时代人并不需要通过他的诗歌去了解他们时代的风俗和事件。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后，在诗人的诗歌声名上升到顶峰之后，在新的一代人开始好奇他们的祖父辈所处的那个令人震惊的时代之后，杜诗中蕴含的历史意义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一

显然，无论是在官史（比如《旧唐书·文苑传》与《新唐书·文艺传》）还是在野史及唐宋笔记小说、诗话（《云溪友议》《本事诗》《刘宾客嘉话录》《云仙杂记》《唐摭言》《开元天宝遗事》《唐语林》《唐国史补》《续世说》《避暑录话》《明皇杂录》《东坡志林》）和中国现当代小说（比如还珠楼主的绝笔之作《杜甫》）中，杜甫已经完全被经典化甚至成“圣”。他已然成为诗人的最高准则和时代良心，正如闻一多高度评价的，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杜甫》）。更为难得的是区别于不可复制的天才诗人李白，杜甫的诗与人都被认为是可以学习、追摹的，“那时，我十四岁。我先父教我怎样翻检诗韵，开始做五七言律诗。他拿给我一部石印的《杜诗镜铨》，告诉我说：‘不但杜甫如何做诗是可学的，而且杜甫如何做人也是可学的。’”（洪业《我怎样写杜甫》）但是作为一个丰富的生命、诗艺、思想的复合体，杜甫又总是如此亲近于每一个时代的诗人与读者。也就是说，作为集时代之大成的总体性诗人及精神共时体意义上的杜甫，他不只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不只是传统的也是当代的，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实则杜甫的人生、诗歌、情怀及世界观作为历史装置、伟大传统和精神共时体结构与每一时代的诗人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和贯通关系已经有目共睹。不同时代的诗人向杜甫致敬和学习已经成为常识，杜甫已然成为必备的诗人词典，是百科全书式的总体性诗人的典范。

越是在历史的转折点和时代的严峻时刻，诗歌阅读和接受就越会附加种种社会意义和伦理功能，读诗的人也总是希望从类似于杜甫的诗歌中读出更多的社会信息和时代意义，比如“诗史”“微言大义”“家国情怀”“社会正义”“时代良心”“现实主义”等。

要想全面、客观甚至富有创见地理解和重塑杜甫显然是一件非常艰难又非常冒险的事情，甚至杜甫的形象在不同时期的“千家注杜”的景观下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修正”，相应地杜甫研究也时时发生龃龉甚至悖反：“不过，反讽的是，英语学界对杜甫关注不够，在很大程度上正可以归咎于他的经典地位。很多学者和学生都有一种印象，就是杜甫‘已经研究透了’。此外，杜甫作为‘诗圣’‘诗史’的陈腐形象，也遮蔽了他的‘诗人’形象，甚至更糟的是，遮蔽了他的诗歌本身。”（田晓菲《九家读杜诗·导言》）

杜甫与李白、王昌龄、孟浩然、刘希夷、张若虚、常建、祖咏属于唐代诗人中怀才不遇的代表，“虽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明皇杂录》）“李杜”一直被后世并举，“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堂堂李杜铸瑰辞，正是群雄竞起时。一代异才曾并出，那能交臂失琼姿。”（何其芳《效杜甫戏为六绝句》）然而，杜甫在世时并没有像李白、王维那样受到追捧，反而是备受冷落。大唐历史近三百年，两千多位流传后世的诗人中杜甫的经典化程度越来越高，甚至超越了一直与之比肩的双子星之一的李白。

在大街上随机问一个人是否知道杜甫的诗，他（她）只要读过小学就应该能够说出杜甫耳熟能详的两首诗来，即：“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以上关于传统诗教中杜甫诗歌的约略印象，对于普通读者和大众而言已经足够了，但如果我们深究起来的话，杜甫实际上一直是被严重误读成刻板化、扁平化、类型化的诗人。

二

我曾读到过为数不少的风格迥异的当下中国诗人“致敬”杜甫的诗作，其中有一部分都是聚焦于杜甫当年以类似于“众筹”的形式建成的草堂——比如王十五司马、剑南兵马使徐知道、萧八明府、韦二明府、何十一少府、韦少府等出钱出物，而草堂也成为白居易、陆游等后世诗人追摹的“隐士”生活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初到成都时除了严武、高适之外，结识的基本都是基层的官员。在唐代的文官体系中，宰相、尚书、侍郎、中书舍人、盐铁转运使、刺史（使君）、大都督府长史等为高层文官，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拾遗、补阙、员外郎、郎中、县令、判官等为中层文官，校书郎、县尉、参军、判司、巡管、推官、掌书记等为基层文官。

乾元二年（759年）年底，杜甫由陇抵蜀，次年春末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又名濯锦江、百花潭）卜居建屋。我们再来看看杜甫所筑的草堂的位置和规模，“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堂成》）。由杜甫草堂最初的规制，我们可以进而发现唐代普通庶民或农家的房屋主要是以泥和茅茨（茅草）盖成三间四架的“草屋”，屋旁择地建有牛棚、猪圈、鸡窝（笼）、畜笼等。院墙一般以柴门和篱笆代替，“凡作篱，于地畔方整深耕三垄，中间相去各三尺，刺榆荚垄中种之。”（《四时纂要》）篱外为园、圃、场和花、树。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杜甫《客至》

关于这首诗的标题，杜甫自注“喜崔明府相过”。明府是唐代对县令的称谓（县尉称少府）。此诗作于上元二年（761年），杜甫交代了草堂的环境、偏远位置，以及屋舍的简陋，但是因为朋友（崔县令）的到来而颇为高兴。尽管菜肴单一，酒也是隔年的，但是兴之所至一起聚饮对于刚刚安顿下来的杜甫而言还是非常惬意的。尚能够与邻居老翁一起隔着篱笆对饮，则反映了杜甫为人处世的态度，亲近可人而倍显亲切。

杜甫的草堂成为颓败、高洁文士的精神象征，成为隔绝、孤独、清苦及一次次回忆往昔的中心，这使得我们想起加斯东·巴什拉提到的作为“修道院的原型”的“隐士的小木屋”；“面对一束远远消失在黑夜里的光线，谁不曾梦想过茅屋，谁不曾参与到传说中去，梦想隐士的小木屋？隐士的小木屋，这就是一幅版画原稿！真正的形象是版画，想象力把它们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它们加深了所经历的回忆，把所经历的回忆变成想象力的回忆。隐士的小木屋是一个不需要变奏的主题。只要最简单的一次忆起，‘现象学的回响’就会抹去普通的回响。隐士的小木屋是一幅遭到过多风景侵袭的版画。它必须从自己的本质、从居住这个动词的本质中接受它真正的强度。并且，小木屋是集中的孤独感。在传说的领域里，没有相邻的小木屋。”（《空间的诗学》）

好友严武暴亡，杜甫不得不举家离蜀，草堂易主（曾经划归草堂寺）且很快崩毁、凋敝。杜甫去世五十七年之后，晚唐诗人雍陶于大和元年（827年）专门拜祭杜甫草堂：“浣花溪里花多处，为忆先生在蜀时。万古只应留旧宅，千金无复换新诗。沙崩水槛鸥飞尽，树压村桥马过迟。山月不知人事变，夜来江上与谁期。”（《经杜甫旧宅》）时过境迁，物人皆非。韦庄于902年看到的则是：“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因命芟荑，结茅为一室。盖欲思其人而成其处，非敢广其基构耳。”（韦蔼《浣花集·序》）

到了宋代，随着杜甫成“圣”，修葺后的杜甫草堂，以及浣花溪交游、修禊和正月初七游览草堂，成为蜀地文人的习俗和交游的首选，正如陆游当时所记述的情形：“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最盛于他时。予客蜀数年，屡赴此集，未尝不晴。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老学庵笔记》）

现在我们看到的成都杜甫草堂则是后世不断重修和扩建之后的旅游景观了。此外，与杜甫有关的还有东柯杜甫草堂、成县草堂、三台草堂。元和十二年（817年），一向喜好山水之乐而成癖的白居易仿照杜甫，在庐山香炉峰下（今江西九江市南庐山西北部）修建了庐山草堂。我不由得想起撰有《杜甫年谱》的刘文典在1956年所作的诗《谒工部草堂》：“李杜文章百世师，今朝来拜少陵祠。松篁想象行吟处，云物依稀系梦思。濯锦江头春宛宛，浣花溪畔日迟迟。汉唐陵阙皆零落，惟有茅斋似昔时。”到了宋代，年近五十的大诗人陆游甚至专门在杜甫草堂附近的浣花溪畔过了一段致敬杜甫的耕读生活。在此，有诗为证：“莫笑躬耕老蜀山，也胜菜把仰园官。唤回痴梦尘机息，空尽闲愁酒地宽。无复短衣随李广，但思微雨过苏端。十年世事茫如海，输与闲人静处看。”（《躬耕》）

在宋代的伟大诗人当中有两个杜甫最大的拥趸，一个是黄庭坚，一个是陆游。正如黄庭坚所称道的“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

在成都杜甫草堂杜工部祠中，杜甫神龛的东西两侧陪祀的正是此二人。陆游曾看过一张杜甫的画像，还赋诗一首：“长安落叶纷可扫，九陌北风吹马倒。杜公四十不成名，袖里空余三赋草。车声马声喧客枕，三百青铜市楼饮。杯残朒冷正悲辛，仗内斗鸡催赐锦。”（《题少陵画像》）陆游在杜甫草堂拜祭杜甫像时更是满怀的凄凉与落寞：“清江抱孤村，杜子昔所馆。虚堂尘不扫，小径门可款。公诗岂纸上，遗句处处满。人皆欲拾取，志大才苦短。计公客此时，一饱得亦罕。厄穷端有自，宁独坐房琯。至今壁间像，朱绶意萧散。长安貂蝉多，死去谁复算。”（《草堂拜少陵遗像》）陆游在夔州、成都任职期间最为追慕和凭吊的正是杜甫，在当年杜甫寓居的东屯高斋，抑郁不得志的陆游自是感慨万千：“比至夔，客于柏中丞、严明府之间，如九尺丈夫，俯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可。予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尝不流涕也。嗟夫，辞之悲乃至是乎？”（《东屯高斋记》）

循着杜甫草堂，我们看到了很多当代诗人致敬的文本，比如梁晓明的《杜甫传第二十七页》：“杜甫从草堂里走出来 / 杜甫站在门口 / 看见我站在左面的一棵松树下 / 杜甫向我走来 / 他走到我旁边 / 把我的酒从手里拿过去 / 把我的肉从挎包里掏出来 / 然后他坐下 / 两杯酒喝完 / 杜甫的脸红了 / 杜甫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 / 杜甫开始在草地上踱步 / 突然他向草堂跑去 / 拎起一支笔急速地写起来 // 杜甫走出草堂 / 他很快走到我面前 / 把那张纸递过来 / 一挥手赶跑了树上的两只麻雀 / 然后他转过身一句一句地开始吟诵 / 杜甫的脸很红 / 嘴里的酒气一阵阵飘过来 / 黄昏的杜甫草堂 / 有蟋蟀的草地上 / 23岁的我脚边 / 杜甫传翻开到第二十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