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呼吸与杜甫之“琴”

无论是杜甫的出生地巩县南瑶湾村的诞生窑还是散落在各地的杜甫草堂、公祠、旧居、遗迹，无论是偃师、巩县、平江小田村的杜甫墓还是耒阳和襄阳的衣冠冢，它们都成为杜甫的一个个化身，成为一个个经典化的被人瞻望的精神地标，成为杜甫影响千年的可靠见证，也成为绵绵不衰的灵魂伙伴意义上的绝对的呼吸：“在偃师杜甫墓低头拜祭因诗而圣 / 那人。细雨蚕一样不停吐丝，围着我 / 一个凉字。 // 整个首阳山是一把苍老的古琴。手指 / 轻轻一拨，弦就断了，所有石头下面的草 / 都在喊痛。 // 从不相信灵魂脱窍的我围着墓园刚走一半 / 墓上树丛，一只巨大的鸟冲天一跃 / 我的思路瞬间被这尖锐的鸟鸣锯断 // 未来的我与过去的我，从此各奔前程 / 时间，就只是受惊的一秒 / 会凝固。”（彭志强《魂脱窍》）

那么，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杜甫成了一个精神共同体和伟大的传统？这样一个诗人的经典化与传统、接受者、个人才能（比如杜甫强调的语言上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诗歌的状物、述怀和叙事、写史的能力都非常突出），以及时代、命运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一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强调：“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在历代的文学传统中严羽将唐诗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唐诗在后世的流传中也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中心位置：“蜡像馆外。老师引一群孩子 / 围洞庭湖教那篇古文 // 馆内。李白挨着杜甫挨着韩愈挨着欧阳修 / 也挨着文天祥挨着辛弃疾，挤在课堂边 // 若有所思。多少年了 / 宋词比肩唐诗，还聚在岳阳楼做旁听生”。（哨兵《岳阳楼记》）显然，在唐代诗人中杜甫已经成为了至高的准则，正如宋人王禹偁所评价的那样：“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在一生写有4万多首诗歌的乾隆心目中，杜甫占据至高的位置：“杜诗于我有何缘，每一见之不忍舍”。（《杜诗》）金圣叹（1608—1661）自称是杜甫肚子里的蛔虫，甚至他在走亲访友和宴饮聚会时都要随身携带杜诗，兴之所至就批注起来：“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风晨月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不数年所批殆已过半”。（《叙第四才子书》）然而杜诗尚未批注完成，金圣叹就因哭庙案被杀。抗金时期的名将宗泽（1060—1128）在病危之际仍难以释怀的正是杜甫的诗：“泽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入问疾。泽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众皆流涕曰：‘敢不尽力！’诸将出，泽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翌日，风雨昼晦。泽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而薨。都人号恸。”（《宋史》）我们再来看看极其推崇杜甫的吴宓的一段话：“凡为真诗人，必皆有悲天悯人之心，利世济物之志，忧国恤民之意，盖由其身之所感受而然，非好为铺张夸诞也。如杜工部，如陆放翁，细读其诗，则谓之因公忘私也可！”（《吴宓诗话》）闻一多更是对杜甫推崇备至，至于做杜甫研究（《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时更是极为忐忑：“我给诗人杜甫绘这幅小照，是不自量，是亵渎神圣，我都承认。因此工作开始了，马上又搁下了。一搁搁了三年，依然死不下心去，还要赓续，不为别的，只还是不奈何那一点‘思其高曾，愿睹其景’的苦衷罢了。”（《唐诗人研究》）每个时代的诗人也总是在痛苦的现实际遇中想到杜甫：“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冯至《赣中绝句四首》）甚至在雷平阳看来，他是杜甫诗歌中的一截骨头变成的诗人。四川诗人彭志强则认为自己是杜甫诗学的传承者之一，是杜甫的诗歌战士。

作为流动的传统及精神共同体，杜甫总是能够轻易打通每一代人，他一次次重临于每一个时代的生存现场和诗学核心。这是诗人和时代在感应、回响中建立起来的语言事实和精神现实，它们最终汇聚成的正是超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及伟大传统。质言之，我们可以从诗歌作为超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及同时代人、同时代性的角度来考察每一个时代的诗人及其精神生活与杜甫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尽量以开放的文化视野来重新审视、评估、理解和接受杜甫：“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中国学者有一种偏狭的心愿，就是把中国古典文学视为‘我们的’（或者最多是‘东亚的’）传统，淡化‘外人’做出的阐释和赋予意义的权利和权威。这种心愿，恐怕会最终导致中国的伟大文学作品变成只有中国人自己才会去阅读和欣赏的文字，导致文化孤立主义，既不利于中国文化，也不利于人类文明。”（田晓菲《九家读杜诗·导论》）然而多年来，我们又一直处在“当代诗歌”缺乏经典的焦虑之中，我们也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出现方向性、总体性的写作者，即类似杜甫、叶芝、里尔克、沃尔科特、米沃什那样的终极诗人。我想到沃尔特·惠特曼说过的这句话：“要想有伟大的诗人，那么也必须要有伟大的读者。”也许“伟大”这个词对于当下的写作者和阅读者来说都太重了，于是加拿大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说：“文学所依赖的，不是理想读者，而仅仅是足够好的读者。”（《理想的读者》）质言之，每一个时代都在寻找着属于它的“杜甫”，杜甫是伟大的总体性诗人和精神共同体，每一代诗人都能够在他那里找到学习的源头和方法。我之所以强调要从历史性、共时性和未来性来衡量杜甫及当代诗人，意在提醒诗人要注重诗歌的难度，注重人格的修为，强化写作的效力和活力，要持有杜甫式的罕见而又可持续的创造精神：“但杜甫绝不是传统的文人，他恰恰是一个有强大的毅力和勇气去创新的人，比如说用典的问题，还是用白话的问题，这一千年来诗歌里就没完没了的争吵，直到现在还有诗人在说：我发现口语很伟大，要用口语。这个不用你发现，看杜甫的很多诗都能发现。杜甫的根本就是他的生活，那丰厚的经验，活生生的经历，所以他写诗就是提笔就来。有时候杜甫的这种活泼、生气、人间烟火的气息，后世诗人很多时候不敢这么写。”（李敬泽《万古江河鸟飞回——杜甫与中国人生》）

流芳千古的“李杜”作为双子星一直被并举。对“李杜”的评价，白居易的说法影响最大：“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与元九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杜甫的地位却越来越高，比如胡适所评价的：“（李白）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瞭望我们，我们也能瞭望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则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白话文学史》）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就认为：“（杜甫）与李白齐名，或说超过李白的诗人。他对自己的诗歌如此自信以至于把自己的诗当成治疗疟疾的药方。”（《古文选珍：诗歌》）尤其是从对话传统的角度，我们会更感兴趣于“当代”场域下的诗人与杜甫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和比较实际上在唐代已经开始：“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旧唐书·杜甫传》）李白与杜甫的差异更适应于王国维所说的“主观之诗人”和“客观之诗人”。李白是“不可学”的，而杜甫是“可学”的，恰恰是杜甫为诗人和诗歌树立了范本意义上的“诗艺法度”“诗性正义”的尺度：“一部中国诗歌史，完全可以分为杜甫前和杜甫后，杜甫特立独出，开辟了新天新地，从此确立了不可动摇的诗歌标准。世上有两种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令人目眩神摇，但是你不会想到学他，比如李白，几乎所有的人都爱李白，包括杜甫也包括皇帝；但是，无论当时还是后世，几乎没有什么诗人会想到学习李白，李白不可学、学不像，他天马行空，冲破了人类生活的正常尺度；而杜甫属于另一种艺术家，他是高山，令人仰望，但是，你知道，他也像山一样安稳，他开辟和界定了一系列基本的艺术原则和路径，你可以一步一步地走近他、攀登他。”（李敬泽《江河及其方向——杜甫一千四百年》）也就是说，较之李白，杜甫更接地气和人情，也更显得亲切和可靠，所以他毫无争辩地成为了任何一代诗人心目当中的“同时代人”，成为诗歌传统中最为持久而动人的存在，正如鲁迅所言：“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毫无疑问，作为同时代人的杜甫获得了越来越普遍的共识，他可以毫无挂碍地被后世的诗人所理解、接受：“我觉得杜甫确实不是古人，确实活在我们中间，他的感情和我们是相通的，他面临的问题、烦恼，他的喜怒哀乐都和我们是相通的。”（李敬泽《万古江河鸟飞回——杜甫与中国人生》）

二

“杜诗学”的产生和发展及杜甫成为“诗圣”意味着杜甫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化，而是在诸多经典化的诗人中被传播、研读、评注和阐释得最多的一位，从而成为诸峰中的最高峰，成为“集大成的诗人”“诗人中的诗人”“完美的诗人”。

杜甫已经不再是单单的个人风格的代表，而是成为从古典诗学（传统）和古代汉语一路延续、回响到现代诗歌、现代性和世界诗歌格局中的重要传统和精神资源：“杜甫，是祖国的诗人；而杜甫，作为一个人名，也是作为代表盛唐一个时代的诗人专名；杜甫也已成为中国诗歌的专名，无论是‘李杜’并称，还是‘诗圣’之号；而且‘杜甫’之诗，因为其自传性，成为盛唐历史的最后哀悼之名；甚至，杜甫这个名字已经烙印在历史盛衰的转折时刻，成为祖国历史诗意的唯一签名。但‘杜甫’，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专名（proper name），‘杜甫’已经成为一个通名（common name）。‘杜甫’，这个名字已经属于所有人，‘杜甫’就是所有诗人，甚至就是所有人，是那歌咏祖国的人性，就成为历史之名，就成为历史的通名与诗意的通名。”（夏可君《一群杜曲的安魂曲》）质言之，在诗歌共同体的意义上杜甫也是现代诗人的先驱者、祖先、父亲及精神引导者（导师）：“这些话/ 站在小田村的杜家祠堂 / 说给身后的长江或洞庭湖 / 毫无意义，说给身前的京珠高速 / 又让人欲言又止。我只好抠出 / 那本刚上市的诗集，塞进功德箱 / 就当杜氏第六十代嫡亲，吉春 / 新雨，续了一把香火”。（哨兵《过平江杜甫墓》）

老杜代表的是鲜活的、流动的、有效的传统，而这一传统正是诗歌精神的伟大共同体。在正典叙事之外，关于杜甫的诗歌史意义我们还要尽可能地还原为生命诗学，即生命、人性、求真意志、存在感构成的合力对诗人自己及时代和后世者的穿透力和贯穿可能：“其实，那几天，因为天寒地冻，我一直发着高烧，尽管如此，在我借宿的人家里，还是借着微弱的灯光将那本《杜诗选注》看到了后半夜，那一字一词呵，有时候像雨，但我又恨不得立刻就被它打湿，有时候像药，不用煎熟，我也能将它们全部喝下，渐渐地，高烧开始剧烈地作用于身体，我疲惫难支，还是睡着了；在梦里，我又看见了杜甫，和上次见到他时一样，他挤在人堆里，仍在登上渡船。实际上，还是连个照面都没有打上，但我知道，他就在那里，他就在人堆里。”（李修文《枕杜记》）张枣的外婆就非常喜欢杜甫的诗，所以她从张枣的童年开始就在灌输杜诗，而一旦这种诗歌影响转化为生命体验的话，它就变成了生命体之间的感知与交换，变成了知音一样的契合无间，变成了触动灵魂的暖火或闪电。因此，诗也就成为了永恒的精神体，它具有强大的心理势能和召唤空间，而诗歌所携带的情感、感受、记忆既指向了过去又指向了未来：“（外婆）带我时（我）大概十岁，因为冬天比较冷，所以她常说，这个枣娃子晚上就像个热水袋暖着我。但我夜里不好好睡觉，老爱踢被子。有一天早晨起来，她就对我说，真是‘娇儿恶卧踏里裂’啊。这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句子。我当时还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她告诉了我。我一下子就觉得‘娇儿’这个词用得太好了，一下子就呈现了我和外婆之间的关系。我当时就疑惑，为什么这样一个动作也可以变成诗歌？这句诗恰当地描述了我们当时所处的那个世界，让我一下子感到世界的不一样，体会到了诗的愉悦。”（张枣《“甜”》）可见，真正激发了张枣的诗歌冲动并重建了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杜甫。确实，诗歌是写给和献给那些灵魂契合、性格相通的特殊人群的——尽管他们可能正是那些无限的少数：“当白色鸟急疾地扑进林子，恍惚中 / 万箭穿心的感受 / 一只航行在内河的红舞鞋 / 轻易听懂了它嘴喙和翅膀的抖动 / 你节奏轻盈的足踝，旋转 / 一朵绿色春天的风信子 / ‘这封信如果有人愿意读 / 我乐意去按全世界的门铃’”。（杨克《诗是写给灵魂相通的人看的》）所以老杜的目光能够越过一千多年的时光仍在对视着我们，穿透我们身处的现实和时代的迷雾：“在现代诗歌的语境里，任何触及杜甫的话题，似乎很容易就卷入我们和诗的传统之间的关系来加以甄别。比如，一个当代诗人谈论来自杜甫的启发，不论细节如何，这件事本身就很容易被举证为具有某种象征性，而且毫无争议地预示着，新诗的未来还是要回归古代的诗歌传统。杜甫作为古代诗人的伟大代表，我们作为诗歌史上的后来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维吉尔和但丁的例子。在世界幽暗的密林中间穿梭，先驱者和后来者的关系，既呈现着历时性的想象，也颠覆着共时性的秩序。表面上，先驱者提供引领，但如果没有更深切的心灵的默契，恐怕我们追随的脚步也会摇摆不定，经不起多少尘世的坎坷。”（臧棣《作为压舱石的杜甫》）

三

俞伯牙与钟子期、李白与杜甫、元稹与白居易，他们这样的知音、灵魂朋友、命运伙伴及“双子星”式的相互之间的寻求、吸引、共鸣一直都存在着，当然更多的情势则是可遇不可求。他们彼此惺惺相惜，在生离死别的时刻、时代的至暗时刻，诗歌和艺术成为延续下来的记忆方式及伟大友谊的见证，正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诗经·小雅·伐木》）。

将目光拉近到当下，我们就会注意到类似的精神事实，比如海子与骆一禾、张枣与柏桦、木心与陈丹青，“铭记永恒的诗歌友谊，再现生命中彼此重叠的时刻、奇迹、美与冒险”（柏桦《橘颂：致张枣》）。这些伟大的友谊让人羡慕不已，正如1999年远在德国的张枣如此深情地写给柏桦的文字一样：“在1983至1986年那段似水韶光里，我们俩最心爱的话题就是谈论诗意的机密。当时，他住重庆市郊北碚区，我住市区里沙坪坝区歌乐山下的烈士墓（从前的渣滓洞），彼此相隔有二三十公里，山城交通极为不便，为见一次面路上得受尽折磨……有时个把月才能见上一面，因而每见一次面都弥足珍贵，好比过节。我们确实也称我们的见面为‘谈话节’。我相信我们每次都要说好几吨话，随风飘浮；我记得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敢超过三天，否则会因交谈而休克、发疯或行凶。我们常常疲惫得坠入半昏迷状态，停留在路边的石头上或树边，眼睛无力地闭着，口里那台词语织布机仍奔腾不息。”（《销魂》）这印证了诗歌最需要的就是“心灵的默契”，最终要达到的至境就是“诗人是兄弟”，是李白与杜甫意义上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