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同时代人”与“万古愁”

上天赋予他不起眼的躯壳，

装着山川，风物，丧乱和爱，

让他一个人活出一个时代。

——黄灿然《杜甫》

“当代人”向杜甫致敬的深层动因在于杜甫的诗及其人格的共情力量和无比深沉的命运感，在于他对自我、生活、疾病、困苦、万物以及时代命运强大的揭示能力，在于他高超的诗歌技艺和语言才能：“杜甫之伟大就在于，他竟能把一切提炼为精悍的韵律、提炼为诗。”（李敬泽《北京雨燕以及行者》）杜甫是兼具命运感、时代感以及历史感的综合型、总体性诗人，所以他会成为后世作家的精神导师，甚至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同时代人”。正如伟大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说的：“如果杜甫（他生前看到唐朝文化的衰败）没有在大唐的首都长安（现在是现代工业化城市西安）的郊区沟上纳凉遇雨而写出‘雨来霑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我也不知道我们如何看待内华达山脉，不知道那些山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诗歌与地点》）

一

1942年，伟大的哲学家、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在日记中写道：“大多数作家则将许多时间消耗于种种折磨之中：想写，却不能写；想写得不同，却无法写得不同。”我们不妨将加缪的这句话看作是“诗人之教育”，这既来自诗歌的内部规定性又来自社会外界的激荡。在艰难重重的非常时期，诗人应该对谁说话？诗人最终该对谁负责？诗人的表达如何才能充满效力、活力以及精神共振？这让我想到当年奥登对叶芝及其时代困境的提问：“和我们自己相比，叶芝作为一名诗人在他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曾面临过怎样的困难？这困难和我们自己的相比起来有多少重叠之处？它们相异之处又在哪里？”

近年来，中国诗人最为推崇的诗人无疑是杜甫：“关于杜甫，近年来，我读完了最新版的十二卷本《杜甫全集校注》，还拜读了冯至先生的《杜甫传》，洪业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吕正惠先生的《诗圣杜甫》等介绍杜甫生平和艺术成就评价的书籍。当我再一次问自己，是否当下众多汉语诗歌写作者们言必提及的诸如米沃什、布罗茨基、沃尔科特甚至艾略特和庞德等20世纪的西方大师级诗人们，其艺术成就和影响力已经超越了我们的先辈杜甫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谷禾《向杜甫致敬》）质言之，杜甫诗歌世界中的情感、经验、现实既是修辞问题又是实践问题，这可以具化为题材、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可写的和不可写的、允许写的和不允许写的，而诗歌的“社会功能”恰恰是以语言、修辞和技艺为前提的：“诗人作为诗人对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首先是维护，其次是扩展和改进。在表现别人的感受的同时，他也改变了这种感受，因为他使得人们对它的意识程度提高了。”（艾略特《诗的社会功能》）当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不同的年龄段以及生存境遇中，即使是同一个人所面对的杜甫影响也是有差异的，每个人总会在不同的命运情势和诗学观念下来选择杜甫。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杜甫的复杂性和多样化，杜诗精微而又博大，具备日常精神、命运感以及穿越世事的“万古愁”式的普遍性：“杜甫的繁复变化在同时代人看来，可能太过分了，但恰恰正是这种体验的丰富多变吸引了许多后代的赞赏者。气候、情调及主题不断地变化，戏谑和敬畏和谐地并置。”（宇文所安）“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赤子般的爱好，它不只能‘巨刃磨天’，刻画山河的奇险和时代的巨变，也能描绘燕觜蜂须和春夜的细雨，它们衬托出杜甫的为人，同时也表达了杜诗风格的多样性；既有掣鲸鱼于碧海、璀璨瑰丽、甚至有时不易索解的诗篇，也有好像不费功力、信手拈来的清词丽句。世界上第一流的大诗人多能做到这个地步，屈原是这样，莎士比亚是这样，歌德也是这样。他们往往不是文体论里的一种风格、文学史上的一个主义所能范围得住的。”（冯至《论杜诗和它的遭遇》）确实，杜甫是集大成的诗人，正如苏轼所评价的，“杜诗、韩文、颜书、左史，皆集大成者也”。与此同时，杜甫也是超越时代和时空限制的“万古愁”式的诗人：“说到杜甫集大成的容量，其形式与内容之多方面的成就，固早已为众所周知，而其所以能有如此集大成之容量的因素，我以为最重要的，乃在于他生而禀有着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的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代序》）如果说有“一千个杜甫”可能一点都不为过：“杜甫是律诗的文体大师，社会批评的诗人，自我表现的诗人，幽默随便的智者，帝国秩序的颂扬者，日常生活的诗人，以及虚幻想象的诗人。他比同时代任何诗人都更自由地运用了口语和日常表达；他最大胆地试用了稠密修饰的诗歌语言；他是最博学的诗人，大量运用深奥的典故成语，并感受到语言的历史性。”（宇文所安）而在诗歌技艺和诗歌体式的层面，杜甫更是一个集大成者：“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杜甫墓系铭》）就杜甫而言，无论其精神形象、现实向度还是艺术层面都是极其多元和复杂的，甚至是开创性的。必须强调，“技艺”也是对诗人“真诚”的考验，对此我甚为认同布罗茨基说过的“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

最出格的一次，我模仿中唐诗人张籍

偷来一本《杜工部全集》，在街边

把它烧成了灰，拌入饭中

吃得热泪滚滚

——雷平阳《行为艺术》

唐代诗人张籍曾经将杜甫的诗烧成灰拌饭吃。雷平阳《行为艺术》中提到的这个典故出自《云仙杂记》：“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杜甫作为“同时代人”的命运共同体总会来到每一个时代的“当代人”中间，甚至在很多作家和诗人那里杜甫作为命运伙伴更像是一位灵魂意义上的“父亲”。正如谷禾在《父亲回到我们中间》一诗中所描述的——

一定要请父亲回到我们中间来。

要允许一个父亲犯错，

允许他复生，

要允许他恶作剧，

允许他以一只鸟的形式，

以一只跛脚鸭的形式，

以一只甲虫的形式，

或者以浪子回头的勇气，

回到我们中间来。

春天来了，要允许父亲从婴儿开始，

回到我们中间来。

要让父亲在我们的掌心传递，

从我的掌心，到你的掌心，

她或者他的掌心，

到母亲颤巍巍的掌心，

春天来了，要让他在掌心传递的过程中

重新做回我们披头散发的老父亲。

确实，从影响的焦虑和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杜甫不断在一代又一代人那里得以“重生”，他作为精神意义上的“父亲”一次次回到我们中间，让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他命运的纹理和灵魂的底色。“杜甫”作为“同时代人”有了越来越清晰、有力的“当代”回声。对当代诗人而言杜甫是不可替代的精神传统：“置身于现在的时代，我甚至觉得，我们最需要的诗人，不是李白而是杜甫，如此多的丧乱、癫狂、沉痛，理应有大慈大悲的苦难灵魂去对应、去铭记、去歌哭。也就是那一段时间，我把写作的视点集中到了‘野草般的人民’身上。”（雷平阳《我诗歌的三个侧面》）雷平阳诗歌和散文当中反复出现的“记”是为了强化杜甫诗歌的记录、见证和记忆的功能，这也是当代诗人最为看重的杜甫式的“诗事”“诗史”“诗传”的传统的接续或再造。

一个当代人，无论他是多么病愁失意、逆旅伤怀、穷途末路或是登高怀秋、心系苍生，杜甫总会成为他的命运伙伴和灵魂朋友。在草木人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而只有杜甫成了那些处于迷茫、失意和困顿中的人们的同路人或引路人：“至于我，当浓雾被阳光刺破，渐至消散，和那些没有名字的人一样，哪怕相隔千年，我也在杜甫身上，在他的诗歌里，获得了一寸一尺的实在，骤然间，我突然想要一本他的诗集，于是，片刻也未停留，我跑出了村子，坐上了前往县城的客车，在县城里，我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书店，最后，在一所中学门口黑黢黢的租书店里，在一堆油腻的漫画书的中间，我找见了一本《杜诗选注》。”（李修文《枕杜记》）

的确，我们应该在“同时代人”前提下的“精神共同体”层面来看待以杜甫为典范的诗人与生活、艺术、时代以及命运的深层关系。对于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而言，这是人与世界的重逢，是词语和时间的交锋，这涉及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物之间的彼此对视或磋商。随着现代性景观的降临，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逆转，一个个精神断裂带也随之产生，诗歌的分裂感和诗人的焦虑意识越来越突出。无疑，这份精神证词的提供是远非轻松的，诗人时时处于焦虑话语和紧张的精神盘诘之中，因为世界主义是以抹平记忆和空间差异为前提和核心法则的。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世界主义已经导致了精神分裂症，写作世界当中隐喻和象征化的精神分裂症几乎无处不在。尤其是当代诗人对现代性时间的审慎处理和基于人性、存在困境基础上的批判性反思，让我们目睹了远非轻松而又犹如迷雾般的现实和超现实。由此，我们就又想到了杜甫，想到了杜甫对自我、环境、时代、家国的发现、命名和创设能力。在“同时代人”和“精神辨认”意义上，杜甫并不只是遭逢人生飘萍和安史之乱的“唐朝诗人”，而是“当代诗人”和“世界诗人”。换言之，杜甫总会以各种面目和方式来到后世和我们中间：“每一时代都从杜诗中发现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文体创造的无比精熟，特定时代的真实个人‘历史’，创造性想象的自由实践，以及揭露社会不平的道德家声音。”（宇文所安）杜甫的人与诗携带了强大的精神载力，他的人生以及诗作总会在不同的时代引起强烈的共鸣，比如自称是杜甫肚子里蛔虫的金圣叹每次外出与友人聚会必随身携带杜诗，甚至往往在醉眼朦胧中进行批阅。

如果我们将杜甫理解为“同时代人”意义上的“时代”和“命运”，那么与此相关的任何历史、传统、时代、社会、现实以及个人、生命、存在等都是相通的。这正是我们理解以杜甫为中心的唐代诗人作为“同时代人”的一个起点：“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 / 所谓希望，不过是命运。”（西川《杜甫》）杜甫的人格高度、精神肖像、诗歌技艺、语言的创造性、诗体的完备以及入世的热忱、家国情怀、忧患意识、思想的载力和“万古愁”式的宇宙意识、开放的襟怀已然成为后世一代又一代诗人难以逾越的“高标”。是的，杜甫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失效和过时，他总会来到不同年代的读者身边和心中。杜甫属于每一个人，杜甫是“我们”的杜甫，杜甫属于所有的世纪和所有的后来人。

二

在杜甫这里，“万古愁”不只是个人的情绪起伏、时间意识以及错乱、挫败的命运感，而是心怀天下、心系苍生与大地万物的大襟怀、大悲凉与大悲恸。杜甫的目光从自我出发而辐射到天空和大地，辐射到江河、山川、飞鸟、孤舟、万物以及家国之上。换言之，杜甫的“万古愁”涵括了无比真实的生命个体的细微感受以及“心事浩茫连广宇”般的时空伦理和人类精神的普遍性。

在此，我们可以读读杜甫的《登楼》以及《登高》，一起感受下他作为我们的“同时代人”的所观、所想、所叹，尤其是体会一下杜甫在一个个悲彻的秋天、在一个个登临的时刻以及一个个黑夜所生发出来的贯穿古今、同频共振的“万古愁”。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玉垒，即岷江上游的玉垒山，《汉书·地理志》载：“玉垒山湔水所出东南至江阳入江。”西山寇盗指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吐蕃军队攻陷了松州、维州、保州以及剑南、西川诸州，当时形势极其危急。《旧唐书·代宗纪》：“吐蕃陷松州、维州、云山城、笼城。”《新唐书·吐蕃传》：“是岁（广德二年），南入松、维、保等州及云山新笼城。”杜甫此诗作于广德二年（764年）春天，此时正值吐蕃侵犯而局势艰难之际，杜甫此刻登楼满怀忧虑。古往今来蜀地的风景几无变化，玉垒山巍峨高耸，锦江日夜流淌。在万方多难的家国遭际面前，杜甫希望唐王朝的江山如大山一样稳固，但是在时局动荡的境遇下诗人也深感无奈和无力，而只能在暮色苍茫中登楼独立、忧戚怅叹、追古思今。对杜甫这首诗，朱自清有非常准确的解读：“元年冬，吐蕃陷京师，郭子仪收复京师，请代宗反正。所以有‘北极’二句。本篇组织用赋体，以四方为骨干。锦江在东，玉垒山在西，‘北极’二句是北眺所思。当时后主附祀先主庙中，先主庙在成都城南。‘可怜’二句正是南瞻所感（罗庸先生说，见《国文月刊》九期）。可怜后主还有祠庙，受祭享；他信任宦官，终于亡国，辜负了诸葛亮出山一番。”（《<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