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艺术观察家：杜甫与唐代书画

关于生活于盛唐开元时期及由盛转衰的天宝年间的杜甫，很多读者都想通过他了解当时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当时的文化面貌及整体艺术环境是如何的。毫无疑问，杜甫是唐代生活和文化艺术的第一观察家。无论是饮食（比如饆饠、胡饼、烧饼、搭纳等胡食，葡萄酒、三勒酒、龙膏酒等美酒）、器具（比如餐具、酒器、铜镜等）、服饰（包括发式），还是音乐（乐器、曲牌等）、舞蹈、体育运动（打毬、击鞠等）、书法、绘画、雕塑（比如唐代演奏陶俑、胡人立俑、胡人持酒瓶俑、胡人骑马俑、胡人狩猎俑、胡服女骑俑、骑骆驼胡俑、骆驼载乐俑、彩绘黑人俑、阿拉伯人俑、胡人骑马驯豹俑、吹横笛乐伎图、吹箫乐伎图等）、宗教等都体现在了以杜甫为代表的大唐诗歌之中。

一

盛唐社会的开放及艺术的繁荣与长安（当时有100多万人）同西域文明的交互、融通有直接关系，比如服饰方面：“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幅，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襟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矣。”（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对此，元稹有诗为证：“雅弄虽云已变乱，夷音未得相参错。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法曲》）杜甫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事无巨细、等量齐观地抒写这些日常生活、文化现场及朋友交游，从而保存了关于唐代生活史、文化史和艺术史的大量细节。众所周知，唐代诗歌的传播离不开宴饮、聚会，离不开教坊、青楼、酒肆、茶馆、驿站、寺庙，所以歌舞文化、乐伎文化、宗教文化及大众文化所构成的文化环境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杜甫的诗歌确实带有风俗史的突出特征，其诗歌中的服饰、发式就涉官服、便装、冠巾、鞋履、衣料、纹样、面妆，以及头饰、腰饰、臂饰等各种首饰。据统计，杜甫的诗歌中涉及乐器和乐曲（乐舞）的近300处，包括琴、瑟、筝、琵琶、钟、磬、鼓（鼙鼓）、埙、篪、笙、竽、觱篥、笛、笳、箫等。对于唐朝诗人而言，生活与艺术总是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而其中像杜甫和李白这样的诗人对绚烂至极而迷人眼目的大唐文化起到了极其特殊的中介、推广作用：“我们走在唐人街。在韩剧日剧里 / 片断温习散失的大唐文化，礼乐 / 电子报上读到他们选出第一位女总统 / 乍然想起我们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女士 / 日文杂志里平假名如岸边细草被微风 / 吹动，逆流而上把我们带回草圣 / 连绵如腹泻的肚痛帖。长安不见，使人 / 长不安。留学生，学问僧，传教士 / 商人，使者。壮盛的唐像饱满的蚕 / 缓缓吐丝，穿过丝路把丝绸，瓷器 / 铁器，银器，金器，铜镜，造纸术 / 印刷术吐向西域，吸回来葡萄，核桃 / 胡萝卜，胡椒，胡豆，胡乐，胡服 / 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黑衣大食的 / 伦理学，语法学，天文学，算学 / 航海术……虽然他们的教主说过： / ‘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 我们在棋盘状的京城竖立不同宗教的 / 寺庙，礼拜堂，碑塔，以这些色彩 / 造型各异的棋子，进行万国棋赛 / 长安一片月，万富数钱声。公孙大娘 / 在宫廷，在街坊舞剑器，健舞妙姿 / 胡旋女在棋盘上击鼓急旋，纵横万转 / 如回雪飘飖。公开竞技的百戏，杂技 / 跳丸、吐火、吞刀、筋斗、踢毯…… / 虚实秘连的传奇：游仙窟，南柯梦 / 黄粱梦，西厢云雨，倩魂小玉……”（陈黎《唐朝》）通过陈黎的《唐朝》这首诗，我们似乎由此穿越一千多年的时光与杜甫同时来到长安，来到车马喧哗的闹市和人声嚷嚷的酒楼，感受炫目至极的盛唐文化。但是陈黎仍然感到不满足、不尽兴，于是又写了一首《新唐朝》。与《唐朝》一诗不同，陈黎在《新唐朝》中变换了另一种更为戏谑和夸张的笔调，比如最明显的“唐”与“糖”的谐音梗式的互换和惊异效果：“唐朝的米是糖。二十四史里 / 没有这么说，但沉浸在一天 / 二十四小时热恋甜蜜的情侣们 / 都同意：我们每日的米食是糖 / 我们在遣糖使日日来朝的新唐 // 我们用糖的语言书写我们每日的小历史 / （虽然不免夹杂渴望、等候、猜疑之盐粒） / 并且用近体的五言嚼句、七言嚼句 / 反复咀嚼它们 / 我说：君之声如蜜黏我 / 你说：剥我如剥糖 / 我说：吃君令齿老 / 你说：我要你永远嗜糖 // 嗜糖的意思就是悉数、尽情地 / 把糖吃光，不要有剩糖 / 因为欲望的糖罐要随时清空 / 才盛得下不断更新的爱的盛唐 / 它的虚成就了它的实 // 我们在新唐朝吃糖 / 想念糖诗三百首的糖朝”。

当回望杜甫与艺术的时时互动，我们会发现当代中国诗人使诗歌的功能越来越狭窄了，而诗人以自我为中心却越来越膨胀了。翟永明在《长诗写作的可能性》（《诗刊》2020年6月号下半月刊）中专门提及了杜甫的写作与唐代艺术的关系：“除了《三吏》《三别》这些我们熟悉的例子，他还有几首诗，在我们今天看来就算长诗，其中一首长诗，值得一说：《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这是杜甫七言长篇，被称为‘变化神妙，极惨淡经营之奇’。全诗共四十句，如一篇画马大师的生平传记。开篇写其门第身世，不同凡响；再写其学画过程，高超技艺；以诗写画，又写人又写马，再写世态人情。如油画笔触，一层一层、一笔一笔往上罩色彩。各种铺垫，前后呼应，笔力也是苍凉沉雄。诗的结构一浪接一浪，错综复杂，但又层次有序。以艺术家的生平铺垫，来描述时代的变化。也以艺术家的风骨，来譬喻自己的处境。另有一首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是一首歌行体。在长诗里，杜甫描绘了一个叫公孙大娘的舞蹈家，也写到一位叫张旭的书法家。因为观看了公孙大娘的舞剑，张旭创造了一种特别独特的草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典故。读一下前面几句：‘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如果不是一首长诗，写到这个地方，差不多可以结束了，也很完整。但是杜甫写这首诗，并不是要写一个人舞剑。而是通过实写剑舞的今昔时空，来虚写一段开元天宝历史。”

像杜甫这样的综合性的总体化诗人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一个写作者的襟怀必须足够宽远，他的视角既挖掘自我的精神渊薮又深度辐射广阔幽邃的时代景深，而艺术成为杜甫观察整个大唐的有效平台：“而这废墟之上最后的天堂 / 仿佛一座停工日久的砖瓦厂 / 如果我是牧童，遇上大雨 / 我就会把羊群赶进这幽寂的宫殿 // 被遗弃的宫殿向俗世敞开 / 围住空虚的四壁能否坚持到永远 / 我们听不到的合唱在继续 / 我们闻不到的花香将我们熏染 // 四壁上御风而行的神仙们 / 裙带飘舞；只是那天堂里的清风 / 从不刮向大地，从不刮向 / 那在水库边洗脚的秃头少年”（西川《观芮城永乐宫壁画》）。

杜甫的艺术圈和朋友圈是非常广泛而驳杂的。按照星相学的说法，杜甫是水瓶座，他的性格算得上是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的。我们可以称其为“友谊之星”，因为杜甫喜欢结交各色朋友，但是很难与他们交心，而且他最爱的永远是自己。从杜甫一生的广泛结交来说，这一点倒是很像。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星座成为诗人认知自我的另一个途径——有趣但也未必要当真：“上溯晦暗的双鱼座 / 那里有另一种远离海水的生活 / 不是滥用了真理的畜牲所能体验 / 不是躲过了北风利爪的人们所能理解 / 生活变乱至今 / 而命运看不见摸不着 / 必须点亮多少支蜡烛 / 才能使一只困乏的小鸟重新振作？”（西川《双鱼座》）对于极其喜爱社交的杜甫而言，他有着数量极其可观的交游诗、纪行诗。据统计，其1400多首诗中约一半与交往、唱和、酬答、游历有关。杜甫无论是从青年时代的壮游还是到长安旅居十年或乾元二年开始由秦入陇再入蜀及流落两湖时期，其交游人数至少有四五百人。其中涉及皇帝、宰相、郡王、驸马、尚书、中书舍人、侍郎、翰林学士、左金吾、刺史（使君）、少监、侍御史、评事、拾遗、校书郎、长史、兵马使、少尹、别驾从事、司马、明府（县令）、判官、县尉、少府、参军、兵曹、主簿等各个层级的权贵和文武官员，还有僧、道、妓、乐、工、农、商，以及社会各个阶层。具而言之，有汝阳王李琎、岐王李范、宰相房琯、左相李适之、尚书左丞韦济、秘书监贺知章、郑国公严武、中书舍人贾至、驸马郑潜曜、驸马崔惠童、夔州都督柏茂琳、北海郡太守李邕、广文馆博士郑虔、国子司业苏源明、左金吾大将军李嗣业、何将军、魏将军、曹将军、王将军、嘉州刺史岑参、彭蜀二州刺史高适、齐州司马李之芳、崔明府、韦明府、萧明府、杨少府、姜少府、颜少府、崔少府、柳少府、宋少府、刘少府、许主簿、王十五判官、赞上人、旻上人、蜀僧闾丘、道士、朱山人、张十二山人、覃山人、卫八处士、庄主、老农（野人）、奴仆、厨师等。

杜甫的这些交游诗全景式而又细致入微地记述了唐朝的生活与艺术。甚至围绕着杜甫的生活、写作及艺术圈的朋友，后世的书画家一次次将它们作为创作的素材，比如苏轼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他曾抄录杜甫的诗《堂成》：“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下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关于为何抄录杜甫的这首诗，苏东坡有如下的解释：“蜀中多桤木，读如欹仄之欹。散材也，独中薪耳。然易长，三年乃拱，故子美诗云‘饱闻桤木三年大，为致溪边十亩阴’。凡木所芘，其地则瘠。惟桤不然，叶落泥水中辄腐，能肥田，甚于粪壤，故田家喜种之。”乾隆认为苏轼抄杜甫的这首诗《堂成》正契合其对蜀地“桤林笼竹”的山川风物的怀念。至于苏轼《杜甫桤木诗卷帖》的艺术成就，明代金冕在题跋中云：“昔先生尝赞美杜子美诗、颜鲁公书，此求之于声律点画之外。今观先生书杜诗，后千百年，宛然若日昨挥洒者，盖寓精神于翰墨而材品所自到尔。倘拘以宇宙之得而论之，是未可同赏妙也。”在抄录杜诗的历代书法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怀素、苏轼、黄庭坚（以其为代表的“江西诗派”更是以杜甫为宗）、赵构、张即之、鲜于枢、赵孟頫、徐渭、董其昌、祝允明、王铎、张瑞图、傅山、郑燮、朱耷、陈淳、刘墉、何照基等，由此可见诗圣杜甫在历代文人心目当中是何等之重要。怀素、徐渭、赵孟頫、祝允明、王铎、许光祚、张瑞图、陈淳、傅山等大书法家抄录最多的正是杜甫晚期风格的巅峰之作《秋兴八首》。

有关杜甫的形象、画像及诗意图的描画，自宋代始而在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尽管今天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来认识有多少画作是受杜甫或者其他诗人诗句启发而成，但杜甫诗句比其他诗人诗句都更直接地影响到了各类‘诗意图’的创作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或许可以据此推论，这是杜甫在晚期帝制中国所达到的‘伟大诗人’这一地位的切实反映。”（艾朗诺《明清绘画中的杜甫诗句》）代表性的“杜甫诗意图”主要有宋代李伯时的《饮中八仙图》、赵葵的《杜甫诗意图册》、李公麟的《丽人行图》、佚名的《杜甫丽人行图》，元代佚名的《杜甫像》，明代沈周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意画》、唐寅的《临李公麟〈饮中八仙图〉》、仇英的《〈涪江泛舟送韦班归京〉诗意图》、文徵明的《文待诏五月江深草阁寒图》、文伯仁的《〈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诗意图》、文嘉的《写杜诗山水轴》《柴门送客图》、周臣的《柴门送客图》、谢时臣的《杜陵诗意图册》、沈颢的《杜陵诗意山水图》、李士达的《饮中八仙图》、孙枝的《杜甫诗意图》、杜堇的《古贤诗意图》、谢缙的《潭北草堂图》、张复阳的《垂纶图》，清代恽寿平的《少陵诗意图》、王时敏的《杜甫诗意图册》、石涛的《杜甫诗意册》、傅山的《江山草阁图》、王原祁的《杜甫诗意图》、王翚的《少陵诗意图》、王鉴的《仿范宽少陵诗意图》、丁观鹏的《杜甫诗意图全卷》、吴历的《少陵诗意图卷》、戴本孝的《杜甫诗意图册》、吕焕成的《杜甫诗意屏》、董邦达的《杜甫诗意高宗御题轴》《芦汀泛月图》、任伯年的《公孙大娘舞剑图》、程梁的《饮中八仙图卷》。近现代，则有张大千的青绿山水《杜甫诗意图》、傅抱石的《杜甫诗意》、陆俨少的《杜甫诗意图册》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陆俨少（1909—1993年）。他于抗战时期流寓巴蜀，在国家危难时刻他随身携带的正是杜甫的诗集：“入蜀前行李中只带一本《钱注杜诗》，闲时吟咏，眺望巴山蜀水，眼前景物，一经杜公点出，更觉亲切。城春国破，避地怀乡，剑外之好音不至，而东归无日，心抱烦忧，和当年杜公旅蜀情怀无二，因之对于杜诗，耽习尤至。入蜀以后，独吟无侣，每有所作，亦与杜诗为近。”（《陆俨少自叙》）陆俨少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1962—1991年）完成了《杜甫诗意图册》。